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电影与吕克贝松化
欧洲电影产业在2004年经历着令人振奋也令人忧虑的转型与蜕变。在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改革进程中，电影产业作为娱乐工业的重要部分，其产权结构、生产模式、资源渠道的重新整合将不可避免。虽然，欧洲工业和文化的发达程度与美国处在同一等级，其工业化程度和规模都远远优于除美国的其他地区，但事实上，由于欧洲各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陈旧电影工业模式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真正的运营体制和市场观念的革新。
俄罗斯的《守夜人》（Nignt Watch）、德国的《尼伯龙根的指环》（The Ring Of The Nibelungs）和法国的《漫长的婚期》（A Very long Engagement），2004年的欧洲商业电影算是在革新中向前迈了一布，但在商业大制作的市场策略下附加了“美国味”的“电影套餐”是否能满足欧洲和全世界的胃口仍是个未知数。且在电影发行意义上的“欧洲大市场”的建立还差得很远，从这3部商业电影的发行中我们看出，先打开外欧洲市场还是先作好欧洲本土的发行体系，仍然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题目：《守夜人》和《尼伯龙根的指环》和《漫长的婚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先打开美洲、澳洲的市场、再面对欧洲其他国家的策略，这是一种新的发行尝试。
如果把吕克．贝松的欧罗巴公司在巴黎市郊兴建价值2亿欧元的世界一流摄影棚的消息看作是欧走电影产业转型的叩门砖，那2004年可以称作“吕克贝松化”的一年，吸纳纯粹的商业资本制作真正面向市场的电影，是2004欧洲的变化，“欧罗巴”已经成为法国甚至欧洲电影业的后起之秀的典范，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先后问世的“类欧罗巴”电影公司就证明了这个趋势。作为龙头，2004年的法国票房走势似乎也在证明着欧洲战略的效果：年度票房冠军是低成本制作的温情喜剧《唱诗班》（汉译：放牛班的春天），该片不但在法国和欧洲的发行获得成功，而且同时实现亚洲、美洲等其他地区的发行。
政治与纪录
麦克尔．莫尔在戛纳举起棕榈奖杯，2004欧洲电影被这个动作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伴随欧盟与美国关系极其微妙的变化以及美国大选，欧洲人关注政治的热情被充分地拉动，不但表现在商业电影的泛政治化台词里，还使发行人们看到了一向走低的政治电影在欧洲的新地位。伊拉克战争、欧盟东扩、美国大选和反犹主义等新问题面前，远离已久的政治重新成为普通欧洲市民关注的话题，同这心态息息相关的现象就是纪录片的悄然走红，2004年是在欧洲首映、公映和放映的与政治事件相关的纪录片，在近十年来最多的一年。从1月的《红色高棉的杀人机器》到6月的《华氏911》再到《超码的我》、《美国的战争之路》、《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纪录片纷纷上映，纪录片也成为2004艺术院线和电视台的新宠儿。
平权运动
在欧洲的国际电影节越来越在世界电影活动中占据位置的同时，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临时工也轰轰烈烈地搞起平权运动。这场由电影人工会策划的跨越欧洲的大规模活动从1月起的巴黎游行为标志，以2004年的戛纳电影节为高潮并一直延续到威尼斯电影节和西班牙，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成为2004年欧洲国际电影节的新节目，也给主要有政府资助的电影节会展业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了举办电影节，政府不得不雇佣大量的临时工人，他们的薪水和工作环境至今仍然是令策展人非常头疼的难题。
