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击会》的先天不足

周黎明先生在《今天你愤怒了没》中提到“这部（搏击会）在我看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愤青影片，将莫名而无谓的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彼特和诺顿的角色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两面，绝妙地道出了愤怒情绪的内因。”，这部电影在IMDB上的评分是8.5/10 (108,561 votes) ，在国内影迷的反响可能更为夸张，而布拉德彼特所说的，这部电影可能要到十年后，才会被人真正看懂，更使得国人急于体会这种超前意识。

但我对于这部电影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提笔之前，我也反复斟酌过，毕竟要像释凡那样勇敢的鄙视〈美国往事〉，并引起剧烈反响，从表面上看，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一般说来，对于这种与正统看法相左的观点，往往是最容易引起同龄青年的“愤怒”情绪，这倒是愤青与所谓反愤青的绝妙写照。

看过很多对于此片的评论，集中在对于“双重人格”的专业或生活化的讨论，以及对于泰勒行为的无责任崇拜（甚至于朋友说，他当地如果有类似的团体，一定要参加），除此之外，就是对影片最后两人其实为一体的剧情设置的大力推崇。

曾经写〈机械师〉时，我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部值得看第二遍的电影”，但今天再写〈搏〉，我却没有十足的信心将这句话放在开头，懒残曾在〈始终要回归现实〉中提到：

（就像与印度导演奈特沙马兰执导的影片《第六感》一样，本片从开头至结尾充满着众多的暗示与提示，只不过，要比奈特沙马兰手法更加纯熟， 1、杰克在影片的开头曾提过，“小睡醒来，身处异地”暗示了泰勒这种人格一直都存在于杰克体内，不过杰克未到承受极端，并未把泰勒这个人格单独的催生出来； 2、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泰勒布置作业要与人进行一场不能赢的搏斗的时候，杰克选择了自已的上司，杰克却没有与老板直接动手，而是选择了自虐的形式来完成任务，这一行为有很多暗示用意）

我相信还能找到更多的暗示，但总体说来，这种第二遍感觉还是模糊与附会的，相比〈机械师〉在平淡，简单中显出神奇来，后者更为难能可贵。

其实如果将〈搏〉的故事拆开来看，就是一个ZHENG对社会的个人和ZU ZHI，另外将原本可以两个人发生的故事，用“人格分裂”来合成，从而增加电影的可看性。而前半部分，这种两个人的正邪对比的故事，以前也有拍过。故事内容大致为，一个懦弱，一个强悍，由于某种原因，两人走在了一起，懦弱的也被强化后，渐渐的发现强悍的那个已失去了控制，最后就是强悍的被灭亡。那对比这种类型的电影，〈搏〉有多大程度上的改进呢？

泰勒对于强悍，冲动的定义，不局限于同类影片中所谓社会隐性法则中的欺善怕恶，弱肉强食，而且这一条在泰勒与杰克的“交流”中也没有被过多的提及。泰勒更多的偏向于对工业文明的怀疑及物质世界的唾弃，这一点即使是刚开始，“两人”就有了共识。不过，搏击会两条重复的法则，这个组织的形成和刚开始时的日常活动，与对“工业文明，物质世界的看法”并无太大的关联（偷脂肪除外）。成员之间的相互对打，也可以看作是开头疾患互慰团体的一种变相而已。而这个组织如何形成，具体内幕，也由于泰勒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或是最后两人身份设置的掩护下，显得无关痛痒，可以一笔带过。

那我时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影片中针对工业文明的思潮，有组织举动，大卫芬奇是只能表达到影片中的这个程度，还是只因为双重人格的介入，不得不有所弱化和加工，或者呢，只是因为对于故事的走向，及泰勒这个本可自始自终，独立成人的角色的最终结局，感到难以把握，才不得不用人格分裂来分散注意力？

当然，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

虽然周黎明先生提出“自80年代里根思潮席卷西方后，愤青成为强弩之末。有一笑话，说他们觉醒后全去商学院读MBA了，毕业后掌握着各大银行和证券公司的要职，反正媳妇变成婆婆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搏击俱乐部》在出品国没有反响，而在咱们伟大祖国倒成了经典的愤青影片。”

不过，我还是认为，影片中所表达出来的愤怒和思潮，太过平常和笼统，并无“创意”，这种思想表达即使推前到100年前的托尔斯泰，也早已有了完美的表达。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德国史学家蒙森，而不是先前呼声最高的托尔斯泰，评委会认为，托翁的作品，特别是复活，反映了仇视道德和文明的思想，他热衷于自然的生活，断绝与不断发展的人类文明的一切联系，而且对宗教缺乏认识，如果颁给他，必然会助长其那种革命性教谕的气焰。

当然，有人会说，〈搏〉的成就正是在于将伟人的思想散播到普通人的身上。不过，在影片中，泰勒的组织后来似乎遍布全国，成员对他也有着盲目的崇拜和疯狂的幻想，那我们要怎样定义泰勒这个“伟”人和他的组织，能称其为KONG BU 组织吗？或是和黑BANG的区别只是在于有自己的信仰追求，而不是物欲，但这种坚持又能持续多久呢？

当然，我认为大卫芬奇是不欢迎这种讨论的，毕竟人格的分裂，早已掐断了编导以及观众的想象和思路，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能很明确的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己的行动，状态和目标呢？

至于在出品国和中国的不同程度的反响，我觉得套用周先生的“红杏出墙”还是非常适用的。正如RAVENLOFTEN在回帖中提到“西方的愤青和当下中国的愤青有体制层面上的巨大差异。简单来说，西方，也就是周老大这篇文所指的银幕愤青，基本就是民主主义愤青。而在中国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量是民族主义愤青，少数民主愤青还会被前者轰打到右派阵营里面去，连“愤青”都当不成。”我对此观点并无异议。

而且相信这还涉及到一个距离的问题，比如曾经有撰文评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虚伪性，也是以托尔斯泰为例，大意是，他们平日里怀着崇敬的心情研究托翁的文字和思想，但假设托翁真的住在他的隔壁，每天大谈对社会的看法时，可能首先跳出来嗤之以鼻，划清界限的就是他们。毕竟隔崖“赏”火容易，而一旦自家城门失“火”，首先觉察到可能殃及的，也就是这些池中物了。

总体说来，我们对于这种先天简单，后天加工的愤怒情绪更容易接受，即便是处在一个“人格分裂”的大前提下，原因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至今怀抱着“中国功夫”的民族自信心，崇尚江湖草莽，水泥丛林中的侠义精神，只需基于这一点，我对国人“海纳百川”的意识胸怀，还是有着强大的信心和无比的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