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影盖一幢房子用房子拍一部电影
德国导演法斯宾德曾说过:“我想用我的电影盖一幢房子。有些做成地窖,有些做墙壁,其他则做窗户。”在中国,“用电影盖一幢房子”并不现实,“用房子拍一部电影”却算得上一路传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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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判断一个工作单位好坏的首要标准,既不是发展前景,也不是收入水平或办公环境,而是能否解决住房问题:能够分房的就是好单位,不能分房的就不是好单位。甚至,单位的优劣差异还可以用房子来量化———分的是平房还是楼房,筒子楼还是单元楼,一居室、两居室还是三居室。住房质量更成了一张直观的名片,给领导送礼的是绝对不会往筒子楼里挨家挨户地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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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震撼的是后来的《
我再也不回来了。毕了业我上内蒙,上新疆,我种苜蓿种向日葵去!我上西藏种青稞去!我找个宽敞地方住一辈子!我受够了!蚂蚁窝憋死我了。我爬出来了。我再也不回去了。“那一年,兴起贺岁片热,我记得住的只有这一部。
就在头一年,我高中毕业,一家人终于搬出了20几平方米的简易楼,即便不种青稞苜蓿,也算“爬出来了”。
说起来,中国电影足以组成一部完整的近现代民居史,而房子的演化又是民生的一种刻度。到底用电影盖房子,还是用房子拍电影,也许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