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震:学我者死

田震:学我者生像我者死 不能活在别人的阴影里

田震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爽朗、健谈。言谈中透着的那股子直率劲儿很让人喜欢。我相信，这也是她能赢得那么多歌迷的一个原因。作为一个所谓的“80后”，我开始听田震是从1996年的《田震》同名专辑开始。

　　那个时候田震刚好也是同样处在“玩了好几年”之后的“复出”状态。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基本上不太了解田震的过去的年轻歌迷来说，《野花》、《执着》、《蚂蚁》意味着对这个歌手的全部了解，而她之前在“西北风”中的辉煌我基本上一无所知。

　　一同采访的一位媒体前辈形容田震是“中国流行音乐的见证人”。虽然恰当，但在我听来却觉得突兀。对比那些对某些艺人的纪念以及所谓“代际”的怀念，我发现，这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之初便活跃着的人似乎并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我们并没有觉得她属于哪个已经远去了的时代。这很难得，这是田震的幸运。

　　消失四年

　　费了不少劲，才把心揪回工作轨道

　　新京报：最近总有评论说你为这张唱片准备了四年，是这样吗？

　　田震：我也听到了好多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恰当的———这四年我还玩了呢。有时候你干着干着，脑袋里就塞不进去东西了，听流行音乐就跟装修差不多，需要换换脑子———这时候玩儿是最好的休息放松。我真正开始做这张唱片是在去年年底，之前对音乐已经没什么感觉了，真是“打鸡血都没用”。但有一次我去购物，突然感觉自己有了些变化！随后我就跟张卫宁(田震经纪人)说：“我感觉差不多了。”那种对音乐的感觉回来了，于是就开始做这张唱片。

　　新京报：你主动在媒体上消失了那么长的时间，可是很多艺人每天想的就是能不能上去露一下脸……你不想吗？

　　田震：作为一个歌手，你最需要让别人关心的是什么？是音乐。前一段时间，也有报纸写我，但因为我没有手机，所以基本上都是张卫宁替我说话，聊的也都是些专辑制作的事儿。结果第二天翻开报纸一看跟专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说的都是“老公没结婚”这样乱七八糟的事儿。后来我就跟老张说，别接电话了。写了半天跟工作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左一“花”、右一“边”地整天弄这个，你说有多讨厌。所以后来我们就闭嘴了，不说了。

　　新京报：专辑之后开始宣传了，闲云野鹤的日子也就不多了。

　　田震：那就到头了呗！

　　我是这么想的，你有事你就说事。比如说我现在刚出了这个唱片。我可以见好多人，跟大家聊天，那是因为音乐。如果没有这张唱片，对不起，媒体明星不是我想做的。新闻老跟音乐没关系，那俩字总在报上出现，多烦呐！但虽然现在宣传，我也不希望这种社会活动太多。因为这东一个西一个的事儿多了之后，人就容易散神儿。这神儿要是散了，一时半会儿还真缓不过来。就像我这张专辑，重新启动的时候真是费了不少劲，才把自己的心给揪回工作轨道。

　　　“常青”秘诀

　　有兴趣就出唱片，没兴趣就去玩儿　　

　　新京报：1985年你十几岁的时候出道，20年之后的现在你仍然位列一线———你自己总结过“成功经验”吗？

　　田震：我最怕这个问题。前两天和一个老朋友聊天也说起了这个问题。

　　他夸我说，“你总能提前看到整个趋势向什么方向转变。”我说：“别逗了，这也太抬举我了。”我压根儿就没这种眼光，同时我也没有试图去判断什么趋势。

　　我做一个东西，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我有兴趣，就出唱片，没兴趣，就去玩儿。很多年轻的歌迷对我的记忆可能是从1996年的那几首《执着》、《野花》开始的。但其实我在那之前也玩儿了好几年。所以现在的情况和1996年发《田震》那张的时候非常相似———又是好多人问我这几年干什么去了？玩什么去了？好像一个轮回。其实我就是很随性、很随心所欲的那么一个人，没什么事儿，呆着不也挺好的吗。

