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些没心没肺的“新闻语言”

　　１、对弱者的冷漠和对苦难的调侃
　　事例一：2004年9月4日，《今日关注》栏目，在对俄罗斯别斯兰人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滚动播出有奖竞猜人质死亡人数。有奖问答：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
　　事例二：2004年6月，阿富汗发生中国工人遇袭事件，11人遇难，4人受伤，上海东方电视台在节目播出中打出滚动字幕——发送短信到xxx选择中国工人遇害的袭击者：A，基地组织；B，东突分子；C，当地势力。猜中者有机会获得美国某电视公司的电视卡，每周两位幸运者！
　　评论：我们要求媒体有人文关怀，但这对于某些媒体从业者来说，要求是太高了，他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有一点人性，补一点起码的人道主义，不要再拿当事者的苦难来当笑料。
　　事例三：吉林某报，报道一跳楼自杀者，标题为《昨晚上演高空飞人》。
　　评论：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媒体对遇险者命运的关注，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得到报道，只是因为它有几分稀奇，而不是因为它事关一个人的生与死。
　　事例四：吉林某大报刊登图片报导，针对长春街头的流浪汉，用了这样的标题——《睡在街上羞不羞？》。
　　评论：如果有席梦丝，谁会到街上睡？对弱势者，我们见到的不是帮助、安慰，而是斥责与鄙夷。
　　事例五：江苏某行人被农用车撞倒，又被该车从头部轧过，当场惨死于血泊中，9月6日，该省一媒体赫然出现《骑车人“中头彩”惨死》的标题。同是这家媒体，不久前在报道另一起相似车祸时，用的标题更绝：“公交车轮从头越”。
　　评论：作为一个常人，这样的悲惨场面谁也不愿意看到。而该报却颇费心思，分别采用了双关（“中头彩”）和套用诗句（“从头越”）的文学化表现手法，以期为标题增添一些娱乐元素。我在想：如果该文作者不幸被恐怖分子割头，次日该报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新闻标题——《从无冕之王，到无头苍蝇》？
　　事例六：北京某电视台，在评价乱停放人力车，说车夫“像一群苍蝇，影响着市容”。
　　评论：请低下你高贵的头，看看那些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底层。
　　事例七：成都某报在同天的要闻版和成都版分别刊登了两篇新闻《哦嗬 第9根断指忘在自贡了》和《10米高空脚打滑 哦呵》。前篇报道了一位青年的手指被机器切掉了9根，然后送往医院进行续接手术，在手术的时候才发现还有一根忘在自贡了；后篇报道一位民工因为一时不慎而失足殒命。
　　评论：一连呼叫的两个“哦嗬”，记者露出的低俗笑容让读者的心都凉透了。对于一个生命，我们就仅仅用“哦呵”来表示对他的“哀悼”？
　　事例八：石家庄市发现一个青年溺水身亡，报纸以《谁家的小伙溺毙民心河》报道，配发大幅尸体照片。
　　评论：苦难不仅没有成为同情的对象，而且成了观赏性内容。
　　事例九：广州夏天太热，三十余人因酷暑死亡，报道标题广州“酷”毙三十余人。
　　评论：说一个人“酷毙了”“帅呆了”，带有调侃的意味。把约定俗成的“酷毙”这个专有名词用于“热死人”，让人感到记者的“看客”心态，缺乏必要的同情心。
　　事例十： 湖南新闻频道日前播出一个长沙当地某品牌啤酒的广告：屈原念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要“投江”，他身后一位打扮洒脱的现代年轻人奉劝道：“人都死了，你还能求索啥？”结果屈原笑逐颜开，与年轻人席地而坐，开怀畅饮该品牌啤酒。
　　评论：这样的戏说创意，似乎颇有几分时尚文化中流行的“无厘头”式的解构之风。但是屈原这个名字，则代表着千百年来人所共尊的一种高贵情感和品格，公众决不会容忍其遭到颠覆和嘲讽。
　　事例十一：上海《东视广角》节目，报道一个打工妹在超市偷了一瓶69块钱的美白霜，后来被保安拿着录像带在收银台抓了个典型，带到问讯室，打工妹很不合作有点装聋作哑。后来保安们就决定把小姑娘送到派出所，然后在路上打工妹趁保安不备跳进了苏州河，3天后打工妹的尸体被从黄浦江里捞了出来。该节目在陈述完之后，主持人的评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打工妹缘何要为了69元钱而葬送了她23岁的生命？”
　　评论：有这种白痴的评语吗？23岁的女孩子在保安眼皮底下跳河，为什么当时保安没有救？为什么周围的目击者没有人拨110？为什么等3天后尸体找到了才会知道前因后果？为什么这样一个生命给出的评价就是这种69元的反思？
