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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小说已死,我要突围表述方式

2005-4-18 11:00  来源:新京报 作者:冯睿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马原的第一部影片投资来自中视传媒,全部用高清摄像机拍摄,这部名为《死亡的诗意》的影片改变自他十六年前的同名小说。目前影片正在后期阶段,预计在6月份能够完成。作为成名的作家,同济大学的文学系主任,马原开始电影创作是一件让人关注的事情。


  马原的脸色不太好。后来才知道他得了糖尿病。这位当年先锋小说的领军人已有白头发了,眼袋也很明显。他暂时住在中央新影对面的一间民居里,条件很简陋。他说多数做电影就像凌晨5点菜市场的小贩,他还说陈凯歌、张艺谋和冯小刚是深宅大院里闲庭信步的那种人,而他不过是从这个大院坍塌的墙洞里钻进来的新人。


  都四十多人还敢当新人,我估计自己到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跟他谈文学的时候,我们的问答基本对不上碴;而说到电影,又没有我太多的发问机会,他一改开始时的状态,似乎很激动,滔滔不绝。这次采访的心情是复杂的,面对一个高龄的“理想主义死硬派”,我只能把自己弄晕:经过了多年的潜伏和伪装,马原有些老态的外表仍然包裹不住他年轻而健康的野心。


  马原,一九五三年出生于辽宁锦州。当过农民、钳工。一九八二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西藏,任记者,编辑。一九八二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等。当代知名作家,曾是先锋派的开拓者之一,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如今他的视线转向导演工作,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死亡的诗意》预计今年6月将与观众见面。


  西藏对我改变很重大,没有西藏就没有今天的马原
  新京报:刚才你看潘长江的访谈节目时很开心,我们都知道你是东北人,你的口音你的身材仿佛都是你来历的印证,而西藏一直是你写作的母题,这两个地方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


  马原:肯定西藏对我的影响更大,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即使同样的东西,在西藏当你看到的时候它也是另外的样子。这对创作者尤其重要。当然作为男人,东北人会让我很自豪。西藏对我改变很重大,如果没有去过西藏就没有今天的马原,他不会写出那样的小说,更不会现在去拍电影。


  新京报:你的电影改编自你的小说《死亡的诗意》,也是发生在西藏的故事。


  马原:那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的故事。拉萨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常住人口20万左右,突然出现一个性感招摇的女孩子,而她又离奇地死在圣诞夜———这在当时就是轰动的事情。这事儿发生时我不在当地,我回去的时候事情基本过去了。但是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讲这件事,包括当事人———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他因为这事被隔离审查了,他被放出来之后也跟我讲了这件事。这是我一辈子惟一一部根据真事创作的作品。


  熟悉我的读者看到电影就会明白:这就是马原的电影


  新京报:是这种非虚构性激发了你的创作激情,让你有了电影的创作欲?


  马原:这个故事里有一段可以供人猜测的“奸情”,这是老百姓平常喜欢议论的东西。整个故事是被说出来的,被大伙说出来的。你简单想一下,一个漂亮女孩被烧死在自己情人的木屋里,生活中的很多人对这样的事情都有兴趣。死者的同事、大院的门卫,每个见过这个女孩的人都在讲这个故事,每个人都像盲人摸象一样来描述这个故事。他们都有各自的角度,整个故事被描述的过程就像《罗生门》。我关心的故事就在这个空间中产生了,我想把不同视角造成的歧义放大。这是一个案件,但是案件的事实是怎样的对我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公众兴奋点,我觉得这个题材比较适合做电影。


  新京报:你在电影中也会保持写小说时使用的叙事技巧吗?


  马原:我可以保证,熟悉我的读者看到电影就会明白这就是马原的电影。


  小说死亡了,阅读不再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新京报:那你只是转换了表达的手段和方式:从小说到电影。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马原:很多人都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写了?我认为小说作为一个物种,正走在消亡的过程中,但是这个百足之虫,不会一下就死掉。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愿意自己早点看到它的死亡,早点抽身。同行和我的读者都不理解这一点,这么多年我培养了一批马原的读者,但是这部分人正在逐渐减少,我看到太多的人连小说都不读了。


  我们的生活变了,阅读不再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了。在大学里我教文学课的时候,下面的学生在忙乎自己的事情,我很沮丧,而我开的电影课就很受欢迎……