垃圾喜剧
越来越多的低劣搞笑，泛滥的垃圾喜剧在2004变得越来越恶心。
如果把《森林鲁滨逊》《十一笨罗汉》《零蛋间谍》这类电影的台词翻译成中文，其搞笑程度将迅速下降，如此建立在俏皮话基础上的幽默不属于世界，也不属于法国，属于那些无聊的缺乏生理刺激的大脑皮层，人们为了搞笑而搞笑，就成了恶搞，为了恶搞而恶搞，就是恶心。
2004法国出产的大量恶搞喜剧让人开始反胃，这种智商含量比较低的市场策略还能让那么多人掏钱败坏实在可惜，但瞎花钱也有人看，那些喜欢恶搞的少年捧场，这就是法国独一无二的可怜又可敬的电影市场，无论你无聊到什么份上，都能赚回本钱，像阿奈斯•雅薇那种现实主义的高级幽默没有人欣赏，发达国家的良好市民喜欢花钱上电影院里看笑话，看胡扯，越离谱越好。
处女作与第二部
每年都有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家伙拿出来给人别人看，能有这机会的人都不是庸碌之辈，或者能让制片人大赚一笔，或者参加电影节，让世人承认自己才华横溢，最牛的是在两者之间：比拉尔的《不死者》（Immortel）和克里斯托夫．巴拉蒂尔的《唱诗班》，要赚钱也要耍漂，要观众也要口碑。
等而次之的是法提．阿金，《勇往直前》（Head-On）年头年尾都能拿奖，而布兰克．沙兹汀的《寂静无声》（Lautlos）在德国的上座也证明了一个新人的成功降生，汉斯•维加特纳（Hans Weingartner）的《教育家》（Edukators）在戛纳的反响也可算上成功亮相。
再说2004的第二部。第一部成了，第二部就很难拍。科西切的《躲闪》既叫座又叫好，让．古南的《布鲁贝利》是叫好不叫座，克里萨斯托弗．奥诺雷的《我的母亲》是既不叫座也不叫好。拍电影难，拍好电影难，坚持拍出好电影更难。
大师之年
论到电影质量，2004年最终还是让我们回到大师身上。
安哲鲁普罗斯的“世纪三部曲”之一《哭泣的绿地》和艾利克•侯麦的《三重间谍》参展柏林、戈达尔的《我们的音乐》现身戛纳，安东里奥尼的《爱神》和奥利维拉的《第五帝国－昨日如今》展映威尼斯，年底突然在法国公映的伯格曼的《萨拉邦德》，或者再加上夏布洛尔的《伴娘》，2004年堪称不折不扣的“大师年”，以后再过多少年能赶上这么多人一起把片子拿出来给大家看？况且安东里奥尼已经不能说话，伯格曼宣布息影。当时光从撩乱的风景中飘摇而去，2004让我们感动的还是那些大师的片子。
《哭泣的绿地》说是写希腊人的世纪经验，看上去却是写给人类的，影片虽然节奏缓慢，格调悲怆，但还是能让人看到安哲鲁普罗斯的诗意和思考，我们依稀看出他对“流浪艺人”主题的充分发挥，看出他对寓言式场景的出色设计和现实画面与超现实画面之间的“无缝对接”。《三重间谍》则在侯麦的沉重的“提问式构思”上增加了形式感，去掉了知识分子气和一个老电影江湖常常显露出来的优越感，谦虚，深入，耐人寻味。戈达尔还是那么先锋，还是那么极端，那副“一个都不饶恕”的态度，《我们的音乐》立足现实问题，不拘泥于形式，思考在前，一切都靠后。
《爱神》美但不舒服，理想主义但觉得做作，人们在批评安东里奥尼的弟子，人们永远不愿意承认这种尴尬和不爽来自真正的安东里奥尼，而来自那些占有安东里奥尼财产而滑稽的模仿者。《萨拉邦德》是伯格曼最后一部了，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电影，可却体验到伯格曼独居20年来的心境和沉思，当片中的恩里克抱着女儿卡琳娜的头失声痛哭的时侯，仿佛是伯格曼在抱着自己的回忆失声痛哭，抱着自己曾经拥有又失去的女人失声痛哭，抱着自己的子女和支离破碎的家庭痛哭，那些熟悉的镜头语言与相隔30年的面孔重现眼前时，莫名的感动无以形容。
在新人们眼花缭乱的口是心非中，这些60岁朝上的老头仍然坚持着朴实的、纯粹的或固执的个人探索，就冲这份心思、这份真诚和这份执著就够我们感动了，一边是商业电影一波又一波的喧嚣，而这边却是沉静如水的一丝不苟的描绘，也许大师早就落伍了，早就没人看那些头疼的片子了，但他们仍然在工作，在以电影的名义思考，有的返老还童，有的回光返照。
平媒约稿（2005年2月《看电影》），献给不买看电影的朋友，报告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