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纳粹德国的新闻纪录片

据统计，在1933年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到1945年4月30日兵败自杀的12年间，纳粹德国共生产了1097部影片。其中，由希特勒政府定制的新闻纪录片占六分之一。这些纪录片只是对法西斯精神的赤裸宣传，违背了纪录片客观真实原则，充满了谎言，充满了对现实的扭曲、对人性的戕害。这些战争纪录片无疑对那场空前的战争浩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也成了后来人们揭露历史真相的有力证据。

脱离客观真实，成为实现纳粹政治意志的工具

希特勒执政后，36岁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便对德国电影的生产机制进行一系列调整。为迎合希特勒的政治意志，纳粹德国的纪录片开始脱离客观真实，成为实现纳粹政治意志的工具。

战前纳粹德国的纪录片根本不关心现实世界以及普通人的生活，而是通过影像技巧改变、夸大、扭曲现实，编排出支配人心宣扬纳粹精神的作品，蛊惑全民按照纳粹的意志去奋斗。如拍摄于1936年的《永远的树林》，以赞颂德国人的奋斗历程，来唤醒人们的国家意识，以诗化的电影语言来唤醒德国人的神话与理想。片中运用“再现的手法”把德国农民奋斗的历史事件呈现出来。鼓吹为生存空间、民俗传统以及种族的纯粹性而奋斗是德国国民的基本信念。

纳粹强调国家是最高的权力，个人永远只能附属在国家利益与意志之下。这样，战前的纳粹纪录片特别强调形式感及非现实感，从而营造一种乌托邦式的梦幻感。这在引导整个国家走上狂热的个人崇拜，最终走向战争起到很大的煽动作用。

希特勒深知用纪录片造势的重要性，他越过戈培尔直接向导演下达拍摄指令，莱妮•里芬斯塔尔是他最青睐的纪录片导演。为配合里芬斯塔尔拍摄纽伦堡大会，希特勒提供了30台摄影机，26辆装备齐全的汽车和一个120人的摄制组。按照导演要求，纽伦堡市以空前的速度修建了供摄影机运动的桥梁、高塔和斜坡；还在120英尺高的升旗塔上安装了能在几秒钟内就能把摄影师送到塔顶的电梯。而成品就是在纪录片史上达到“无与伦比的位置”的《意志的胜利》。

里芬斯塔尔写了一篇献给元首的颂词：元首认识到了电影的重要性……元首把摄制影片的重要性提到如此异乎寻常的高度，足以证明他像预言家一样看到了这种艺术形式尚未被认识的潜力……国民真实的、强烈的感受是通过电影这个媒介而激发起来的信念，这种信念起源于德国。

《意志的胜利》没有解说，导演把任何解说都视为“影片之敌”，在需要用语言表达的地方，影片一律使用希特勒的演说。该片以一组令人惊愕的镜头开始，把希特勒表现为了一个为拯救德国而降生的神。宏大的集会场面，整齐划一的军队行进和缓慢庄严的镜头运动把大会塑造成为一次宗教帝王的巡行。就作品的创作手法而言，《意志的胜利》的确在纪录片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但也将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的崇拜推到了极致。

战前，纳粹还推出《德国新闻》，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新闻纪录片”。它们在摄制手法上完全违背新闻公德，采用实况记录的素材，却靠复杂的剪接来完成，甚至还采用音乐来煽情，赋予新闻片以戏剧性。作为“戈培尔最重要的政治武器”，这种“新闻纪录片”压制了观众的推论、思考和批判能力，操纵着观众按照宣传者的意图去判断，激起党羽及信徒们的爱国热情，并在软化反抗意识上起到了其他艺术形式难以达到的效用，造成“大众沉醉其间”的效果。

战前，纳粹德国的纪录片注重宣扬“种族优越论”并“在种族与政治团结一致的需要上，为整个国家建立共识”，“为过去和未来的侵略与吞并合理化”狡辩，“为整个国家在心理上接受战争做预先的准备”。

为达到侵略目的残害人类，编造谎言

从1939年发动战争到1942年兵败斯大林格勒，是纳粹利用新闻纪录片为战争服务最为集中的三年。新闻纪录片在战争期间扮演了“军用喇叭”的作用。在进攻波兰城市格丁尼亚的时候，为了在进攻部队前面布置摄影记者，使其能够记录全面进攻的场面，指挥部特意推迟了进攻的时间。在使用伞兵部队配合海军登陆攻打挪威的时候，派到前线的摄影记者就有三百多名。