  新京报:作为一个曾经很成功的小说家,你却说出“小说死亡了”这样的话。


  马原:我怎么可能随意说出这样的话。事实上很多年来,我都在说这些我的同行不赞成的话。他们都认为阅读不会消失,但是你要看看人们在阅读什么,阅读在娱乐化:从琼瑶、金庸到今天的读图,一个非文字化时代。


  小说的阅读对我而言就是在冬天的太阳下,沏一杯茶,点一支烟,半躺在那里,看一段停下来发发呆或者思考一下,就像品某种东西。但是今天这样的情形已经很难得到了。纯粹的文学对读者对学生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十几年前诗人们抱怨没有读诗,现在轮到小说家了。我不愿意付出那么多的热情、心智和劳动去做一件对读者不重要的事情。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说,马原和巴尔扎克、博尔赫斯一样,总有一天会变成文学博物馆索引中的词条?


  马原:这是肯定的,我自己当然不想变成词条。也许写作刚开始的时候,我更愿意把它看成和自己内心的神圣对话,但是许多年之后还这样就不对了:放弃你最初的偏颇和狭隘,你的读者,你的观众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我怎么还能说服自己不管别人的态度只为自己的表达呢?


  名利曾对我影响很大,但现在不是很大


  新京报:回到我最想问的那个问题———干吗非要选择拍电影这种方式呢?


  马原:可能对自己的年龄经历还有信心,觉得自己还能做点事情。按照一般的说法,我已经在文学史上留名了,现在又是国内一流大学(同济大学)的系主任,但是人不能只为那个活着……等于是不甘心,不过我更愿意用“突围”这个词。当年我在语言和叙事方法上突围,现在在整个表述方式上突围。


  我把自己定位成职业叙事人。另外我喜欢影像和图画,这让我不用走太多的弯路。熟悉我的老读者会明白:马原的文字变成了马原的画面了。


  新京报:在目前的环境下,选择电影有没有存在受到名利欲蛊惑的成份?


  马原:名利曾对我影响很大,现在不是很大。做一件事未必非要人过留名。不是我马原超脱,而是人有的东西我也已经有了。花无百日红,曾经经历成功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最近十几年,名对我的诱惑确实不大;利呢,我觉得自己过得也不错。钱也不是太不得了的事情,赚它不是特别困难———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你努力去赚钱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可能并不愉快。现在我做电影,这是不赚钱的事情,拍电影一年来,我没有做其他事,差不多颗粒无收。


  新京报:这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


  马原:是主动的。我本可以得过且过,在大学继续讲课。拍电影,我实际上在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拍完电影我瘦了二十斤,本来以为是累的,但是朋友说我喝水异常,可能得糖尿病了,检查结果证实我就是得糖尿病了:血糖高于正常水准5倍。前天和徐静蕾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说当导演太累了,这不是人干的事,每天都睡三四个小时。陈逸飞导演的离世就是因为劳累过度。


  我不想拍一部满足个人内心的东西,没有任何理由做小众电影新京报:你刚才讲到,不想再不管别人的态度,只为自己的表达,那你怎么看电影的商业性,“大众”、“小众”这些问题?


  马原:我喜欢的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电影介于“小众”和“大众”之间———姑且称之为“中众”。我的第一部电影能做到“中众”就不错了。


  我不想拍一部满足个人内心的东西,电影是工业,需要很多人协同,要有投资规模。没有任何理由做一个小众的电影。贾樟柯、顾长卫都在走院线,我希望我的电影也这样。


  新京报:像好莱坞那样的风格?


  马原:我个人投好莱坞的票,我不喜欢法国电影。拍出来的电影观众看不懂,有多么深刻都没有太大意义。我不关心我人物的内心,我要让他们行动起来,这样的方式适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


  我的电影在形态上就是剧情片,有案情,但是没有完全做成希区柯克那样,有别的寄托,不是纯粹的娱乐。这样的结果可能会有点“夹生”。


  新京报:如果让你给自己这部电影处女作打分的话,你打多少分?


