梁子的记录片《房东蒋先生》
上海里弄深处一栋小洋楼的主人——六十多岁的蒋叔，在常人眼里，他是一个怪人：没有工作，终生未娶，一个人几十年守着这栋几百平米的小楼。楼房是解放前父亲留下的，文革中蒋先生被红卫兵赶走了十八年，现在却又要被开发商“赶走”了。
一个人和一栋楼房的命运，折射出上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的一段缩影，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DV题材。不过从拍摄上，这个题材又必然面对着诸多操作上的困难。首先这是一个人物故事，镜头中的主体是蒋先生，一切故事要围绕着他本人进行，且不说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拍摄，即使配合，光是大量个人陈述的镜头就会把编导和观众搞得枯燥不堪。还有环境和历史呢？没有这些，故事显然无法展开，但是在这样一个局限的空间里，怎样自然流畅地将人物命运和那个更大的背景结合起来，对于DV拍摄，又会是一个问题。
让我们从操作而不是欣赏的角度来解析这些问题。
结构 双主题缠绕并进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主题：人物的命运和房子的命运，后一个主题随着前一个主题展开。而如何克服采访隔阂，既是观众开始心里的悬念，也是人物纪实片开始一定会面临的问题。本片开始得很突兀，采访者梁子对蒋先生说：“我采访你我失败了，我很沮丧”，镜头里的蒋靠在床上，散漫又很固执地反问：“你看我什么也没有问你，老是你在问我。”两人几乎吵架。紧跟着从画外音切进蒋先生镜头：“从我出生以前这栋房子就在这里了，它一次次对我说再见，现在是我对它说再见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冲突的开始，一个悬念的开始，也是两个主题并进的开始。
我相信在本片的创作过程中，对人物的采访，会本能地围绕这两个主题。在面对一大堆有趣的采访素材的时候，编辑的头一个问题就是编辑逻辑。在这里，采访者的第一人称主诉和蒋先生的第一人称主诉是编辑所能够选择的最自然的叙述方式，不过前者的主诉实际上是牵引出后者主诉的闸门和渠道。没有梁子当然无法激发出蒋先生的命运故事，而蒋先生命运的故事在这里又是围绕房子的命运展开的。
找到叙述方式之后，干超和梁子可能选择的叙述结构有若干。比如在直接采访不畅的情况下，继续采访者的个人主诉视角，以直接镜头和背景材料组成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推断性故事；或者围绕人和房子的命运进行多角度周边采访，在当事人主诉的推动下串联起更多的采访叙述等等。
DV作品是“轻量级”的视觉作品，正因为“轻”，因此它大多会进行单线索的主题推进。单线索当然也是一种结构，而且是最容易清晰的一种结构。不过单线索也容易直白，难以建立悬念。如果故事和素材稍微复杂，就有谋篇布局的结构问题。一部好看的视觉作品，一定要有一个好看的结构。有一个清晰明快的结构，作品也就成功了一半。本片结构中，编导者主要以人物主诉的方式，使人物和房子两个主题相互缠绕并进，相互推动，互为悬念，在这个不长的短片里，故事的逻辑从对蒋先生特殊生活方式的观察，到人物与房子的过去；从房子面临拆迁的命运，再到房子里人的心态情态。在这个相互缠绕的结构中，对历史的回顾，又成为主题之间切换和“转向”的动因。故事人人会讲，讲法各有不同。看明白这个叙事结构，就看明白编导者在编辑逻辑上的智慧所在。
把这个结构看清楚了，也就把本片编辑的动机看清楚了。
细节 刻画人物的捷径
本片最具欣赏性的是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刻画”，在这里当然是用镜头进行的。
对于DV摄影者来说，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问题是：当作品需要的时候，你的镜头是否能够在现场？在现场的镜头能否自觉地向细节发生的地方推上去？推上去的镜头能否根据画面运动进行有意义的推拉摇移？这就像画笔和画布的关系。镜头是画笔，对象是画布，镜头围绕对象的推拉摇移就是DV创作的刻画过程。
