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回忆《红象》

　　田壮壮导演的《德拉姆》描写的是云南。其实在他还没有从电影学院毕业的20多年前，从拍《红象》开始，他的云南之旅就上路了。

　　难得的一次练兵

　　《红象》这个片子应该算是儿童电影制片厂启动的第一部片子，我妈妈于蓝那时是儿影第一任厂长。有一天，我妈妈让我们几个人去找她一趟，想准备给孩子们拍一个片子，一个是因为儿影厂一周年厂庆，另一个也是为了1982年的六一儿童节。

　　给我们的剧本是王端阳的《红象》，说的是云南西双版纳森林里几个孩子寻找神象的故事。我、张建亚、谢小晶几个还回家拿着剧本讨论过一次，这个片子情节比较简单，而且投资也比较低，但确实是难得的一次艰苦条件下“练兵”的机会。我妈妈说，这样的差使恐怕别人不愿去，你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说不定还能闯一闯。想起来那时候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其实但凡成熟一点的导演都知道第一次拍东西，又是小孩又是动物的对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是很难把握的，甚至不可思议。

　　500元杀向云南

　　记得大概是1981年八九月份的样子，我、建亚、曾念平几个人先去云南探了探路，拿了儿影厂给的500元钱，到那边看外景，改剧本。那时侯去云南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方便，我们几个坐火车桄里桄荡地好几天，下了火车每个人的脚都是肿的，虽说那时中国物价低，但500元钱也是不够花的。坐了一段汽车，一进了山区，我们几个就借自行车，每天跑四五十里地，多的时候能跑七八十里。翻山的时候，车不能骑了，就得扛着自行车爬山。我们当时住在当地的小客栈里，满屋都是跳蚤、虱子，被子黑得油亮亮的，我们几个人脱得光光的，把衣服吊在房梁上，这样跳蚤就爬不到衣服里去了。

　　大象是很关键的问题，那时最主要的任务也是要找到大象，国内没有，一个涉外的人员帮我们到缅甸去找，找着了就拍，找不着就拍不成。结果找到了。秋天以后，我、建亚、谢小晶，曾念平，摄影系的张艺谋、侯咏、吕乐还有美术系的冯小宁以及北影厂的几个工作人员，设备带了两台摄影机，几盏手灯就挥师云南。当时还挺难进去的，需要边防证，我们从西双版纳转道盈江。

　　我一直想回去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云南，我是干起活来不分心的一个人。后来一直想去云南是与拍戏无关的其他东西吸引了我。

　　这些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信仰、文字、传教士还有那里的铁路，好长一段时间我断断续续地听到很多人讲很多关于云南的事情。我也是一直断断续续地在想，心里惦着想要回去。毕业后我也一直在拍戏，一部接一部几乎没有停下过，感觉似乎是每年都在拍，所以回云南成为“天方夜谭”了。倒真正是90年代那十年不拍戏的日子里，我又回去了，认识了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们都很帮我，那段时间似乎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想起来《红象》里的三个孩子，那会儿十一二岁，现在都快奔四十岁了。他们现在有在法院的，有在检察院的，还有当工人的，这都是后来我听说的，再也没有碰到。自从1982年那次审查后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机会看《红象》，只记得有佛龛，有三个孩子，有很多动物，还有一头全身涂满红泥的大象，在当地流传“红象会飞”的传说。

　　口述：田壮壮（《红象》导演之一）

　　曾念平：《红象》证明了我们的能力

　　曾念平于1975到1977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就读，毕业后留校，分配到学校的录像中心。在张艺谋、田壮壮等“78班”同学还在苦读的时候，曾念平已经是摄影系的教师。由于实际年龄比“78班”们都小，大家都把“曾老师”干脆叫成“小曾”。在校期间，他和田壮壮合作了两部片子，一部是《我们的角落》，另一部是《红象》，并且后来同导演系的李少红结为伉俪，为她掌机拍摄了《银蛇谋杀案》、《血色清晨》、《四十不惑》等多部影片，后参与了《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等电视剧的创作。