  马原:我始终认为创意永远重要,和创意一样重要的就是投资。钱越多我的创意越能充分实现。但是现在的条件下我只能约束自己的表达,我不可能特别从容的完成自己的电影。但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要打分,我给自己的这部电影打七十分。

  马原的第一部影片投资来自中视传媒,全部用高清摄像机拍摄,这部名为《死亡的诗意》的影片改变自他十六年前的同名小说。目前影片正在后期阶段,预计在6月份能够完成。作为成名的作家,同济大学的文学系主任,马原开始电影创作是一件让人关注的事情。


  马原的脸色不太好。后来才知道他得了糖尿病。这位当年先锋小说的领军人已有白头发了,眼袋也很明显。他暂时住在中央新影对面的一间民居里,条件很简陋。他说多数做电影就像凌晨5点菜市场的小贩,他还说陈凯歌、张艺谋和冯小刚是深宅大院里闲庭信步的那种人,而他不过是从这个大院坍塌的墙洞里钻进来的新人。


  都四十多人还敢当新人,我估计自己到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跟他谈文学的时候,我们的问答基本对不上碴;而说到电影,又没有我太多的发问机会,他一改开始时的状态,似乎很激动,滔滔不绝。这次采访的心情是复杂的,面对一个高龄的“理想主义死硬派”,我只能把自己弄晕:经过了多年的潜伏和伪装,马原有些老态的外表仍然包裹不住他年轻而健康的野心。


  马原,一九五三年出生于辽宁锦州。当过农民、钳工。一九八二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西藏,任记者,编辑。一九八二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等。当代知名作家,曾是先锋派的开拓者之一,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如今他的视线转向导演工作,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死亡的诗意》预计今年6月将与观众见面。


  西藏对我改变很重大,没有西藏就没有今天的马原
  新京报:刚才你看潘长江的访谈节目时很开心,我们都知道你是东北人,你的口音你的身材仿佛都是你来历的印证,而西藏一直是你写作的母题,这两个地方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


  马原:肯定西藏对我的影响更大,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即使同样的东西,在西藏当你看到的时候它也是另外的样子。这对创作者尤其重要。当然作为男人,东北人会让我很自豪。西藏对我改变很重大,如果没有去过西藏就没有今天的马原,他不会写出那样的小说,更不会现在去拍电影。


  新京报:你的电影改编自你的小说《死亡的诗意》,也是发生在西藏的故事。


  马原:那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的故事。拉萨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常住人口20万左右,突然出现一个性感招摇的女孩子,而她又离奇地死在圣诞夜———这在当时就是轰动的事情。这事儿发生时我不在当地,我回去的时候事情基本过去了。但是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讲这件事,包括当事人———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他因为这事被隔离审查了,他被放出来之后也跟我讲了这件事。这是我一辈子惟一一部根据真事创作的作品。


  熟悉我的读者看到电影就会明白:这就是马原的电影


  新京报:是这种非虚构性激发了你的创作激情,让你有了电影的创作欲?


  马原:这个故事里有一段可以供人猜测的“奸情”,这是老百姓平常喜欢议论的东西。整个故事是被说出来的,被大伙说出来的。你简单想一下,一个漂亮女孩被烧死在自己情人的木屋里,生活中的很多人对这样的事情都有兴趣。死者的同事、大院的门卫,每个见过这个女孩的人都在讲这个故事,每个人都像盲人摸象一样来描述这个故事。他们都有各自的角度,整个故事被描述的过程就像《罗生门》。我关心的故事就在这个空间中产生了,我想把不同视角造成的歧义放大。这是一个案件,但是案件的事实是怎样的对我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公众兴奋点,我觉得这个题材比较适合做电影。


  新京报:你在电影中也会保持写小说时使用的叙事技巧吗?


  马原:我可以保证,熟悉我的读者看到电影就会明白这就是马原的电影。


  小说死亡了,阅读不再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新京报:那你只是转换了表达的手段和方式:从小说到电影。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马原:很多人都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写了?我认为小说作为一个物种,正走在消亡的过程中,但是这个百足之虫,不会一下就死掉。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愿意自己早点看到它的死亡,早点抽身。同行和我的读者都不理解这一点,这么多年我培养了一批马原的读者,但是这部分人正在逐渐减少,我看到太多的人连小说都不读了。


  我们的生活变了,阅读不再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了。在大学里我教文学课的时候,下面的学生在忙乎自己的事情,我很沮丧,而我开的电影课就很受欢迎……


