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信任与怀疑之间

(被访者:黎小锋   访谈：朱日坤)

朱：你这个纪录片为什么起《夜行人》这个标题？

黎：算是偶得吧。取了这个名字后我挺兴奋的，还打电话告诉了一大圈人。我的朋友林舟看完该片后，发来了他的推测：“以《夜行人》为题，或许正是一种存在的隐喻：我们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渴望光亮——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光亮，努力看清周遭的真实存在。”其他人还有不同解释，都挺有意思，可惜没记下来。
 
朱：当时是什么触发了你这个选题？

黎：那段时间正好对人产生了信任危机，有些愤青。正好在地铁里看到一对盲人在唱歌，而且看着不象一对夫妻——我眼睛一亮，这对搭档怎么分钱？他们能信任对方吗？就这样，我上前和鲍有了最初的接触。当然，开拍两周以后，我完成改变了初衷，开始关注一个人怎样面对她的困境。

朱：你的素材和剪辑完成片之间有什么关系？

黎：在我看来，每一段素材都是有生命的，它们也在不断试探、调拨你，试图感应你的情感和观念。我希望完成片给人的感觉是自然天成的。

朱：你最后的成片和以前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黎：成片与我们开拍第二周以后的想法基本没有太大出入。当然，在最后剪辑阶段，应该还可以有多种选择，有的剪法似乎还挺诱惑人的。毕竟素材有90个小时，真是丰富得很！但最后还是觉得，应该尊重自己的直觉，尊重自己的感受。毕竟，三年时间，是拿少年时代写诗的热情在做这个作品。

朱：你爱人在你的这个影片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黎：大家或许注意到了，常在影片里边做义务家教的“贾老师”就是我的爱人贾恺。作为一个女性，她对协调我和母女的关系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后期制作中她也花了很多工夫。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有个那么信赖你的人守在身边，工作再枯燥再乏味，你也会打心眼里觉得愉快和安心。

朱：这个影片对你后来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黎：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跟着镜头前面的明明一起在成长。拍纪录片真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认识的过程。

朱：你了解你拍摄对象现在的生活情况吗？

黎：一直保持联系。鲍已经不出去卖唱了。春节前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喉咙里有异物感,怀疑是癌症。我建议她去看医生。她说没事。真是癌症她不会去治，这样走了很好。当时听了心里非常难过。过了两天再问她，说已经好多了。

朱：你目前主要都作些什么？

黎：正业是个书生。纪录片对我来说是撒野，是狂欢——和理论厮混久了，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弹——一旦时机成熟，你就会象饥饿的孩子奔向母亲一样，一头扎向你的拍摄地，谁都拦不住。

朱：你以后还会继续拍纪录片吗？

黎：一直没有中断。有空我就去苏州拍百步街。

朱：你跟其他纪录片人有什么联系？

黎：给不少一线纪录片人看过《夜行人》，他们的反馈给我切实的启发和鼓舞。我个人觉得：大凡能够扎扎实实拍一个纪录片的人都是可以信赖的人。如果大家能够互相帮助，互相督促，世界就不会那么寂寞了。

朱：你喜欢哪种纪录片？有最喜欢的作者吗？

黎：喜欢的纪录片还真不少。象梅索斯兄弟的《推销员》和《灰色花园》我就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喜欢。我尊重那些真诚地进行表达，并且不计付出，将拍纪录片当作自己生活方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