本片中有许多组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蒋先生梳头，那样一种从不同角度观察的条分缕细的过程，让我们真正理解什么叫做一丝不苟。蒋先生沏红茶，平底锅煮茶，菜刀削柠檬，茶水淋在茶包上然后沏进茶杯里。蒋先生洗衣服，不用手，而且是终生不用手；即使是洗衣机，也是用木棒替代刷子完成与衣物的接触程序，进而还有理论：“人类的进化就是发明了工具。”蒋先生改造牙刷，用钢锯锯开刷头与刷柄后，再用电烙铁重新把牙刷焊接为垂直角度，成为极具个性化的蒋氏个人卫生工具。蒋先生出门，看钥匙看锁，反复检查三遍以上。蒋先生的“办公室”，盥洗室的洗脸池边；蒋先生接受采访，斜倚在床上，十足的慵懒情态；蒋先生的嗜好，烟不离手；蒋先生的回忆和期待，“那一顿吃了四十块钱”，“现在就想好好吃一餐”……
细节是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对于视觉作品，细节提供具有观赏性的看点，解析环境、人物、情节中的微妙之处。不成功的作品，往往就是在细节上平庸的作品。在这部DV作品中，如是一些细节画面，把上海人称作“老克勒”的保持着当年生活习性的前富家子弟的生活情态，表现的惟妙惟肖。主人公的性格正是在这样一些魅力十足的镜头中，被鲜活地展示出来。
除了捕捉人物性格的上述细节，本片中还有一处细节甚可圈点：
采访者与蒋先生在阳台上。蒋：梁子，你能不能把这棵玉兰拍下来？镜头：推上，在从玉兰树上部慢慢向下摇。蒋：15年了。我数过，它最多能开500多朵花，玉兰开完了樱花就开了，好看极了！这棵树是带不走了……”这是一个长镜头，采访者与被访者的对话和画面运动交融在一起，镜头摇的缓慢，最后推到花朵。在这样个人拍摄的DV里，像这样情景交融，把镜头运动与人物心态融在一起的，可算是经典了！
“姑奶奶” 采访者的情节作用
本片中，作为采访者的梁子的情节作用很值得注意。
作为一个曾经的战地女性摄影师，梁子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人。对于朋友们来讲，她的摄影行为往往比她的作品更具审美价值。近年来，她的几次非洲之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人们不熟悉的异域图像空间，在那个非洲题材的拍摄中，其个人行动线索是情节和图像线索的最直接的牵引。
在这部作品中，梁子从不被蒋先生接受，到逐渐被接受，被倾诉，直至最后一场戏里，在老屋中踢腾挪揣的恣意宣泄；她的采访行为，已经直接构成了作品中重要的情节性因素。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本来，一般新闻性采访最忌采访者主观性的介入。但是DV作品应该更具艺术创作的性质，即使是纪实性作品，其创作也可以根据艺术原则。
在十分个人化的DV拍摄中，镜头与对象的关系，既可以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也可以成为交流者，还可能成为情节的参与者。在一般的影视剧制作中，编导和摄像不可能成为交流者和参与者；某些纪实类作品中，创作者对情节的参与，也大多不可能成为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而本片中的梁子，则是三者兼具。当蒋先生梳头时，她是观察者；引导蒋回忆往事，她是交流者；而在过生日乃至得知蒋先生即将搬家的再次追访中，她更成了情节中的成员。到最后一次采访，创作者对蒋先生命运的关注更加深切，关于“我还会在二十年以后采访你”的对话，则已经更直接的把梁子的个人行为与采访对象联系在一起了。
其实采访者在情节上的介入，不应该成为创作上尊从与否的学术性问题，更应该成为采访者个人素质能否的操作性问题。从开始蒋先生对梁子“姑奶奶”的称谓，我们可以感到蒋对梁的某种无奈的接受，正是这种特殊的接受，使整个采访得以深入，并逐步展开更加会心的交流。这种排拒、接受、交流、交融的过程，是本片很有魅力的一条潜在线索，采访者一直在与被访者“斗争”，在敲击他；而被访者在一种亦推亦就的情境中一点点展示出性格和故事。
设备提供了同时记录声音与图像的技术可能，规范的制作会把这种合成重新分离，但DV 制作有可能使技术提供的空间具有艺术创作的意义，关键是能力。在这里，梁子不但需要沟通和交流的技巧，更要有在沟通中随时控制设备的技巧。本片中，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镜头，拍摄者同时是采访者，一边是有趣的对话在画外进行，一边是镜头按照对话的逻辑运动。出现镜头里的蒋先生正在他的生活状态中和梁子说话，与生活不同的只是，画外的梁子以创作的视角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
