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世界》开始在全国上映，这是贾樟柯在国内解禁获得审查通过的第一部影片，这离他拍摄第一部电影《小武》已经过去了八年。这八年对贾樟柯来说，是一个创作力相当惊人的时期，四部电影，还有两部纪录片，比起很多呆在电影厂里无片拍摄的导演来说，贾樟柯都是幸福的。而对于以各种方式，录象带，DVD或者现在的正规电影院观看他的影片的观众来说，也同样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分享了他的电影世界。
在《世界》里，贾樟柯对“全球化和消费文化所导致的物化”的中国现实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对于这个日益浅薄化高速运动却不知去向的社会他更是表现出高度的焦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影片的空间建立在世界公园里，贾樟柯在他的一篇随笔里还提到这是因为他在1993年，也就是他到北京电影学院上学那年他曾经跟父母一起去逛过北京的世界公园，那种人造的假景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在那个时候，全球化的浪潮还没现在这么明显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若干年后，当已经带着自己的影片周游了世界的贾樟柯要做这样一部影片时，他的家乡已经充满了高速公路，城市里已经没有了日夜的交替，四季的分明。他在与张献民的对话中也说到“我想拍的，吸引我的是一个‘开放的假象’”，透露出知识分子式的杞人忧天。观念上的准备，贾樟柯是充分的。甚至还可以说，对这部可以浮出水面的地上电影，他也会给足观众所想看到的东西。场面宏大的歌舞，雄伟的仿真世界建筑，以及公园里的舞蹈演员与骑着白马的保安的爱情故事。私秘与公共生活的共同呈现，加上对“开放的假象”的思考，贾樟柯给予从没看过他的那些未公开上映过的影片的观众已经足够丰富。
然而，看过《世界》之后，很多的人失望了。一直以来，对贾樟柯都有一种误读，将他视为底层人物的代言人，也有观点认为拍过《小武》的他就是一个黑道上的小混混。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小武》非常具有布列松影片中的人物身上那种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也许，正是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它能赢得很多人的喜欢。可是对自己处境毫无所知的那些人们，包括民工，他并不一定认同《小武》中的关怀。《世界》同样如此，知识分子式的杞人忧天以及女主人公对尊严的感怀，未能在引起共鸣，反而备受指责。《世界》在发行策略上更是出现了问题，“献给漂一代”——对于漂一代来说，生存的艰难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开放的假象的思考更重要？缠绕着我们的现实中的问题，用一部电影来阐释，这成为贾樟柯不能承受之重。
1964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他的《红色沙漠》里就表现了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困境，影片所对应的是意大利当时出现的“经济奇迹”。而2004年的中国，是否已经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是否已经发展得太快？是否足够开放？我们是否已经过于物质而只剩下狂欢？
我想说的是，在“世界”映照之下，做为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依然渺小而卑微，这世界的变化依然太过缓慢。
4月8日，《世界》开始在全国上映，这是贾樟柯在国内解禁获得审查通过的第一部影片，这离他拍摄第一部电影《小武》已经过去了八年。这八年对贾樟柯来说，是一个创作力相当惊人的时期，四部电影，还有两部纪录片，比起很多呆在电影厂里无片拍摄的导演来说，贾樟柯都是幸福的。而对于以各种方式，录象带，DVD或者现在的正规电影院观看他的影片的观众来说，也同样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分享了他的电影世界。
在《世界》里，贾樟柯对“全球化和消费文化所导致的物化”的中国现实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对于这个日益浅薄化高速运动却不知去向的社会他更是表现出高度的焦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影片的空间建立在世界公园里，贾樟柯在他的一篇随笔里还提到这是因为他在1993年，也就是他到北京电影学院上学那年他曾经跟父母一起去逛过北京的世界公园，那种人造的假景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在那个时候，全球化的浪潮还没现在这么明显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若干年后，当已经带着自己的影片周游了世界的贾樟柯要做这样一部影片时，他的家乡已经充满了高速公路，城市里已经没有了日夜的交替，四季的分明。他在与张献民的对话中也说到“我想拍的，吸引我的是一个‘开放的假象’”，透露出知识分子式的杞人忧天。观念上的准备，贾樟柯是充分的。甚至还可以说，对这部可以浮出水面的地上电影，他也会给足观众所想看到的东西。场面宏大的歌舞，雄伟的仿真世界建筑，以及公园里的舞蹈演员与骑着白马的保安的爱情故事。私秘与公共生活的共同呈现，加上对“开放的假象”的思考，贾樟柯给予从没看过他的那些未公开上映过的影片的观众已经足够丰富。
然而，看过《世界》之后，很多的人失望了。一直以来，对贾樟柯都有一种误读，将他视为底层人物的代言人，也有观点认为拍过《小武》的他就是一个黑道上的小混混。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小武》非常具有布列松影片中的人物身上那种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也许，正是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它能赢得很多人的喜欢。可是对自己处境毫无所知的那些人们，包括民工，他并不一定认同《小武》中的关怀。《世界》同样如此，知识分子式的杞人忧天以及女主人公对尊严的感怀，未能在引起共鸣，反而备受指责。《世界》在发行策略上更是出现了问题，“献给漂一代”——对于漂一代来说，生存的艰难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开放的假象的思考更重要？缠绕着我们的现实中的问题，用一部电影来阐释，这成为贾樟柯不能承受之重。
1964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他的《红色沙漠》里就表现了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困境，影片所对应的是意大利当时出现的“经济奇迹”。而2004年的中国，是否已经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是否已经发展得太快？是否足够开放？我们是否已经过于物质而只剩下狂欢？
我想说的是，在“世界”映照之下，做为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依然渺小而卑微，这世界的变化依然太过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