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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影盖一幢房子用房子拍一部电影

2005-4-1 16:08  来源:新京报 作者:刘帆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德国导演法斯宾德曾说过:“我想用我的电影盖一幢房子。有些做成地窖,有些做墙壁,其他则做窗户。”在中国,“用电影盖一幢房子”并不现实,“用房子拍一部电影”却算得上一路传统,以《邻居》为界,身前身后的例子不胜枚举。毕竟,对大多数国人而言,没什么比房子更重要关切的了。以至于,自古以来都要在最私秘的事情前面加个“房”字,作为定语。


  《邻居》拍于1981年,写的就是当时的事,高校教职工住在集体宿舍式的“筒子楼”里,为了争取一间公用的厨房而四处碰壁。我相信,这个故事里面会有很多创作人员的切身体验,郑洞天导演也承认自己当时就住在一所高校的宿舍里,感同身受的生活教育要远大于所谓的“纪实美学”。


  据我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判断一个工作单位好坏的首要标准,既不是发展前景,也不是收入水平或办公环境,而是能否解决住房问题:能够分房的就是好单位,不能分房的就不是好单位。甚至,单位的优劣差异还可以用房子来量化———分的是平房还是楼房,筒子楼还是单元楼,一居室、两居室还是三居室。住房质量更成了一张直观的名片,给领导送礼的是绝对不会往筒子楼里挨家挨户地找的。


  《邻居》里的筒子楼,现在基本已经化为一个时代的印记,其尴尬之处就在于那种既公开又独立的集体化家庭生活模式。小时候曾在大学里住过几年,对筒子楼生活至今印象颇深:各家各户都把灶火摆在门前,一到傍晚谁吃饺子谁下面条便一目了然;有些设了公共厨房的,虽然干净些,但你使了我的盐、我掰了你的蒜的邻里摩擦也接踵而至;个人隐私几乎成空想,头天跟哪个妹妹在楼下压马路,隔天邻居大妈就会虚实兼顾地“突击审讯”;当然,公共盥洗室的春光乍现也算得上今天难以复制的景观……


  真正震撼的是后来的《没事偷着乐》,张大民的弟弟五民考上西北农大,临走前在姐姐三民的婚礼上大醉一场,高声喊到:“我受够了!


  我再也不回来了。毕了业我上内蒙,上新疆,我种苜蓿种向日葵去!我上西藏种青稞去!我找个宽敞地方住一辈子!我受够了!蚂蚁窝憋死我了。我爬出来了。我再也不回去了。“那一年,兴起贺岁片热,我记得住的只有这一部。


  就在头一年,我高中毕业,一家人终于搬出了20几平方米的简易楼,即便不种青稞苜蓿,也算“爬出来了”。


  说起来,中国电影足以组成一部完整的近现代民居史,而房子的演化又是民生的一种刻度。到底用电影盖房子,还是用房子拍电影,也许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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