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深秋,我和乌尔善同程来到维也纳,出席维也纳国际电影节(VIENNALE).乌尔善携带放映的影片是他的第一部长片.作为老朋友,我已经相当熟悉他的实验影像,我连续两场与奥地利人一同观看《肥皂剧》，之后用这篇文字舔嗜精神的伤口。
通过理性的知识建设，通过社会结构的规约，通过信仰实践，通过爱的教条，我们相对稳固地获得了安全或者安全感。但是，一部《肥皂剧》就把人类内在的安全系统变成了薄冰——人类不总是那么相信自己——我们在行为动机的发轫地带安装了监视器，在行为的结果地点也布局了成群结队的精神分析专家，可是，总还是有“意外”发生：我们力求掌控人类剧情的结果，却常常力不能逮，反被结果惊呆。面对“意外”，我们大惊失色，惶恐莫名。
《肥皂剧》用永动仪般的影像结构，发挥出4段骇人听闻的肥皂剧，都与人类的所谓行为禀性有关。乌尔善探究所谓复杂多变的心理机制的方法，相当直截了当，或者说，相当解剖学：直接抽干“生命”。他像影片中的屠夫一样，把生命的载体——肉体，大卸八块，冷冻在冰箱里，直接陈列不存在又确曾存在过的“生命”。那是从生到死的展览，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死的渊泉，看不到是，生的源泉。
换一个角度，用乌尔善自己的话说，《肥皂剧》探讨的是动机和结果之间的空白。我对乌尔善的引申是：动机到结果之间的狭长地带，是人类天赋的秘密，永远不可破解。
处理如此隐微的思想，乌尔善也绝不彷徨。他坚定地立足于情节剧的理解场域，把故事发展的现实里固存的戏剧性保鲜下来，不让它水份流失，同时，他也不避讳任何他所谙熟的“展览性”，让剧情和机巧的剧作构架置放在展示性的表层。我说，这是“把难度埋藏起来”。
《肥皂剧》一扫中国电影的现实写实主义委靡，在实验影像和经典叙事组织的结合部横冲直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