　　为了这次关于《红象》的讲述，曾念平特意从家带来两本大相册，一边看一边讲，许多回忆就在一张张照片的展示下变得异常生动起来。

　　说到《红象》，应该从《我们的角落》说起。1980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是要拍个电视短片，田壮壮、谢小晶和崔小芹导演系的这三个人和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大家都兴奋得不行，更因为我们找到一篇非常动人的小说《没有太阳的角落》，是史铁生写的，讲的是三个下肢残疾的小伙子与一个姑娘的故事。

　　这个片子从1981年秋天拍到了冬天，后来送到中央电视台大家都盼着播出，后来听说上面传下来的意见是影片调子比较低沉，让人感觉不那么昂扬光明。后来就放下了，没有机会播出。

　　拍完《我们的角落》后马上接着的就是《红象》。可能因为我们有作品出来了才有让我们拍《红象》的机会，拍这个片子规模就大多了，除了《我们的角落》里合作过的壮壮、谢小晶和我，还有导演系的张建亚，摄影系的艺谋、侯咏、吕乐，他们三个做副摄影，再加上美术系的冯小宁，当时我们开玩笑说这就是“八条汉子”。

　　按说我们当时的条件算是比较艰苦的，尤其是胶片比较紧张，拍情节一比三左右的片比，拍动物和小孩的稍放宽一些一比五左右，其实相当于拍两条成功一条，我们那时也确实练就成功率。有一个镜头是早晨三个孩子抱着大榕树睡觉，那个榕树太大了根本拍不全，当时用移动轨道想慢慢摇开拍一个展示性的长镜头。

　　但是轨道根本不够，我们就想办法，摄影机一边在拍，赶紧把后面的轨道拆了接到前面去，可以看出镜头里微微有些颤，就是轨道又拆又接呢。

　　记得样片送到厂里，听说他们都挺惊讶的，这样的尝试过程对于我们这些人今后的实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比较同时期的片子，可以很明显地感觉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延续了《我们的角落》中对于非职业演员的运用，摄影光线追求的真实感，对于明暗的处理。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提供给我们一个实现观念变革的机会，这点在现在来看都是弥足珍贵的。

　　记忆特写

　　镜头一 张艺谋憋足了劲儿来的

　　我们当时已拍完《我们的角落》可以说真正地独立实践了一把，艺谋首次拍片，格外重视这次机会，也可以看出确实是憋足了劲来的。

　　我们在云南的时候，我和艺谋住在一块，他经常和我讨论拍摄上的问题，记得他提出要拍摄“野、怪、乱、黑”，挺逗的。

　　镜头二 冯小宁特别爱打排球

　　八个人里面我最高一米八二，冯小宁个子也挺高奔一米八，我们都挺爱打球。记得他很有意思，好像有特别急的事情愣给我叫过去，叫我过去之后对我说“咱们得跟女排教练袁伟民说说，现在的战术得变化一下”。我们也跟他们当地的人打过几次呢。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天夜里，我们在山顶上用收音机听女排得冠军的那场比赛，听着宋世雄的解说大家都特激动，肆无忌惮地欢呼。

　　镜头三 路遇陈凯歌

　　我们那时扎到云南的山上去拍这部片子，儿影的另外一部儿童片王君正导演的《应声阿哥》也同时在云南拍摄，陈凯歌参与那部片子的拍摄。我们在山上拍，他们在山下，当时也没有通讯工具，后来挺意外地看见凯歌了，大家都特惊喜，没想到跑到这儿聚会来了。大家都在山上，没法刮脸，田壮壮、陈凯歌、张建亚和我都成了“大胡子”，活像刚撤退下山的土匪。

　　镜头四 和李少红正在谈恋爱

　　去云南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和少红通信很频繁，我把拍摄时的很多事情像写日记似的写给她，估计当时拍摄时的很多事情，她比我都记得清楚。现在这些通信我们还都留着。

　　口述：曾念平（《红象》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