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与虚构》（之二）

 　 “新纪录电影”：主张虚构的纪录片

　　正当莱塞在1991年说这番话的时候，西方纪录电影的情形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开始否定“非虚构影片”，出现了“新纪录电影”（new documentary）的观念与实践。美国《乡村之声报》影评家艾米？托宾指出：“1991年出现的四五部影片使纪录电影走上了多样化的航线。现在，纪录电影已经走上了一条新路。”在那篇论述“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的文章里（12），美国电影理论家林达？威廉姆斯以“新纪录电影”一词概括创作界的新倾向，并且开列了更多的作品目录。

　　威廉姆斯认为，“新纪录电影”作品“尽管丰富多彩，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满足了部分观众了解现实的渴望，这些观众表面看来对好莱坞故事片非常满足，事实并非如此。影片《巴黎在燃烧》（这是一部广为人知的描述纽约的同性恋亚文化现象的纪录片）的导演杰尼？莱文斯顿指出，那些荣获学院奖的远离现实的纪录片有一个共同特点：对题材采取的态度是过时的和一本正经的，而新的更为大众化的纪录片在处理题材时所持的态度更加辛辣。这些纪录片表现的真实与人们期待的纪录电影真实相吻合，这种真实是由纪录电影作者通过操纵性的手段制造和构建的，不管是在摄影机前还是在摄影机后（比如克洛德？莱兹曼的《证词》和迈克尔？摩尔的《罗杰和我》），纪录电影作者都强烈呼唤表现真实的镜头。”

　　“新纪录电影” 出现在20世纪末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是电子时代的纪录片人对传统纪录片表现手法提出的质疑，是对传统纪录片的真实观发出的挑战。生活在科技统治世界的时代，人们愈来愈分不清真假，对周围的一切都会产生怀疑，正如当代预言家约翰？奈斯比特对周围的事物发出的疑问：“她的乳房是真的吗？他的头发是真的吗？‘探路者号’火星登陆艇所拍的照片不会是在亚利桑纳州拍的吧？他的‘劳力士’是假的吧……”（13）

　　高科技时代的事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假难辨，许多从前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都成了问题。威廉姆斯在文章一开始就道出了电子时代的影像给人带来的困惑：在利用计算机炮制画面的电子时代，摄影机是“可以撒谎的”，影像已经不再是从前被称作“映照着物体、人物和事件的视觉真实的‘有记忆的镜子’，而是变成了对真实的歪曲和篡改。”这大概是威廉姆斯将文章取名为《没有记忆的镜子》的原因。

　　概述一篇长达两万余言的论文肯定难免以偏概全，加上本人缺乏对上述影片的感性认识，这里只能冒险而为。简单地说，“新纪录电影”之“新”，就在于它肯定了被以往的纪录电影（尤其是“真实电影”）否定的“虚构”手法，认为“纪录片不是故事片，也不应混同于故事片。但是，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达到真实。”事实上，下面观点已经成为“新纪录电影”的一个原则：“电影无法揭示事件的真实，只能表现构建竞争性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识，我们可以借助故事片大师的叙事方法搞清事件的意义。”

　　“新纪录电影”可以说是对极力排斥“虚构”（14）的“真实电影”的质疑，是“反真实电影”（ant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