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人》评述和导演访谈

内容简介
盲人鲍家翔天天在街头卖唱，为养家糊口有尊严地活着。每天一觉醒来，都有两件事堵在她的心头，一是打官司追回别人欠她的数万元债款，一是让患有轻度智障的养女明明完成学业，溶入正常人的社会。
镜头近距离地伸向了鲍家翔的日常生活。嘈杂、纷乱是主调。阳光打在疲倦中休憩的脸上，很有质感。爱与怜悯，希望与怅惘。梦想的一再破灭，交切的是永不停息的脚步。母女日常的对话常让人笑得难以抑制，但一转念，又会悲从中来。
官司一直没有眉目，而明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之后，不肯再去上学，端着罐子下了地铁。以爱的名义，母亲艰难地尽着自己的责任，虽然发育成熟的女儿在渐渐脱离她的控制。
片尾，明明在隔壁认真、细致地扑着眼影，而鲍家翔则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向外界拨打着那个似乎一直占线的电话......
在命运与责任之间，她还在摸索着前行。

导演简介
黎小锋，男，江西萍乡人。硕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现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独立制作的纪录片作品主要有《打春锣的人》、《三轮车夫》、《夜行人》、《百步街》（未完成）等。

风化与沉淀
在拍摄纪录片之前的很多年，文学青年黎小锋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暮色四合/天空/愈来愈黑/愈来愈沉/扣在我的头顶/月牙形的缺口上/星星的裂纹开始蔓延/一阵风来/群山嗡嗡作响/我打了一个寒战/不知会是那块时间/将我砸死在梦中。

对时间的关注和敏感使得黎小锋选择纪录片为表达方式，在他看来，只有直接电影那种纪录方式，才能够接近生活的本来面貌。他比较欣赏美国的梅索斯兄弟拍摄的《推销员》、《灰色花园》这样的作品。还特别景仰小川绅介的工作方式。小川为拍《三里冢》，可以与当地人一起生活9年，在拍《夜行人》的时候，黎小锋也在被拍摄者鲍家翔家附近租了房子，一住就是两年。

在《夜行人》中，时光沉淀在鲍家翔身上，显现出人类极强的生命修复力。这种修复能力能够将一种本来忧伤的质地转化成另外一个方向，或许只有这样，才是坚强生存的唯一法则。

鲍家翔是个盲人，以在街头卖唱为生，离婚了，和有点智障的养女相依为命，她不怕伤害，自尊、清高又敏感的本性使她偶尔流露脆弱。

黎小锋是个很细腻的纪录片拍摄者，他并非一意把镜头停留在被拍摄者作为盲人的弱势和无奈，而是关注另外一种因反差而在其身上产生的痛楚：鲍家翔实际上是一个聪明而内心强悍的人，一个凡事都要做到最好的人，她追求完美，立在街头唱老苏联歌曲《山楂树》的神情和姿态高雅得毫无乞讨的卑微，女儿和保姆唱英文歌，她加入后立刻强调说英语首先一定要有标准的精确发音，那口气显得非常权威。她甚至把男人分为两种，一种像“狗”，一种像“树”。相比其他天生的盲人、比起那些外地来京的人，她有着强烈的心理优越感，但她又是个盲人，生活局促，一个人带着有点智障的养女生活，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哀，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些优美而浪漫，能够飞翔于黯淡生活之上的事物注定根本与她无关。

如果是一个女性纪录片作者，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女性被拍摄者身上潜在的感性。而黎小锋最早关注的是“信任”：他不相信两个没有关系的盲人可以公平地分钱，但是很快，鲍家翔超乎寻常的智慧令他惊叹：她居然能够摸出并记住所有投入盘中的钱币的面值。在持续的的拍摄中，他关注的是她的特质，关注的是一个心气高远却命运多桀的女子在日常生活之中的状态流露。

