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戏时代的中国纪录片

“影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对新传进入的“电影”这一新艺术形式的民间称谓，也是萌芽时期中国纪录片的基本定位。人们对在那块神奇白布上展现出来的究竟是新编故事还是对一段生活场景的记录并不在乎，制作者和观看者都不甚明确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连放映地点都只设在酒楼、茶肆、楼堂馆所。电影就像唱堂会的艺伶一样被请进大户人家，甚至森严的皇宫。

中国电影拍摄的最初尝试从纪录片开始，走过一段模仿阶段。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影戏”显然受到爱迪生公司和其他美国影片公司拍摄歌舞、马戏表演的启发；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拍摄的《商务印书馆放工》，明显脱胎于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  

 由于当时机械笨重，摄影机难于运动，镜头的动感追求只能靠画面内部的自身变化，因此拍摄选材倾向于那些有动感的、有明显变化的、有过程有段落的热闹题材，比如大游行、大出丧、警务活动、集会聚会以及名伶的演出等等。因为胶片价格昂贵，关机时间比开机多，镜头之间往往呈跳跃状态，不太连贯。    

但是敏锐的知识分子已经发现这个新形式具有强大的威力。他们用它直接介入革命，拍下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和两次战争的过程，即一直被低估的《武汉战争》（1911年）和《上海战争》（1913年）。他们也用它来弘扬“德先生”和“塞先生”的主张，把科学普及、文化教育以及民主精神传播到中原九州和南洋各国，为此他们甘愿承受经济损失，这就是很少被人提起的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的大量科教片和风光片。他们精良的设备、完善的制度、非同寻常的商业眼界和文化策略，以及最后“壮士断腕”式的纠偏举措，无不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和超越时代的科学意识。     

无论是用来宣传革命还是普及文化，甚至只是拿它来推广某些新奇节目，此时的纪录片都还只是“活动影戏”，被看作是古老的传统戏剧的一支新脉。    

这就是当时的观念。当然从观演关系的根上来说，这并没有错。因此，这一阶段，应当被称为中国纪录片的“影戏时代”。时间跨度为1895年到1921年。

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

中国第一部纪录片，也是第一部电影，是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于1905年拍摄的戏曲纪录片《定军山》。

谭鑫培身着戏装在摄影机前，扮演黄忠，随着锣鼓点，唱念做打，神完气足。刘仲伦用手摇动把柄，摄影机对着全景，拍摄时连续不断。200尺一盒的胶片很快拍完，然后停下来装胶卷，演员休息，装好胶卷再拍，谭鑫培接着往下演。就这样停停拍拍连续3天，拍下了《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3个片段。

影片后来在任庆泰自己经营的大观楼放映，人影清晰可辨，一看就知道是谭鑫培。但是当他舞起大刀，就只见一柄大刀转动，人却不知道跑哪去了。还有一段，只看见一只靴子蹬蟒靠，上半截没有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摄影机位置固定不动，镜头焦距也不变换，仅靠演员的走动来造成画面内的运动变化，因此常常焦点不实，演员容易出画，于是在画面上就只剩半个身子或半张脸了。

实际上，《定军山》的拍摄是对演员表演的原始记录。摄影机永远对着全景，摇完一盒才停。因此，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影片，是纪录片。

《定军山》之后，丰泰照相馆又在原地拍摄了谭鑫培的《长坂坡》，1906年又拍摄了京剧武生俞菊生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中“对刀”一场、俞菊生表演的《艳阳楼》中的一段、许德义表演的《收关胜》中的一段，以及俞振庭表演的《白水滩》、《金钱豹》等戏剧片段。直到1908年，还拍摄了小麻姑的《杀子报》、《纺棉花》等剧的片段。限于电影初期技术上的各种缺陷，为弥补观众无法从电影中听到演员唱腔的不足，当时拍摄选择的举目大多是武打动作激烈、舞蹈场面精美的片段。

1909年，丰泰照相馆毁于一场大火。任庆泰从此停止拍片。但他的电影拍摄，已经在中国电影与纪录片史册上勾出了永远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