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蒋樾——从此岸到彼岸
2005年1月9日,“时间的重量——转型中国之纪录片高校巡回展”上海协展以蒋樾的《
蒋樾档案
1962年:出生于北京。
1988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后到 北影厂,在《
1991年:进藏,后拍出《
1993年:进入《
1995年:完成《
1998年:完成《
2000年:完成《
2004年:与段锦川、康建宁组建“年年三畅”工作室,拍摄《
彼岸
我的一个朋友在西藏呆了8年,想离开时他父亲问他:你想去哪里。他说:我要去流浪。父亲说:这是最容易过的一种生活。这句话直接促发我从西藏回来,开始拍《
4个月里,我一个外景都没有拍,只想纪录那个现场。我只想着牟森的一句话:剩下我一个人也绝不投降。可拍到演出完后,我开始陷入迷茫。彼岸是个美好的词,人不能一出生就等待着死;但是当我们从彼岸回到现实,却该怎么办?我也刚好没钱了,就停了。
3个月后,我再找到《
纪录片
我一直认为纪录片比故事片要宽泛得多,人类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纪录片。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做的是“真实电影”。我不太愿意提“纪录片”这个概念了,它泛得无法言说和把握,只要是非虚构的,就是纪录片。
康建宁说:不管拍什么样的纪录片,得看作品背后有没有人,人的分量有多大。现在出的一些年轻创作者,比如沙青,《
现在有些片子镜头很晃,把人晃晕了有什么意义吗。镜头的沉稳是很重要的,而能否沉稳下来,在于你的内容。如杨荔娜的《
我在努力把纪录片拍得好看,不只是说要故事性。《
拍纪录片给我的乐趣在于,我可以到某个陌生的环境里,然后在那里生活。我在三峡工地生活了两年,就像上班一样,每天到工地上去,回来吃食堂。很多年后,我可能忘了我当时拍了什么,但那段生活却越发清晰起来。
此岸
现在很多年轻创作者愿意把东西拍得更个人化一些,这是很需要的。我原来也很关注个人化。可现在不怎么关注了,我更愿意把对社会的看法通过纪录片表达出来。有些创作者标榜艺术,我越来越觉得生活高于艺术,艺术里的东西永远逾越不了生活。艺术对我来说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我所关注的,我更希望拍摄的东西可能会离政治越来越远,跟生活越来越近。政治的东西太苍白了,它凌驾不了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另外,边缘题材也是我不愿意提的。在这个社会,人可分两种,即宠儿和弃儿。有些人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都是得宠的,但绝大部分人是被抛弃的。那什么叫边缘。拍完《
曾听一个纪录片人说:我从来不重复自己。我说:我就愿意重复自己,能重复好是非常难的。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在纪录片上搞影像试验了,电影一百多年,各种试验都有人尝试了。看看早期的那些默片,我们就会知道,搞试验只不过是在轮回。我不是一个影像试验者,更不是艺术家。
拍了十多年纪录片,我一直没获过奖。刚开始做纪录片目的性很强,也为获奖;现在就没有了,只是把做纪录片当成自己的生活,用做纪录片来养活自己。能用一份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我已经很知足了,其余的都是多余。
所以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