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录：运动或生活

新纪录运动的开始，通常被定位在1990年，这一年，吴文光拍摄了《流浪北京》，以对几个北漂先驱的生活记录，开始一种新型的书写方式。与他的被拍摄对象：诗人、摄影师、戏剧导演一样，上世纪90年代初始的吴文光，是以一个艺术青年的姿势，开始了这种新的叙事尝试。但启蒙者的理想主义色彩总是很快消褪，不仅因为外因，更是因为内省。到1995年蒋樾拍摄的《彼岸》中，艺术乌托邦呈现出了苍白残酷的面目，这是一场从“彼岸”出发，向“此岸”努力的尝试。“此岸”可以有另一个名字：真实。努力从被架空的想象中，着陆到现实的土地。　　于是在90年代中期，新纪录运动有了新收获。段锦川拍出名作《八廓南街16号》，以一种耐心的态度，解开了包裹着西藏的重重文化想象。通过一个街道办事处，作品对一个特定时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妙的意识形态分析。段锦川有一种温和的冷静，在理性与感性中找到他那独到的平衡。康建宁的《阴阳》则叙述了西海固的一个打井故事，一个阴阳先生的生活。镜头沉稳而饱和，在完全的写实主义中，却又生出抒情风格。这些非常草根的作品，召示着新纪录运动一个重要的方向。　　 90年代后期，拿起摄影机的人越来越多。对于摄影机来说，底层意味着责任与意义。吴文光将目光转向《江湖》，“远大歌舞团”在城市与乡土的边缘，以流行歌曲构筑起自身的理想高度。这个大棚是一个标本，而睢安奇的一部有趣作品《北京的风很大》，却是一次取样过程。这个纪录片因为过分的大胆与机智，对纪录片的许多概念提出挑战。在他的取样结束之后，睢安奇在文字表述中总结：底层，是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所有。　　杨荔钠的《老头》进一步禀承了纪录的优良品质：耐心与同情。这确实是个优秀作品，自然流动的节奏，微妙丰富的细节，从影像出发，感性直达哲学。而另外一些女孩，更多地把镜头对准了自身生活的内部，那些视而不见的黑洞。王芬的《不快乐的人不止一个》，唐丹鸿的《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以一种女性的尖锐和敏感去撕扯生活。答案可能没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可以找到安慰，也许本身就是安慰。　　 DV设备与技术的普及，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像龚断，纪录片的拍摄，于是更平民化，更个人化。凤凰台以“中华青年影像大赛”设置了一个华山论剑的虚拟平台，团结起一批DV新青年，从10分钟短片起，向理想进发。而终极的长度，也许是王兵的《铁西区》；9小时，在一种严肃悲凉的气氛中，提前退场者也许会略略有道德上的不安。　　多元化是纪录片发展的必然趋势。有《铁西区》这样9小时的巨制，也有贾樟柯5分钟的《狗的状况》，如一则精致的小品；朱传明的《群众演员》写实到让人不安，蒋志的《木木在汉城》又唯美到让人有些茫然；边疆是永恒的诱惑，所以有吕乐的《怒江：一条丢失的峡谷》，而城市是生存不得已的选择，所以有李红的《回到凤凰桥》。边缘与主流，纪录与真实，是不停地被讨论而且将继续被讨论的问题。 “新纪录运动”已经为知识分子总结概括，纳入了文字的历史叙事之中。而在新的一个世纪里，“运动”这个具有强烈启蒙气味的词似乎已不太合适，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汇合到日常生活中去。每一个人，都可开始影像的记录：此时，此地，也许是“新纪录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