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十年——在茁壮成长和艰难跋涉之间

    十年，可以让一个人成熟，也可以让一个人老去。从1994年到2004年是中国纪录片人新老交替的十年，也是中国纪录片栏目在浮浮沉沉中艰难跋涉的十年，更是中国纪录片茁壮成长的十年。在此之前的10年，纪录片经历了喧哗与骚动的岁月。纪录片先于新闻觉醒，承担起反思与鼓噪的重任，拖着浪漫主义的腔调一路高歌走来，一度独领风骚。虽然伊卡洛斯的翅膀最终被太阳融化，但漂在大海里的羽毛成为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纪录片人永恒的化石。

    1994：蛰伏的力量

    从对“纪录片”这个概念有了自觉的意识，到此后陆续收获的一批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非常突出的优秀作品，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在1994年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而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成了它蓬勃生长的温床

    1994年，这是让任何痴迷影像的人动情怀念的一年。

    就故事片来说，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都能从这一年里找到自己喜爱的作品：《低俗小说》、《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杀手不太冷》、《红色》、《狮子王》、《变相怪杰》、《子弹飞过百老汇》、《暴雨将至》、《重庆森林》、《东邪西毒》、《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1994年，中国的纪录片也是热气腾腾。即便是现在翻阅往事，我们还能很清晰地感受到当年纪录片人的那股劲头，一大群人都在为纪录片这个概念而亢奋：张元和段锦川拍摄了《广场》；李红端出了《回到凤凰桥》；陈晓卿刚离开“远在北京的家”去广西拍《龙脊》；王海兵在拍《回家》；蒋樾在制作《彼岸》；胡杰在“体验”《圆明园的画家生活》；时间、孙曾田等已经名声在外的电视人在为纪录片四处张罗；而刚开播一年的“纪录片编辑室”和“生活空间”风头正劲，创下36％的收视率，比当时的电视剧都火爆。

    那时候的纪录片人，差不多都是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于七八十年代，他们需要为激情寻找一个释放的出口，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纪录片作为自己的表达工具。他们或是专业人士，或从事与影像相关的职业，或是对影像制作具有浓厚的兴趣，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较早接触国外纪录片的一批人。除了肯定这批人为中国纪录片做出的贡献之外，国外纪录片对中国纪录片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如果说吴文光早年拍《流浪北京》的时候，他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拍纪录片的话，那么到1994年，大家都知道纪录片为何物了。即便大家对纪录片的认识存在差异，至少“纪录片”这个概念已经在中国流传开来，并逐渐深入人心。1994年之后，这批纪录片人都继续埋头干活，中国纪录片保持着升温势头，两年后陆续收获的《八廓南街16号》、《神鹿啊，神鹿》、《舟舟的世界》、《阴阳》、《三节草》、《钉子户》、《空山》等作品，无论从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的成熟度上，都表现出冬眠蛰伏后的力量。

    1994年迎来的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决非偶然。纪录的力量来自于对社会进程的积极参与，纪录片发展繁盛的时代，大都是社会变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发展速度不以年计，而以月计的时候，纪录片便有了蓬勃生长的温床。与故事片走向世界的步伐相比，纪录片无疑迟缓了几年。但纪录片对现实气氛更加敏感，表现得更为真切，因此这些作品一出现，就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同时，中国纪录片最初的发展与电视媒介的自身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视媒介为纪录片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纪录片的“灶火”能如此旺盛，除了优秀作品在“添煤加炭”之外，跟一批纪录片栏目的推出也不无关系。当时的电视节目并不丰富，当人们发现在电视上还能看到身边的人和真实的故事时，他们对纪录片产生浓厚兴趣也就不难理解了。想想即便是在电视节目极度丰富的现在，一个山村老太突然在荧屏上看到自己的一段录像，肯定觉得比电视剧更有吸引力。当年的电视纪录片，或许就是山村老太的第一段影像记录。让观众投出第一瞥注意的目光很容易，但要永远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则是摆在纪录片人面前的一个新的难题。

    2004：游荡的“拾荒者”

    如今的纪录片格局已经模糊不清了，纪录片制作者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2004年，纪录片又回到了电影院。虽然纪录片栏目的生存大多步履维艰，但重要的纪录作品依然以各种渠道进入我们的视野

   当瓦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