比起“咔嚓”一下的图片摄影师，这里需要在交流的同时进行拍摄，控制设备，使画面与交流一起运动——这，不就是DV的魅力吗？
链接 专家点评
朱羽君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梁子是搞图片摄影的，真正拍纪录片还是第一次，在创作中，不断得到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同行的鼓励和指点，并给予各方面的支持，编导于超不但在前期了解和商讨了素材的拍摄，在后期编辑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对大量素材进行了筛选、整理，编得很流畅，素材的质量和编导的高水平发挥，使影片获得成功。现在的纪录片创作可以有更多的方式，这种非主流的，贴近生活的自然纪录，更好地体现了一种现代纪实精神。创作者具有个性的介入方式，以及独立拍摄与专业编辑之间的合作方式，电视台与独立制片人之间的合作方式，都有助纪录片的多样化、个性化，使纪录片具有更多的另类特色，常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会使我们看到人的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生活轨迹。
时间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研会副理事长 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副主任)
通常，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个性化的表现方式，而梁子的是个性化的纪录方式。她把个体与拍摄行为都纪录了进去了，这种突破纪录者本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当代艺术要完成的课题。在现场，她的操作显得很随意，但实际她有比较好的图片摄影的功底，所以用DV这种手段也一样可以做得比较专业，镜头并不是显得很乱，从摇镜头到固定镜头都挺不错，有时她还挺困难的，又要说话又要拍摄，就是搞专业的也不见得能把握得好。当然，她的纪录是流程性的，只能给人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所以说，《
干超
(上海电视台导演)
蒋先生所历经的一切，是家庭的流放，历史的流放，物理建筑的流放，甚至可能有过的，对自己的放逐。此刻，他点燃了生日的蜡烛。六十年前，他出生在这里。明天，他就将离开。艰辛走过的岁月，将和这幢老宅一起，迎着崭新时代人们的叩门，而画上句号。这是个记忆的结束，抑或是个命运的回归呢？
梁子是个直爽地可以在梁山排上座次的女人，她见过非洲人，见过阿富汗人，见过越南人，可就是从没见过蒋先生这类道地的上海老克勒。2002年的9月中旬，拆房工地的一堆废墟中，蒋先生翩然现身，梁子回忆说：“我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老头！”老头当然也绝非等闲，会打英文，会做西餐，深谙典故，生活精致。不过当“姑奶奶”闯进他老宅的那一刻起，一切都有了新的含义。房东不再单是房东，房客原本是个记者，从来都是镜头只拍别人，却不经意也成了那场戏的主角之一。
对自身记忆的顺从造成了彼此间的无知。也造成了评论界的困惑。记忆中，屏幕上没有出现过像蒋先生那么“小资”和“怀旧”的角色，也没出现过像梁子这么“粗暴对待老人”的女子；记忆中，没有哪个片子是俩人物从开头吵闹到结尾的；记忆中，也没什么谁拿着摄像机拍人家，最后反被人家抢过摄像机对着自己拍起来。这大概是《
刘景锜
(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资深纪录片人)
自由纪录片人梁子的《
梁子对上海人的挖掘，是上海编导们做不到的，这是一个北方见过世面而很泼辣的女子，从她对上海男人所具有的好奇和新鲜的感觉中挖掘出来的，是极大的反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