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殿堂之外勇敢落寞的小孩！

近日看了贾樟柯的电影《世界》，继《小武》、《站台》、《任逍遥》之后，心灵再次被深深的感动和震撼。同时我也更加坚定了一个看法，在目前的中国，真正的艺术存在于体制外的民间。
　　
　　
　　●关于真实
　　
　　许多人看过贾樟柯的电影之后都会情不自禁的惊呼，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继而赞叹，这才是真正的电影，这才是真正的艺术。那么，贾樟柯在他的电影中究竟向我们讲述了什么？
　　
　　他只不过是如记录片般的记录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活：每天可见的最普通的日常事件；地点几乎都在他的家乡：山西的一个小县城汾阳；主人公也都是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扒手、县文工团职员、街头小混混、到城市的打工者。这里没有荡气回肠的千古传奇，没有浪漫缠绵的爱情遭遇，没有跌宕曲折的悬疑情节，没有哀婉叹息的伤感抒情。生活本来就不可能如此浪漫，如此诗意，贾樟柯忠实的记录下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见证，就如他自己所说：“就看他说话的样子，就看他居住的环境，就看他遇到的这些人和事，就已经足够”。
　　
　　但是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人的经历、命运、幸或不幸，已经被我们的庙堂艺术家们漠视了多久？他们只会把视线投向大汉或大清的帝王将相，貌似严肃庄重实则畸形心态般的津津乐道于宫廷权术，或者费尽心力，装模作样的继续着拙劣的主旋律表演。他们把这些构成我们生活世界主体的底层中国农民逐出了艺术殿堂，而侥幸剩下的，又被虚构、被扭曲、被侮蔑的有多深？在庸俗的商业艺术那里，是《天下无贼》里傻根式的智障，供聪明的城市人居高临下的夸奖、把玩、讥讽、嘲笑；在意识形态宣传的庙堂艺术那里，则是拜统治者所赐从而致富了的傻笑着“今儿个真高兴”的白痴。
　　
　　虚伪的、欺骗的、装聋作哑的艺术大行其道，包围着我们，污染着我们的呼吸视听。而贾樟柯凭借手中的摄像机，用一连串真实的言说发起挑战，对高居庙堂之上、窃据艺术名号的伪艺术作了彻底的颠覆，让谎言和粉饰的庙堂及庙堂艺术颜面扫地、无地自容。
　　
　　贾樟柯以体制之外的独立制片人身份，取得了中国电影的最高成就，这并不奇怪。追溯悠远的数千年中国历史我们便会发现，在庙堂之外的民间一直存在着、呼吸着类似的真正伟大的艺术、文学、学术，隐隐形成一个与庙堂对峙的民间传统，而真正的独立精神于其中越发鲜活、清晰的凸显。
　　
　　用法学的语言讲，这样的民间传统，在政治权利上就是拒绝与政府合作的不服从权利的体现。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当正常的、正当的政治言说、政治行动已经被扼杀而变为不可能的时候，那么所有直面真实的真正的文学、艺术、学术乃至日常事件也就必然是政治上的抗议，必然昭示了某种颠覆性的政治意涵。皇帝其实没穿衣服，在那个说出真相的小孩子看来，他不过是说出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实而已，但是在这里却演变成为惊心动魄的政治话语。
　　
　　贾樟柯在无意间，成为那个无辜的小孩。
　　
　　
　　●关于出走
　　
　　贾樟柯的影片，在我看来，有一个主题是贯彻始终的，那就是出走。《站台》中出外搭草台班子的张大军、蔡明亮，叮嘱妹妹考上了大学就别再回来的挖煤工三明，《任逍遥》中想出去大干一票的小济和彬彬，《世界》中城市里的打工仔、打工妹，每个人都在焦灼地、挣扎着地企图逃离他们存身其中的灰暗的生活世界，逃离那片广袤的贫瘠的土地，逃往新大陆，逃往梦想中的城市。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一个美丽的梦想彼岸。然而这个梦想终究遥不可及，好象《世界》中世界公园里的巴黎铁塔、双子楼一样的虚假。张大军、蔡明亮终究没有走出那个偏远的小县城，在那里结婚、生子、衰老，迎接彬彬的是冰冷的监牢，城市里的打工者“二姑娘”所得到的是死于工伤后的数万元赔偿金。
　　
　　他们出走了，但是找不到容身之处。他们的歌哭泣诉，他们的卑微和不幸，他们的苦难和屈辱，打扰了城里人宁静的诗意的城市生活，从而令城市里的文明人不快；他们也令庙堂不快，因为这使号称的繁荣政绩多少打了折扣，看起来象是个骗局。他们被庙堂和庙堂的艺术家们遗忘、驱逐、嘲笑、扭曲，又有什么值得奇怪？
　　
　　贾樟柯的影片通不过审查，也便是可以理解的了。他居然关注起了这些令人不快的、人们不愿提起的卑贱者的命运，还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倾注了对他们的关切和悲悯。他全然忘记了庙堂对艺术创作的神圣指令，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他怎么竟敢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抗禁令，揭开我们文明社会的创口，公然袒露出掩盖在歌舞升平之下丑陋的真实面目？
