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中国》——恶毒用心，卑劣手法？

2004年11月25日，“安东尼奥尼回顾影展”在北京电影学院开幕。12月4日晚五点半，天气阴冷，电影学院“标放”门口人潮涌动，离放映还有半小时。本场票价已经炒到300块钱，放映的片子是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32年前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3个月后，林彪坠机身亡8个月后，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抵达中国，开始纪录片《中国》的拍摄。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猛烈批判安氏不久前拍完的《中国》，标题是“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把我跟孔子和贝多芬摆在一起，很可笑”，安东尼奥尼说。但他开始被称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寄生虫，之后这个定义又出现在政府的正式文件中。于是，这一批判成为那一代中国人对文革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穿越30多年时光，《中国》终于在今天回到中国，作为一种文化交流。

安东尼奥尼：并非与中国现实脱节的形象

……这个等待很长，但应中国政府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我巨大的满足，借此机会我想再次向你们表达我的感情。愿这部影片能尽快与全中国的观众见面。

电影的名字叫《中国》，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这是我到达中国后马上就作出的选择。

对我来说，要获得对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的明确想法，那是相当困难的。要了解中国，一个人也许该在那里住很长时间。一个著名的汉学家提到，谁在中国呆了一个月，会自以为有资格写一本书，几个月后，就只能写几页，几年后，就干脆什么都不写了。

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但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

如果我这么说：“这些是我在几个星期的工作中，在一次令我永生难忘的旅行中拍摄到的中国人，你们想跟随我加入到这个丰富了我，也可能会丰富你们的旅行中去吗？”如果我这么说，我相信是提了一个合理的建议。 

对这部纪录片的种种议论中，有一个人让我意识到拍这部片子虽然艰苦，却值得。他说：“你让我去了一次中国。”这是我想做到的，但我不敢说我成功了；和中国人生活了5星期后，我应该学会一点谦虚。

在这个国家，人民曾长久地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今天，他们在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温和，用坚韧的创造力在这个相当贫瘠的土地上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另外，如果没有那些“组织好的”场合，这部纪录片并不一定就更接近现实。在幼儿园唱歌的孩子和其他那些“表现性”场面，是中国人的自我表现，但这些并不是与中国现实相脱节的形象。这确是宣传，但并非谎言。

有篇评论文章用这些文字结尾：“我们看够了电影纪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似乎纪录片的死亡和中国的长寿有某种因果关系。如果因为这部纪录片而作出这样的判断——任何形式的电影都没有意义，那是我不能接受的。如果安东尼奥尼的电影错了，责任在安东尼奥尼，而不在那个叫电影的幽灵，不在电影的抽象理念。

崔卫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对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作过分期待是不现实的。毕竟这部影片诞生在1972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革后期的极度封闭中，普通人不敢在大街上与外国人自由交谈。安东尼奥尼虽然是请来的客人，他的行动仍受着极大限制：关于行进路线，他在房间里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3天，最终的选择是妥协，放弃原先长达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内匆匆拍完。

除了再现当时的外交政策，中国观众从这部影片还可以了解到那时候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某种看法也许至今没有改变，那就是“谜一般的国度”。蜿蜒的长城、方正的城楼、花园的交叉式窗棂、太极拳，所有这些都得到热情的、赞美般的表现。

1950年安东尼奥尼拍摄了纪录片《波河上的人们》，对于挣扎在波河上的人们，导演的镜头里有一种诚挚的同情和理解。但是在《中国》里，对于生活在苏州河面上的人们，安东尼奥尼失去了那种深切的关注和不懈的追踪，这些生活在船上的中国人，更像是一道旅游风景。这样的遗憾，责任是要安东尼奥尼本人来承担的。

作为一个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中国观众，一眼便可以看出什么是安排给外国人看的。但是，摄影机这个东西有它神奇的一面，镜头有自己的逻辑和想要去的地方。于是影片中不时出现这样的“裂缝”：一些未经安排的东西，自己从某个角度不经意地冒了出来。而不管安排的还是非安排的，都是当时中国的一种现实。

安东尼奥尼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来形容自己的工作，那是他自己的谦称。作为中国观众，也许可以跟他说这么一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卡洛•迪卡洛：爱的表白

安东尼奥尼本人素来反对意识形态的东西在电影中出现。

我们看见的并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而是安东尼奥尼在向我们揭示中国，似乎他听任电影机自由地去见识和观察。

安东尼奥尼在他的影片中叙述对人的尊重，把中国人民作为故事的主角，这难道不是他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的爱的表白吗？那么，为什么只是在32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才得以第一次看到《中国》？

吴文光：我恨安东尼奥尼

那些哪能代表中国，在特别受限的空间里只能拍到特别有限的东西。

那片子今天看不过是一种电视多集系列片的合映，手法是走马观花看中国，而且确实“黑”，充满对一个东方古老大国的猎奇，猎奇累积，就有丑化效果。这时对于那个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人，我开始有了恨意——自己的肌肤被戳痛后的那种难受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