  新京报:作为一个曾经很成功的小说家,你却说出“小说死亡了”这样的话。


  马原:我怎么可能随意说出这样的话。事实上很多年来,我都在说这些我的同行不赞成的话。他们都认为阅读不会消失,但是你要看看人们在阅读什么,阅读在娱乐化:从琼瑶、金庸到今天的读图,一个非文字化时代。


  小说的阅读对我而言就是在冬天的太阳下,沏一杯茶,点一支烟,半躺在那里,看一段停下来发发呆或者思考一下,就像品某种东西。但是今天这样的情形已经很难得到了。纯粹的文学对读者对学生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十几年前诗人们抱怨没有读诗,现在轮到小说家了。我不愿意付出那么多的热情、心智和劳动去做一件对读者不重要的事情。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说,马原和巴尔扎克、博尔赫斯一样,总有一天会变成文学博物馆索引中的词条?


  马原:这是肯定的,我自己当然不想变成词条。也许写作刚开始的时候,我更愿意把它看成和自己内心的神圣对话,但是许多年之后还这样就不对了:放弃你最初的偏颇和狭隘,你的读者,你的观众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我怎么还能说服自己不管别人的态度只为自己的表达呢?


  名利曾对我影响很大,但现在不是很大


  新京报:回到我最想问的那个问题———干吗非要选择拍电影这种方式呢?


  马原:可能对自己的年龄经历还有信心,觉得自己还能做点事情。按照一般的说法,我已经在文学史上留名了,现在又是国内一流大学(同济大学)的系主任,但是人不能只为那个活着……等于是不甘心,不过我更愿意用“突围”这个词。当年我在语言和叙事方法上突围,现在在整个表述方式上突围。


  我把自己定位成职业叙事人。另外我喜欢影像和图画,这让我不用走太多的弯路。熟悉我的老读者会明白:马原的文字变成了马原的画面了。


  新京报:在目前的环境下,选择电影有没有存在受到名利欲蛊惑的成份?


  马原:名利曾对我影响很大,现在不是很大。做一件事未必非要人过留名。不是我马原超脱,而是人有的东西我也已经有了。花无百日红,曾经经历成功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最近十几年,名对我的诱惑确实不大;利呢,我觉得自己过得也不错。钱也不是太不得了的事情,赚它不是特别困难———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你努力去赚钱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可能并不愉快。现在我做电影,这是不赚钱的事情,拍电影一年来,我没有做其他事,差不多颗粒无收。


  新京报:这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


  马原:是主动的。我本可以得过且过,在大学继续讲课。拍电影,我实际上在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拍完电影我瘦了二十斤,本来以为是累的,但是朋友说我喝水异常,可能得糖尿病了,检查结果证实我就是得糖尿病了:血糖高于正常水准5倍。前天和徐静蕾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说当导演太累了,这不是人干的事,每天都睡三四个小时。陈逸飞导演的离世就是因为劳累过度。


  我不想拍一部满足个人内心的东西,没有任何理由做小众电影新京报:你刚才讲到,不想再不管别人的态度,只为自己的表达,那你怎么看电影的商业性,“大众”、“小众”这些问题?


  马原:我喜欢的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电影介于“小众”和“大众”之间———姑且称之为“中众”。我的第一部电影能做到“中众”就不错了。


  我不想拍一部满足个人内心的东西,电影是工业,需要很多人协同,要有投资规模。没有任何理由做一个小众的电影。贾樟柯、顾长卫都在走院线,我希望我的电影也这样。


  新京报:像好莱坞那样的风格?


  马原:我个人投好莱坞的票,我不喜欢法国电影。拍出来的电影观众看不懂,有多么深刻都没有太大意义。我不关心我人物的内心,我要让他们行动起来,这样的方式适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


  我的电影在形态上就是剧情片,有案情,但是没有完全做成希区柯克那样,有别的寄托,不是纯粹的娱乐。这样的结果可能会有点“夹生”。


  新京报:如果让你给自己这部电影处女作打分的话,你打多少分?


  马原:我始终认为创意永远重要,和创意一样重要的就是投资。钱越多我的创意越能充分实现。但是现在的条件下我只能约束自己的表达,我不可能特别从容的完成自己的电影。但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要打分,我给自己的这部电影打七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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