　　
　　据说在一些高傲的西方人的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国人形象的是蝗虫，黄泥巴色的脸，麻木呆滞的目光，残忍，刻毒，自私，愚昧，数目惊人，漫天遍野，这些“蝗虫”让他们感到厌恶和恐惧。然而这些西方人错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即便蝗虫也是有不同的，也是有文明与野蛮之分、高贵与卑贱之别的。农村人，肮脏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缺乏修养的农村人，不是正如蝗虫一样成群的涌入了美丽的城市么？这让很多城里人象西方人之于中国人那样感到厌恶和恐惧。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不是对新京报的记者抱怨么？取消暂住证给“他们的”漂亮的城市带来了成群的乞丐。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女士不是提出议案么？要限制外来人口入京，“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 深圳市委市政府不是开展了城市梳理运动么？仅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清除出了上百万的外来农民。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蝗虫们找不到答案。
　　
　　
　　●关于表层
　　
　　顾长卫的电影《孔雀》，我认为也是关于梦想、关于出走的。但是《孔雀》只不过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中年人对往逝岁月的伤感缅怀，所以尽管他的电影中也有泪水，也有痛苦，也有现实的狰狞，也有对梦想的追逐和梦想破碎后的无助和悲伤，却注定只能是个人沉醉式的喃喃自语。这使得他在展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远不及贾樟柯。包括所有的令人欣喜的转向更为私人化和纪实风格表达的第六代导演，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扁担•姑娘》）、章明（《巫山云雨》）、张元（《东宫西宫》）、娄烨（《苏州河》）等人，在底层意识与社会关怀方面都不及贾樟柯。这可能与贾樟柯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有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也正是我尤为看重贾樟柯的主要理由。
　　
　　贾樟柯在他那素朴甚至显得简陋的声像叙述中，不动声色的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农民这一庞大群体的生存状态，而没有对之进行过多的主观评价和情感抒发。对此，他有过这样的说明：
　　
　　“我迷恋表层，我不想摄影机能穿越表层；当你试图用摄影机进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我是说那种主观的进入，实际上你已经在解释这个人物了。……表层之外的都是你强加给人物的，都是你对人物和事实的想象和发挥，不管好还是不好，都是主观臆想的东西”，“我只能也只愿意提供给人们表层的东西，表层之外的概不奉送”。
　　
　　显然，贾樟柯不属于伟大的基斯洛夫斯基那一类哲学沉思式的导演。我有过恶意的揣测，这与中国导演普遍的接受教育先天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底蕴和人文素养的匮乏有关。
　　
　　所以中国最优秀的导演也得必须站在作家的肩膀上，否则一事无成。比如张艺谋，离开了余华、刘恒、苏童之后，他那无与伦比的艺术才华便即刻消失，迅速堕落为恶俗不堪的熟练艺术工匠。贾樟柯是个异数，自编自导出了一系列代表中国电影最高峰的杰出影片，这当然应当归功于他敏锐的艺术触觉和心灵感悟。但是从他的全部近似的题材和表现手法的自传式电影中可以看出，贾樟柯并不是能够把握各种生活表层的全能型的艺术家。有限的、独特的个人经历和艺术天赋总有耗尽的时候，那么他还能在已有的展现表层的艺术成就上维持多久？一个例证是，《世界》已经多多少少呈现出了某种疲态。
　　
　　贾樟柯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据悉他的下一部电影《刺青》将是与苏童合作。贾樟柯自信的认为他可以离开他熟悉的山西来拍摄电影，而现在又已离开了他自己熟悉的题材，转而汲取其他作家的养料，这是仅靠表现表层就能够胜任的吗？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