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独立电影 十六大明确指出，我们国家将大力发展私营经济。这就意味着你、我和他只要有创作的冲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都可以拍电影；你们、我们和他们只要有实力、有兴趣都可以做电影。因此，我们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会有大量独立电影诞生。
独立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束缚，只要有可能，制作者可以尽情发挥丰富的想象来完整作品，但是，他们一定要懂得管理学，要知道成本核算，毕竟杯水车薪。能拿出300万来拍一部电影的事情并不多。拍摄《大腕》时，连每天的汽油费都要算得清清楚楚......（这是国外公司的经营方式，但我们可以借鉴）
有位观众给某位导演提了个问题：“中国电影的春天什么时候来到？”导演是这样回答的：“就像现在的韩国一样，老百姓支持国产电影，政府扶持电影事业，导演开机时想想对观众的责任。如果是这样，中国电影的春天就快来了。”
胶片和DV就好比电影院和DVD 我喜欢座在宽敞并且黑漆漆电影院里的感觉，就算家庭影院功能再好再全也替代不了电影院。朋友说，我花十块钱就可以买一张D版盘，想看就看，看多少遍都随我。你呢？花30块去电影院座90分钟，何苦呢？我只有苦笑，是啊！为什么呢？从在电影院里看的第一部片子（以前一年也看不了几部）《U-571》，数数电影票也有五六十张了，随便拿起一张，随之便能想起那天的天气、心情、影片的优劣，这，也许就是生活吧！
一个电影梦的成本预算
文/苏七七
按照经典定义，电影是现代科技的美学产物。一部电影，涉及到很多器材，很多工序，很多人——这也决定了，它有一道很高的门槛。在过去，大多数文艺青年是只能在门外瞧瞧热闹的，而时移事往——在电影的必需投资递减与青年人的影像热情递增时——两条抛物线有了一个交汇点：“低成本电影”。这个概念浮出水面，成为一种梦想的变现方案。于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考察一番，中国当今的低成本电影现状。
形势
与好莱坞影片平均每部6000万美元的投资相比，中国的新世纪大片《英雄》，投资3000万美元，好象也成了低成本电影。所以“低成本”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且有着具体的国情特色。确切地说，中国电影的单片平均成本不到美国的1%，绝大多数的主流院线影片，成本在200万—300万的，也被划归低成本的行列。中国电影在短期内，不存在造出一艘《泰坦尼克号》的可能，“高投资，高科技，高回报”这样的三高神话，还是好莱坞的霸权。而电影界的领导们，还是相信艺术之于技术的更高地位，在技不如人的情况下，争取艺高一筹。本年度中影集团2、6亿的预算中，包括了30部故事片、200部电视电影、200集电视剧，韩三平董事长说：其中也为“起用、培养一批年轻导演，做低成本电影，发现好的人才，扶植好的作品”留出一些钱。一些已经扬名立万的第六代导演，张元、张扬等等，都加入到其中的行列。
当然抢到一口“公家饭”吃也不容易，且僧多粥少，一年10部年轻导演的低成本电影，相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基数，显然有点幽默效果。与此同时，电视电影开辟了另一个低成本电影的渠道。一部电视电影的平均投资是40万。多数用磁带拍，后期可以磁转胶。这对于年青导演来说，是在有机会拍胶片前的一次演习。由于没有直接的票房压力，所以电视电影倒可以支持一些形式尝试的作品，例如李虹的作品《黑白摄影室杀人事件》，被认为是“极端形式主义作品”，将一个刑侦题材拍出了超现实风格，审查七次，终于通过。而青年导演中拍电视电影的代表人物显然是郑大圣。留美归国后，这个先锋电影的实践者投身于电视电影，两年间拍出三部：《阿桃》、《王勃之死》与《古玩》。这三部电影很明显地展现出他前进的轨迹，对影像与叙事的把握，都日趋成熟。在几部低成本的试锋之作后，这个导演已展示出值得期待的思想能力与操作能力。
而对于非科班出身的，通过盗版碟培养起美学观念的广大门槛之外的电影新青年，他们不可能倚靠官方或者媒体的哪棵大树，但DV价格的平民化，在康庄大道外搭出几条独木桥，为孤胆英雄们提供了起义的出路。一部DV，一台可进行非线性编辑的电脑，价格可以控制在2万以内——杨天乙历时一年拍的纪录片《老头》，是早期一部给DV新青年们以鼓舞的作品。吴文光在《书城》、《艺术世界》上开设专栏，这个最早的个人纪录片拍摄者不遗余力地为DV运动鼓与呼，就在他描绘“DV成为笔一样的书写工具”时，新一代中国电影的领跑贾樟柯也预言着：《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
DV的成本并不一定低，经典作品，拉斯·冯·提尔《黑暗中的舞者》，动用到100台DV，加上后期复杂的合成，投资肯定不低，朱文的《海鲜》，投资是100多万，而丁建成用35mm拍摄的纸才用10万左右。但是DV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极低的底线。如果想拍摄一部15分钟短片，在只有满腔热情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租拍摄机器的费用一天不到百元，租编辑机房的费用一个小时几十元，——自然光，同期录音，场景自行解决，演员友情出镜，控制在几天内完成作品，2000元就有可能完成。而凤凰台开设“DV新世代——中华青年影像大赛”栏目，每天播出短片，作品一旦入选，播出费2000元，几可收支相抵。