这期间，纳粹德国摄制了《德国坦克》、《战火的洗礼》、《波兰之战》、《西线的胜利》等纪录片。《战火的洗礼》是为攻打波兰中夺头功的空军唱赞歌的一部纪录片，该片的解说词由纳粹空军总司令戈林亲自撰写。片中一面情感洋溢地赞美纳粹空军的作战实力，一面对英国首相张伯伦发誓要协助波兰进行大肆羞辱，以此来炫耀德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恐吓英国及其盟国。片中极力赞美德国战士愿意为元首及国家牺牲生命的热情，努力避开严酷的战争画面，甚至还把战争浪漫化，以唤起人们对英雄主义的崇尚，同时避免他们对战争产生恐惧。

佛列兹•希普勒的《波兰之战》似乎在对纳粹入侵波兰进行客观的解释，把由希特勒煞费苦心导演的“波兰军人”袭击德国电台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掩盖了希特勒早就想吞并波兰的野心。影片的解说词以一种基于事实的客观腔调来撰写，以一种看似文明的语汇来解释。影片全然不提华沙包围战中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在画面处理上只出现了一些被摧毁的建筑物，血腥的场面被完全隐没了。影片以希特勒抵达华沙的大游行结尾。为《意志的胜利》配乐的作曲家赫勃特•温兹为本片配乐，用音乐把侵略渲染成得神圣而高尚。

如果说战前对“种族优越”的宣传，还没有把消灭犹太人的意图暴露在银幕上。那到了1940年，当希特勒开始履行他对犹太人问题“最后终结”的政策时，纳粹纪录片便把这种阴谋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佛列兹•希普勒的《迷失的犹太人》是典型代表。据说，该片后来被列入“堕落艺术”之列，导演希普勒被英军俘虏。

有力的证据，血腥的控诉

纳粹德国打着新闻纪录片的旗号障世欺世，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极黑暗可怖的影像。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仅在10年后，他们的新闻纪录片便成为揭露他们自身罪行的证据，将他们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0年，艺术大师卓别林运用《意志的胜利》中的片段创作了《大独裁者》，他认为纪录片中那些纳粹军人机械般的动作简直就是喜剧的本质，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因此有评论家认为，里芬斯塔尔并没有撒谎，因为《意志的胜利》把希特勒的暴力本质和人性的扭曲反映得最淋漓尽致。卓别林毫不留情地模仿片中希特勒的走路与说话的方式，揭穿了纳粹把希特勒塑造成神的荒谬。

随着战争形势的逆转，向柏林进攻的各国部队都把收集法西斯罪证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每支部队中都有一个专门的证据搜查队。他们在搜查一个纳粹军官住宅时，发现一卷记录残害犹太人的电影胶片。在一个德军兵营里的放映机上，还悬挂着一部反映纳粹在集中营里拿犹太人做医学实验的拷贝。这些都被作为最有力的证据送往纽伦堡军事法庭。战后，波兰的纪录片工作者在集中营中拍摄到的镜头更令人怵目惊心，犹太囚犯的尸体像木材一样堆积起来，几十万双鞋子堆成小山，人类的遗物——头发、牙齿、眼镜，这些都在《50万人的安魂曲》中被展示出来。这部纪录片被当作是对人类的警告，对法西斯的控诉，在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银幕上放映。
纪录片工作者通过挖掘和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影像资料，为揭露纳粹暴行发挥了其他任何媒介都很难起到的作用。如东德纪录片导演安德烈•宋达克利用史料编辑而成的《济尔特岛的假日》和《条顿剑在行动》，分别揭露了两个伪装起来的纳粹分子。

随着历史的远去，纪录片人制作控诉片的使命逐渐完成，另一类纪录片出现了，如1955年阿仑•雷乃的《夜与雾》，1963年米盖尔•隆姆的《普通的法西斯》，1985年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他们以集中营旧址作为出发点，与资料片相配合，从作者的主观调研出发，以客观的解析力和深刻的洞察力直接切入人的集体灵魂深处，从道德层面上对人性进行深刻反省。这类纪录片从内容上看都比较沉闷，很多人更喜欢伊文思战后在东德拍摄的《风中的玫瑰》，他更多地是在关注战后年代的重建，有一种成长与和平的韵致，看上去更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