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是一种需要

我从1997年开始试着拿起摄像机，借了一部又大又重的松下M9000（那时候，我只能借到这种机子），用家用录像带的那种。我用它拍了《怀疑物体》（杨福东任摄像）和《飞吧、飞吧》。因为那时拍这种片子的人较少，所以就轻易地参加了一些展览，这给了我不少的信心。接着，又借了邱志杰也是借来的一部Hi8（它到底经了多少人的手就不得而知了），去拍了《食指》。制作片子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包括那些噩梦。

只有独立制作人才会体会到的，每一部片子都是靠扔进大量时间和勒紧裤带完成的。
之后，我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短片，我和好友曾凡在他那台电脑的故障面前，并肩战斗，曾经历过三天三夜里，两分钟死一次机的残酷的拉锯战。从这点上来看，我们已是生死之交了。

我出门时，不会忘记带上摄像机。有时候，这是令人讨厌的，因为你会冷落你的玩伴。作为一种习性，也许它像一个小偷出门总会带上作案工具一样，他一心图谋想从外面偷点什么回来。我仔细比较过这种相似性。

今年二月底，我在北京西客站对面的人行道上，看见一个老人正在做着奇怪的举动。他用拐杖指指天，又指指地，左点点，右点点，然后走几步，再继续那套奇怪的动作。我只考虑了一秒钟，就掏出了摄像机。系列短片《人的几分钟》计划也是在那一秒钟里决定的。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要这么做的。现在已完成了七个，除了这个《上北下南》，还有《姐弟》、《出色的战士》、《背腿人》等等。顺利的话，每年可以完成10个。

人有很多种活法，有很多种状态，从人的几分钟里，我看到了人生的多样性，我将还会从中看到什么呢？

我并且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其他人的活法，去理解。我单位有个同事曾半真半假地四处宣扬我靠拍DV赚了很多很多钱。要么图名要么图利，他这么理解的。他也问我：“为什么你要去拍DV？”我不想告诉他。因为他知道答案后，会笑掉大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