从2000元到300万元，中国的“低成本电影”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天堂，而是一个混杂着意识形态、市场诉求、媒介力量与个人的热情与想象的所在。DV也不是天使，理想与功利，从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个案
王小帅·《冬春的日子》
投资近20万。导演与摄影师出资，是第一部彻底的独立影片。不可能在国内公映，后交给香港的舒淇发行，去了几个电影节，在希腊的特撒罗尼其等地方得了些奖，拿了点奖金，国外的菲薄收入足够覆盖非常低的成本。
贾樟柯·《小武》
投资30万，胡同制作出了近20万，贾樟柯又去山西弄了一部分钱。这个数目不足以让他拍摄《站台》，于是先拍了《小武》。这个16mm的片子使他一战成名，投资环境顿然好转。——不是他要去找投资人，而是投资人找他了。
王超：《安阳婴儿》
先期投资4万美金。王超在4万美金的基础上，立意拍一部胶片电影。在电影拍出，语惊四座之后，有了后续资金，使后期得以在欧洲完成，最后转成35mm——后期的制作费用达8万美金。
李娃克：《缝》
投资40万。这位画家与观念艺术家的第一部影片由朋友投资，朋友是做泡泡糖的，其间为支持电影事业而偷税漏税入狱，拍摄一度中断。这个以政治与性为主题的片子不考虑在国内公映的可能性，但还是考虑到国际艺术院线，胶片拍摄。
孟奇：《我最中意的雪天》
投资300万。导演并非科班出身，曾拍过广告，自己与朋友筹措资金拍摄了这部影片。虽然从资金与运作角度上，完全是独立的，但电影改编自梁晓声的小说，在审查修改之后也接近主旋律，已在上海院线上映。
王光利：《横竖横》
投资80万。上影厂出资50万，导演再找了30万。影片通过了电检机构的审查，也拿了鹿特丹电影节的奖。电影未上北京地区院线，但在国外与上海的票房，已远远超过了成本。
崔子恩：《旧约》
投资1万，DV作品。对于导演来说，拍个DV作品是件“容易”的事，片子也极之专业，在技术与思想上都值得敬佩。演员等费用免列预算，1万元当为拍摄编辑费用。但崔子恩的隐形文化资本，是年青导演所普遍缺乏的。
链接
讨论会
12月10日下午2：00。京广中心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文化交流，主题是“低成本电影”。出席的有几位中美文化官员，几位导演，几位电影经纪，几位电影学的博士生，几位媒体记者。在茶、咖啡、葡萄酒与点心中，与会人员看了两部美国低成本电影，观后就低成本电影的中美状况，进行了交流。
会上放映的两部美国低成本电影为《马克斯》（MAX）与《圣经与枪俱乐部》（BIBLE AND GUN CLUB）。《马克斯》是一部7分钟黑白短片，由玩具动作名星（GI Joe）出演，影片构思别致，在对战争的描述与思考中，影像极之优美，富于诗意。《圣经与枪俱乐部》是一部87分钟黑白电影，一部讽刺喜剧。讲述一群人到中年，为推销圣经和枪而苦恼绝望、四处奔波的推销员前往拉斯维加斯参加公司年度销售大会的故事。圣经维护着人精神的安全感，枪维护着人身体与财产的安全感，而这些推销安全感的人们，却在这混乱的世间不知何去何从。在细节的可笑之中，这部影片有着结构性的悲剧色彩。而观影中，当美国观众发出一阵阵会心的笑声时，中国观众们哗啦啦地翻着中文对白单子，不知道可笑在什么地方。——也许这笑与不笑，正可以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课题。
虽然是低成本制作的黑白片，但这两个影片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技术与思想力度。在好莱坞之外，展现出美国电影另一幅完全不同的风貌。
电影节
1995年，美国犹它州举办了第一届诗兰丹诗（Slamdance）电影节。对于参选电影，它有一个严格的限制：必须是制片者的第一部作品。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彼得·巴克斯特在新浪网的嘉宾聊天室聊天时说：“我们搞这样的一个电影节的就是给其他电影导演提供机会，他们的成本非常低，但他们是非常具有天才的电影导演，我们希望给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的电影得以发行。这样我们把诗兰丹斯成一个年度的电影节，让那些无法发行的电影新人，第一次拍电影的导演能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到电影圈子。”
这个电影节以“低成本”为起点，也不拒绝“大制作”。彼得·巴里斯特说：“对于新人来说，参加诗兰丹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诗兰丹斯会给这些导演更多的机会，最后走向大制作的道路。”
如此听来，诗兰丹斯电影节象是一群穷孩子们梦想的起点。
电影的圣殿被时代的飓风吹开了一条门缝，于是，新青年们揭竿起义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