　　很多时候我也会觉得做音乐没感觉，不知道该干什么。但起码你应该清楚在那种状态下不该干什么吧？这时候干脆(把音乐)全部扔掉。

　　新京报：入行这么多年，你也看到了圈内很多所谓内幕甚至黑幕。甚至曾经也有过“摔话筒”这样的反应。现在如果再次面对这些，你会选择怎么做？

　　田震：我希望能有个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不是我不喜欢的事就是不好的。但宽容和客观并不代表失去自己的原则。别人乱我也跟着乱，那不是我。我的态度是“不苟同，也不批评”。虽然现在各种活动好的坏的多如牛毛，但也算一种繁荣。具体到我的身上，我是有选择地参加。

　　新作新人

　　喜欢这些年轻人的状态，很敬业，“神”不散

　　新京报：以前基本上都是你和张卫宁两个人掌控专辑的制作，但这张唱片我们发现很多新人挑起了大梁，整张专辑也没见到你自己写的作品。

　　田震：这张专辑主要是和杨嘉淞、孟繁浩他们这帮年轻人一起合作完成的。尤其是杨嘉淞，比我之前跟他合作的时候更成熟了。我认识他十年了，刚认识时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儿，但是特有才，仅此而已。以前我不可能把整张专辑交给他来制作。他也就是把歌交过来，然后走人，基本就没他事了。但是这十多年他进步很多，制作一张唱片是要掌控整个音乐的气质，他现在有这个能力了。另外，很多人都说怎么没看到田震你自己写的东西。其实我这张唱片做到后面的时候就有点手痒了，可能在下一张唱片里，我会写一些作品出来。在现在的这张里面，我在制作上参与比较多。

　　新京报：张卫宁也是你音乐上不可或缺的帮手，但是这张唱片好像他参与得不是很多。

　　田震：没错。原来他是大包大揽、亲力亲为。其实包括很多红星时期的老人，比如老峦(峦树)什么的，这张参与得也都比较少。这张主要都是杨嘉淞这样的新人来做的。我们给杨嘉淞还起了一个外号“杨扒皮”。我特别喜欢这些年轻人的状态，他们很敬业，而且“神”不散，这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新京报：之前因为率先曝光的《冷艳》的造型，很多人都觉得你这次要玩“性感”了。

　　田震：咳！哪有这么回事。主要都是那几张照片、那几身衣服闹的。那几张照片都是我们公司看门的———张卫宁拍的。其实包括《尽在不言中》MV里面穿的晚礼服，都是MV和歌曲的一个需要，而不代表整体的方向。

　　告诫后辈

　　学我者生，像我者死，活在别人的阴影里没有出路

　　新京报：你每个阶段的代表作都和民族趣味结合得很紧密。从《西北风》到《野花》，现在这张新唱片里面的《日出》更是直接就把京剧拿过来用了。

　　田震：我一直希望在唱片里给民族的东西留一个位置，如果没有民族的，我觉得这张专辑就缺东西。以前我的看法是，民族的东西一定要和现代的东西融合。那哪首融合得最好？到现在来看，《野花》融合得最好。你一听它就是(民族的)，但再仔细一听，它又不是。我觉得这种音乐是最高级的。这首《日出》一开始我没听清那两句京剧唱的是什么，后来拿过歌词一看，哎哟，真是好东西。赶明我得到新华书店买些老曲牌看看。那些词儿写得太好了。

　　新京报：早年你出道的时候也是翻唱港台歌曲起家，现在也有一些歌手刻意地在模仿你，你怎么看这些模仿你的歌手？

　　田震：其实我最早模仿的是郭兰英。那远在我模仿邓丽君之前。我那天又在电视上看到她的音乐会，风采仍然不减。那吐字、那神韵，不愧是有戏曲功底的。我现在仍然是她的崇拜者。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模仿我，但我要跟他们说一句当年别人跟我说的话：学我者生，像我者死。有些人真的唱得不错，条件很好。但我觉得最好能踏踏实实地走一条自己的路，活在别人的阴影里面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