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朵朵》导演访谈

Hooxi是那种典型的、学院里的另类知识分子，温和而绝不腐朽，安详的表情下隐藏着尖锐。电话里通常他的声音很低，甚至显得冷淡——这是他清醒的时候。我偶尔遭遇他兴奋的时候，话语被微醺的酒意打散，夹杂上一两句表示情绪的语气词，汇成一条有情感力量的河流，缠绕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去。在北广门口我们初次见面，他马上领我去淘碟子，这是他独特的款待方式，随意、放松，在之后的聊天，我们自然地聊起网评、实践社、电影……以及他的《葵花朵朵》。

对于你所参与过的民间电影组织和民间电影交流，你如何评价它们的意义？
Hooxi：2000前后我参与过实践社的活动，也在网上发发影评帖子。我认为这些民间电影社团激发了人们的影像表达潜力，也培养了一批未来的艺术电影观众。但能够坚持下来的社团很少，这很可惜。对电影需要有持久的宗教般的热情，而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你认为民间影像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态度？
Hooxi：“民间影像”的首要敌人，我认为不是市场和官方，而是学院。每当出现一部不合学院规矩的作品时，争论都是很大的，并最终还是需要得到来自学院（主要是电影学院）的肯定。这很可悲的。情况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电影学院也有一些老师，一直非常鼓励和看重溢出规矩之外的民间影像。但还不够。

从看影碟、评电影再到拍电影，这似乎是一种非常顺理成章的结果，你觉得你的经历在电影人中间具有典型意义吗？
Hooxi：可能不是很典型。第六代基本上都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从工艺的角度讲，这些人有一套成规，能非常快的进入电影业。但是，我仍然希望看到更多象我这样，是从看影碟、写影评开始拍电影的，尽管艰难，但未来的电影导演，至少首先应该是喜欢看电影、看过大量电影的人，而不是那些需要别人崇拜的“学院导演”们。

《葵花朵朵》的情节非常单纯，情感也非常质朴，你为何这样处理你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你怎样避免它成为另一个版本的《我的父亲母亲》？
Hooxi：我认为一个好的电影，应该同时是一部单纯的电影，情感应该真诚。在拍这个电影的过程中，我一点一点地筛掉了那些观念性的、复杂的东西，只剩下一些人物和场景的表情。这个电影是个“纯”电影。甚至，主人公没有一句台词，但内心会被看到。我不认为它和《我的父亲母亲》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我在这个电影里并没有强烈的煽情冲动。很冷静。单纯并不是“单一”，仍有丰富的元素在我的电影里充分使用着，比如：民谣、场景，同时，它的情感是“干净”的，“谦卑”的，它不试图征服人。

你觉得你的这种趣味和哪些电影类似？你最喜欢的电影导演是谁？
Hooxi：我非常喜欢法国的布鲁诺•杜蒙的影片：《人之子》、《人性》、《29棵棕榈》。他能非常冷静地处理他的题材和人物，并且，每一部电影都充分地开掘了场景的表现力：小镇、沙漠、岩石，都是非常具有表情作用的。但又绝对不是“符号化”。当然，它们一般都很闷。另外我也非常喜欢侯麦的电影，他是个优雅的导演，很宽容，很自信地讲述他的男男女女。

《葵花朵朵》选择著名流浪民谣歌手杨一为影片配乐，甚至让他出现在电影情节中，对此你如何考虑？你如何评价这位歌手？
Hooxi：在杨一粗粝的嗓音背后，是一颗敏感、单纯的心。我跟他总是能一拍即合。他总是能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东西。这点我非常幸运。让他几次出现在影片中，是一种结构性的需要，同时也是叙事者。这个叙事者的存在，使我的电影能够避免过于影像化。事实上，正是有了他的四首民谣和几段吉他、口琴音乐，使这个电影看似单纯的画面有了丰富的“织体”。他几乎是对着画面在唱，感觉非常好！我认为杨一首先是一个诗人，而不仅是一个民谣歌手。他的决不妥协的生活态度，民间的立场，还有充沛的情感内力，都让我非常敬佩。喜欢杨一的人，一定要来看这个电影，它不会让你失望。

《葵花朵朵》的影像给我一种过度曝光的感觉，但又不失精致。这是怎样做到的，为什么这样处理？
Hooxi：我们选择的外景地在阴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上，那里阳光非常强烈，阴影和阳光的反差非常大。葵花和阳光总是在一起的。我们所用的主打胶片是柯达50D，这种胶片的特点是宽容度大，能够最大限度地把阳光和阴影反映出来。同时在拍摄时，一般都要增加几档光圈，然后在冲洗时进行“强制显影”，加大反差。这样做首先是想还原当地的光照情况给我们的主观感觉，一种强烈的西部味道；其次，可以反映人物内心的不安和紧张。第三，还有一个结构的需要。这个电影是“过去时”和“现在时”交织的结构，我需要让“现在”的影像暴烈一些，“过去”饱和一些。

听说你的电影在通过审查时，得到的最大意见是看不懂。你怎样评价艺术电影的这种“看不懂”？
Hooxi：这是在厂审时我听到的意见。可能跟看的心态有关，如果只是去看一个故事的话，这个电影显得太浪费时间了。而且，剧情里有一些逻辑链条的缺失，过多地关注这个，对一部“艺术片”来说是不公平的。当然，也有一个客观情况是：在审片时，很多元素，比如音乐、音响、色彩配置、字幕等等还没有完成，可能造成了理解上的一定困难。但最后还是通过了，电影局审片时也通过了。能够看出领导们是非常宽容的，对年轻电影人艺术上的探索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不过，这种“看不懂”艺术片的情况在社会上实在是太具有代表性了。一方面跟现在观众的文化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跟观影人群没有很科学地分离有关。应该建立“艺术院线”，各取所需，而不是一锅粥，这样就可以避免《2046》那样的尴尬：王家卫的忠实影迷不满足，觉得它太简单了，从未看过王家卫电影的人又大呼“看不懂”。这很不正常。

在第六代导演（借用一种方便的称谓）中，你对待现实的态度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你不关心当下的现实生活？
Hooxi：首先我不承认我和第六代有什么关系。这个“第六代”的称谓也很可疑，完全暴露了电影界的“小圈子”作风和试图进入某种“谱系”的野心。但是就关注现实来说，我觉得只是程度和表现方式不同。他们关注的是所谓“边缘”人群，这首先就把自己看做“精英”了。我认为我的电影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场景、人物都来自活生生的现实，但在表达上又最尊重我自己。我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当下的现实之外。同时，我认为电影是虚构的艺术，一种复杂的表达语言。完全向现实投降并不能出来好作品。

你曾经写作小说、诗歌、影评，到现在拍电影，这种艺术化的生活肯定让你丧失掉一些东西，比方说你到现在还没有房子。你怎样看待你的这种选择？
Hooxi：丧失掉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但是也便于我轻装出逃，保留随时对自己的生活“洗牌”的可能性。关于房子，比利时的达涅兄弟说；“电影好比一座房间”，我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很舒服。

简历：Hooxi（王宝民），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1991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2000年在网上开始撰写影评。2001年获得北京广播学院艺术学专业硕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主要故事片作品：《赵小姐》（2002年）、《葵花朵朵》（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