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前不久在2005年影视作家联欢会上，著名作家刘震云发了一通牢骚，“看到不少演员在获奖后，上台只是一个劲儿感谢导演，觉得简直有‘大脑进水’之嫌。”并为编剧们的低报酬叫屈：“一部电影需要十块钱的投资，却只付给编剧一块钱，那没有好剧本出现是肯定的。”编剧的地位在电影体系里到底如何？作为剧本的文学来源———原小说的作者，又能拿到多少版税？记者为此采访了几位著名作家、编剧。
《天下无贼》折磨王刚3年
“只付给十分之一”这个说法马上让冯小刚卖座的电影———《天下无贼》的编剧王刚摇起了头，“《天下无贼》投资有几千万，如果给了我几百万，那这个事就有意思多了，实际上怎么可能？”令人觉得最“没意思”的是剧本一次又一次地被逼修改。“某一个场地或者一个美工出了点差错，都会给导演造成极大的刺激；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的点子，也会给导演们带来如获至宝的感受。导演们的脆弱绝对超出你的想像，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的变动，他们都会心惊肉跳，本来很聪明的人这时也变得相当愚蠢，便开始不停折腾剧本。演员也好，摄影也好，他们拍一部戏都有时间限制，编剧却没有。”写《天下无贼》，从第一稿到开拍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王刚的写作时间跨度为三年，虽然并不是三年内天天在写，但这三年之间，《天下无贼》一直在有形无形地在折磨着他。
傻根差点要变成女人
写剧本给王刚的内心带来巨大的痛苦，当意见相左时，毫无疑问最后要听导演的，而当一些大人物与导演的意见相左时，导演又得听那些大人物的。“我随时随地要做好为别人修改的准备，惟一没有面对的，是我的内心。”令王刚最恼火、最啼笑皆非的一次建议，是在离《天下无贼》开拍的3个月前，突然有人说：“把傻根换成女的怎么样？”王刚一听，整个人都蒙了，于是开始反反复复向所有人证明：傻根这个角色绝对不能是个女的。“如果把傻根变成个女孩，那她除了哭之外，屁事都不会干！”在面对媒体的采访中，王刚不止一次地说过：“写剧本，只是我回到文学中的一个阶段，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跟退休一样，无所事事，觉得写剧本好歹还是一项文学工作，可是在写《英格力士》之后，我发现剧本是极其无聊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不知道剧本该怎么写。”本组撰文实习记者仲敏
他们牢骚也不少
余华→《活着》的版税是5万
说到作家在其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中的“吃亏”问题，余华肯定是第一发言人。去年他来南京时，曾向记者抱怨买下《活着》电视改编权的公司拖欠他20万达一年之久。1993年，小说《活着》的买主是张艺谋，余华居然还能记得当年的那个价码：“张艺谋给了我5万多，算不错了。”至于现在的“行情”，余华感慨：“刘震云说一部片子投资十块，他只能拿到一块，那是他吧，我拿到一毛就不错了。咱们就这个状况，当然出不了好编剧。二三十年前，法国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当时在欧洲的电影界很不屑好莱坞商业气氛的情况下，他却只身去了美国，面对不解的人，这位导演说，因为好莱坞有最好的编剧。最好的编剧是怎么来的？当然是因为他们有最高的薪酬。”
毕飞宇→看什么人出什么价
十几年前，张艺谋看中毕飞宇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改成同名电影，拿到奥斯卡上去晃了一圈。当时张艺谋拿了多少钱买下，毕飞宇实在没印象了，“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也不懂什么行情，而且那时候价格普遍低得要命，我觉得张艺谋给得还行，就卖了。”如今，熟悉了行情的毕飞宇是“看人出价”，曾有一个地方戏的导演特别喜欢《青衣》，想改编，毕飞宇没收一分便送出去了。他说：“有些人的语调你一听就听得出来，他特别喜欢，但又有点胆怯，因为他没钱。”相反，一些肯定奔着纯商业目的进行的剧作，毕飞宇肯定不会那么好说话。从版权费又说到稿费，毕飞宇至今记得拿到处女作稿费时的情景：他拿到的稿费汇款抵得上两年的工资，“现在的稿酬只能抵一个月工资啊。不能想这些事，想了心就闹得慌，都没法继续写作。”毕飞宇还开玩笑说，演员和导演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希望有天大家可以共同富裕。
莫言→拍《红高粱》拿到800
张艺谋的“崛起”跟一个作家息息相关，他就是莫言。1986年夏天，莫言还在解放军艺术学校读书，放暑假了，其他同学都回家了，莫言还没走，正在写中篇《筑路》。有一天楼道里有人喊他的名字，那是莫言第一次见到张艺谋。他穿着一双老百姓穿的用轮胎内胎缝制的简易凉鞋，鞋带可能在公共汽车上被人挤断了，他提着鞋来找莫言，“他晒得黑黑的，可能当时正在西北拍《老井》，他说想要改编《红高粱》，我说随便改吧，我不是什么名作家、名人，你绝对不要忠实于原著，你愿意怎么改都行。”一切按规定去办，莫言得到的电影版税是800元钱，这是当时的统一价。“《红高粱》是个中篇，就算是长篇，规定的版税也就是千把元吧，那时候的稿费是1000字8块钱。现在的稿费和版税自然是翻倍长了，但钱也‘毛’了，实质上还是没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