影片表现鲍家翔的主要途径是母女关系。随着养女明明的长大并进入叛逆的青春期，鲍家翔正在失去她的控制力。面对母亲的严苛，女儿甚至可以通过看电视不开声音而达到一种反叛。黎小锋只是忠实地记录着这一切，在镜头前的女孩子总是生动活泼，母女之间的交流、顶撞也令人忍俊不禁。一边是直接记录的方式展现了生活的毛边状态，一边是随着女儿的独立意志不断清醒而变得富有对抗性的母女关系：聪明但盲眼的母亲和略智障但双眼明亮的女儿之间的小小较劲。呈现出来的是生活的暧昧和丰富。影片的最后，女儿坐在地下通道陪伴一个盲人一起卖唱，似乎是延续了母亲的道路，但这样的结尾依然是开放性的，如果继续拍摄，关键点依然是一种不断延伸的母女关系，这条重要的生命线索也是这部纪录片的活力所在。

直接电影的风格可以用一句很贴切的话来说明：像叮在墙上的苍蝇一样记录。黎小锋倾向于这种风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直觉上的认同。

黎小锋访谈

ArtWorld：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纪录片的？
黎小锋：2000年，当时在苏州工作，紧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条叫“百步”的小街，当时这条小街面临拆迁，我当时天天在这条小街上来来去去，早已经习惯了那拥塞的人群和嘈杂的市声。我觉得应该记录下一点什么，就用借来的机器去拍摄，自此开了个头，然后又陆陆续续地拍下去了，《百步街》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夜行人》则是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拍的，从2001年9月到2003年9月，断断续续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ArtWorld：器材是什么？用录音话筒吗？
黎小锋：用的是我自己买的SONY PD150，用过录音话筒，一次，话筒坏了，结果就把我很好的一场戏弄坏了，那之后就不用话筒了。这场戏是这样的，鲍家翔的女儿明明老是养猫，鲍家翔想起她做女儿的时候养了一些鱼，她看不见，就用手一点一点地舀水，她妈妈嫌她换水的声音太响，就骂她，说着说着她就哭起来了，她说弱小者的命运为什么都这样，她这个人一贯很坚强，结果那天就是很无助地、哀哀地哭起来。我在旁边就觉得很尴尬，我觉得我没法安慰她，也没有资格安慰她，所以那天我就觉得一种“在场的可耻”，就好像我们这种人其实跟她还是很不一样的人，我们是个外人。

ArtWorld：有的镜头很像是情节电影中“声画对位”的处理。
黎小锋：有这样的处理。但不是很刻意。处理的也不是电影剪辑，但确实受到电影的影响。
ArtWorld：这个拍摄对象是怎么发现的？
黎小锋：是在北京积水潭地铁旁，我看到两个盲人在唱歌，一男一女，当时我有些想法，觉得“人不可信任”，我观察他们，然后发现他们不是夫妻，我就想，如果他们不是一家子，又都是盲人，那怎么分这个别人给的钱呢？我想了解这个情况，于是跟他们熟悉起来。后来才了解到是男盲人的妻子来分钱，她是有点微弱视力的。这个鲍家翔很厉害，一共有多少钱，她全能摸出来，包括纸币。我对她产生了好奇，于是更多地关注起她来。
香山有个盲人社区，从60年代开始，各个地方的盲人都聚集到这里来了，有些盲人还出国演出，她那个搭档很厉害，在他们圈子里是个有名的拉二胡的。所以他在唱歌的时候，他是艺术家，一上街头，他们被赶来赶去，又成了叫化子，这个对比很特别。鲍家住在香山植物园旁边，我就在附近租了房子，拍了两年，也在那住了两年。

ArtWorld：怎么确定的最后的拍摄定位？
黎小锋：我和鲍家翔交往，越来越无法把她看作一个盲人，她很正常，确实很正常。而且她不认同其他盲人，因为她是17岁才失明的。因此比起其他从小失明的人，她很有优越感，甚至对我，她也有优越感，因为她是正宗的北京人，而我是个外地人。她前夫是个外地农民。她根本瞧不起他。

ArtWorld：一开始有没有想过会拍那么久呢？
黎小锋：没想过，我想三个月大概差不多了，后来我就觉得陷进去了，因为表达一种命运，你不可能用很少的素材来表现。非典期间中断了很长时间，记得她们让我写材料，我们站在屋子外面，大家都戴着口罩。那段时间没有拍摄。

