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斯曼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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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教法律的时候，经常带学生去监狱和法庭。当时大多数律师对他们将把人们送到何处，或者将人们从何处拯救出来都知之甚少。我感觉，了解关于监狱制度和精神病院的知识和阅读那些尘封的法庭判决一样重要。这是我拍《
从法律到电影，我也不太明晰。一个人这样做是因为他想这样做，或者必须做、喜欢这样做，因为你愚蠢之至并天真之至。我缺乏电影专业知识，但我掌握了我想掌握的。当然我需要学习，但在本质上电影不是科学，不需要做三年僧侣般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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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没拍完我就联系了电视网络，但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前，一宗官司开始了。首先，我被控告违反了一个给予州政府审查权的口头协议。其次，监狱负责人声称影片侵犯了一个病人的隐私权。第三，他们声称应将该片的所有收入用于建立一项基金帮助精神病犯人。
最终我输了，法官要求焚毁电影。最后麻省最高法院认为该电影是有价值的，但只能对职业观众放映，如医生、律师、法官和学生。这是美国宪法史上首例出版物不是因为内容淫秽的原因而被禁止向公众发行。事实上，拍摄前我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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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春天我得到一个基金会的捐赠，用来拍摄《
从监狱到学校，我的目标是一系列的美国机构，关注人们一个有限地理范围内的行为。我希望用电影的手段观察监狱、高中、医院、警察局，这些对纪录电影来说还是空白。我回避那种跟踪名人或好莱坞巨星的纪录片，我希望在我的电影里机构能成为明星，同时可以反映更加深远的社会问题。换言之，我所拍摄的东西，与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一些更大的问题有关。
我没怎么去找资料。我认为电影是一个理念，也是我所学到的东西的报告，是一种自然史。带着先见去拍摄是大错特错的，重要的是对素材作出反应，而不是令它符合自己的先见。我对电影中的典型和非典型问题一无所知。就我看来，电影中的主观和客观之争毫无意义。被人们认为是专家的人也许会在我的电影中发现和他们的作品相似的东西，这不是坏事。我所避免的是把我的电影当作对某种机构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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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校长尽可能让最大多数人知道我的拍摄计划。她在各种会议上通知了大家，学校的报纸上也刊登了启事：任何人都有权利拒绝被拍摄。但电影完成后校长宣布她有审查权，而我不会让任何人掌握对我的电影的控制权。
一所高中和任何机构一样，是一个自足的社会，你必须去发现权利是如何实施的。这是你表现机构的真正价值的地方。另一方面，这部电影是通过对传统的价值观——公开、信任、情感、民主和理解，以及学校权威的实际实施方式进行对比来结构的。所以我必须去了解校长、副校长以及训导主任的行为，还要了解通过实践浮出水面的价值观。
这就像一次探险。你对此地的形态有一种传统观念，然后通过自己的理性判断和直觉进行工作。拍纪录片有时很理性，有时又很不理性，高度直觉。同时你还需要运气。我在学校一共呆4周，拍了22天，素材大约80000尺。我一般都拍70000到90000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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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完成的电影应该是你发现的东西和你发现这些东西的反应和情感的结合体。我在东北高的拍摄就使我发生了反应，这就像一个现实的梦。我对学校的传统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实际实施之间的对比感兴趣。问题在于我不仅要用电影的手段智性地表现这些冲突，而且会有我的情感判断。我对东北高中最强烈的感觉之一便是无趣，其环境是僵化的，人们对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只是漠然。在我印象中，东北高中有如通用汽车的装配车间。所以电影的开场我用了一系列镜头描述学校的外观，它传达的就是一种漠然和无趣。
电影的结尾是校长在念一封信，那是以前从这里毕业的一名学生，现在是一名军人，即将降落在越南战场。信里表达了他对学校生活的热爱和对现存体制的完全满意。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礼物，在我拍摄的最后一天出现了，运气指的就是这个。我在拍摄结束前得到电影里最精彩的东西，那名学生得到了对于社会的“正确”态度，至于丧失自身的独特性，就无关紧要了。这和电影的开头形成了完美的对应：工厂似的流水线生产出了完美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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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纪录片都使用了主观性的采访和评论，但我不采访。我愿意观察人们在有意味的环境中的行为，在这种环境中，人们不会不疼不痒地谈论生活和时代。另外，我只会让电影符合我自己对于质量的标准要求。我不知道如何使它符合某些人的口味，这会成为一个文化上的独断。声称一部电影只是为某些人量身定做而不是为另一些，这纯属胡说八道。
整个拍摄过程中最让我沮丧的就是学生们的被动。我甚至无法相信那是在1968年的春天，约翰逊总统刚刚离职，对越南的轰炸刚刚停止，麦卡锡在新汉普郡的初选中获胜，鲍比•肯尼迪进入了国会，马丁•路德•金被谋杀了。全国发生了那么多事，其中也包括费城，但在这里的孩子们却完全置身事外。
这部电影从来没有在费城东北高中放过。1968年12月教育管理当局看了这部电影，表示喜欢，还在教育委员会的大楼里安排放映，反响也不错。有些人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电影带有偏见，但当局认为这是对该高中和全国高中普遍情况的精确描述。接着，国内的评论界开始褒奖这部电影并批判那所高中。
而在后来，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跟我玩了一个有趣的把戏。一天他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了电影还谴责了我。但之后马上给我打电话叫我不必在意，他说出于政治原因他不得不这样做，希望我谅解。可见他是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批评了这部电影。最终这部电影未能在费城放映，尽管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