ArtWorld：素材大概有多少？
黎小锋：大概有90个小时吧，剪出来的有73分钟。

ArtWorld：从开始拍摄到最后，因介入的深度，你的观点肯定有所变化吧？
黎小锋：一开始拍摄的时候并不是条理清晰的，后来我发现即使不交代得特别清楚，大家都能看懂，我觉得生活本身是很暧昧和丰富的，我不喜欢一目了然，大家都有一种确定的看法。事物太清晰了，就不是我想表达的了。有时是初衷，有时加入想象，所以把一种日常的东西加进去，比如一种录音，鲍家翔录了很多的那种。主要是一种虚化，加入自己风格的虚化。

ArtWorld：当母女关系成为主线，小孩的个性有没有影响到影片的风格？
黎小锋：小孩在镜头里似乎很有个性，但我发现母亲不在的时候，小孩就变得没有个性，不再有丝毫表现力，只有跟她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她才显得如此活泼和丰富。我觉得母亲的个性也是通过跟她女儿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包括她最后训斥女儿养猫说：“你已经这么麻烦了，还要养猫？”似乎重复了她母亲曾经对她说的话，但这也不是我想表现的重点。

ArtWorld：还有出车祸这样的突发事件，也恰巧被你捕捉到了，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
黎小锋：那次我坐车去上课，经过路口的时候看见地上有一滩血，有个车扭扭曲曲地停在路口，很像是明明的车。我马上给鲍阿姨打电话，她说，明明是刚出去，因为起床太晚。然后我声音都颤抖了，我说，阿姨你别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马上到你家来。在公交车上她的表情确实很真实。我本来似乎还置身事外，但一下觉得无法做到。这个场景太残酷了。

ArtWorld：你的片子中充满了细节，鲍家翔的前夫来看她们，她女儿追到楼梯口，问养父家门口补牙的摊还在不在，说着在楼梯那把脑袋弯下来给她养父看那蛀了的牙，使劲张着嘴的样子非常生活化。
黎小锋：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是由很多细节组成的。我想要主题的一种发展性，一种多义性。我以前写诗，就是喜欢诗的暧昧性。
我有另一个剪辑版本，后来我把这两段拿掉了，一段是她女儿住医院，她还是出去卖唱了。还有一段她生病了，但是还是去卖唱了，她犹豫着要不要出去，正好那天北京的风特别大，她在风中努力行走。我一开始觉得这个鲍家翔很值得同情，后来又觉得她怎么这么精明和厉害，有点反感，后来，又了解到她的个性，非常聪明好强，但是作为盲人，很多东西是她无法达到的，这又很可悲。

ArtWorld：她和女儿一起唱英文歌，还纠正她女儿的发音。她非常好强，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
黎小锋：她非常在乎别人的感受，怕麻烦别人，她有父母，还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她的内心很骄傲。她的母亲特别严厉。她一方面很反感她的父母对她的管教，但是她对明明又完全是她母亲的翻版。

ArtWorld：你是否介入了太多感情色彩？
黎小锋：我想尽量用客观的方式，但是到最后我发现已经完全介入了，我觉得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彼此感情的加深，很多时候不再是旁观的立场。如那个保姆走掉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到车站，和鲍家翔一起把那保姆带回来，是她要求我们跟她一起去，我们也无法拒绝。

ArtWorld：你现在是纪录片专业的博士，你觉得学院化的教育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黎小锋：肯定有一些影响。可能是不好的，我觉得对我整个人来说，看片子喜欢放在一个大的范畴里看。我抱着的是业余的心态。

ArtWorld：那怎样才是专业的心态呢？
黎小锋：专业的心态就是觉得自己是在做纪录片。拍到后来我就没有钱了，但是又不能跟人借，阿姨还要借给我们，我坚决不要。我后来几乎没钱买带子了，很艰难。心态完全业余，技术可以专业，这样你就不会计较什么时间、成本啊。你才不会想这些，你才能体会到拍摄本身的乐趣。还有一种渴望了解事实来龙去脉的想法。

ArtWorld：你喜欢像《华氏911》这样风格的纪录片吗？
黎小锋：不喜欢，不是不喜欢他的过多干预，而是不喜欢他的格调。他是观点鲜明地找到一个东西，然后再次观点鲜明地强化之，他确实不尊重观众。

ArtWorld：那你喜欢谁的片子？小川那样的？
黎小锋：小川的状态是拍纪录片的人理想中的一种状态，一般人是绝不可能达到的。他片子里的时间确实非常有魔力。如《千年物语》，我确实很着迷他们那种做法——只事耕耘，不问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