　　事例十二：某名胜发生车祸，一轿车坠落悬崖，所幸有大树卡住，未入百丈深渊，我们的某电台主持人是如何解说这条新闻的呢———主持人A：“游人都在尖叫：‘看啦，在拍电影啦！’好刺激呀！”主持人B：“像在拍《生死时速》的续集！”主持人A：“司机从车中爬出来，满脸鲜血，问道‘我还活着吗’？”两主持人大笑……
　　评论：他们还有一点人性吗？
　　事例十三：某市报头版登载的一条题为《农民致富跳龙门 高升成了城里人》的消息，农民办了城镇户口成为城里人就是“高升”？北京某报在对小偷在公车上作案的目击新闻中，这样提醒读者：“要提防外地人模样的人”，似乎外地人与小偷必有一定联系。还有诸如《市长敢吃农民饭》、《嫁给农村人的烦恼——我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之类的报道。
　　评论：赤裸裸的歧视性语言！在我们的媒体语言里，农民与城里人相比，就一定是二等公民？民工一定要被描写为邋遢委琐、令人望而生厌的形象吗？外地人与小偷必有一定联系吗？
　　事例十四：一个记者在女排赛前，采访赵蕊蕊时说“全国观众都不知道你伤好到什么程度了，你能不能对着镜头给我们蹦两下”。赵蕊蕊气的说“我都蹦一天了，你还让我蹦！！”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评论：对这些记者的毛病一点也不能惯！
　　事例十五：某市一位环卫局清管站的负责人，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闻单位在对其进行宣传时，题目竟然是“粪头的情怀——记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某某”。
　　评论：使用尊重人的称呼，是对人格尊重的起码要求，而“粪头”这样的污蔑性词语，只会让读者增添反感而已。
　　、看看他们的痛苦
　　那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後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 这张震撼世人的照片,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 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卡特也不知道. 他以新闻专业者的角度,按下快门,然後,赶走兀鹰,看著小女孩离去. 在他获颁这一生最高的荣誉,两个月之後,卡特自杀身亡.道德良心上的遣责,可能是卡特无奈结束生命的原因之一吧?
　　艺术家们的死总是那么的无奈……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最高奖。在1994年4月公布的获奖名单中，共有14个奖项，“特写性新闻摄影”(Feature Photography)奖项获得者是南非“自由记者”(freelancer)凯文·卡特拍摄的一张苏丹小女孩的照片。然而，就在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3 个月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凯文·卡特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一年前，凯文·卡特来到战乱、贫穷、饥饿的非洲国家苏丹采访。一天，他看到这样一幅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处，蹲着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餐”。凯文·卡特抢拍下这一镜头。1993年3月26日，美国著名权威大报《纽约时报》首家刊登了凯文·卡特的这幅照片。接着，其他媒体很快将其传遍世界，在各国人民中激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后来获得普利策新闻大奖的那幅照片。
　　凯文·卡特之死是记者追求“好的”的新闻、“精彩的”的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尖锐冲突的结果。
　　“好的”的新闻、“精彩的”的镜头，往往意味着媒体和记者在名誉与金钱上的双丰收。但有时处理不当，也会引起大众的不满。即以凯文·卡特来说，那张照片传遍世界后，人们在寄予非洲人民巨大的同情的同时，更加关注那个小女孩的命运。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而与此同时，来自各方的批评也不绝于耳，甚至是在凯文·卡特获得大奖之后。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
　　事实上，凯文·卡特本人几乎从一开始便处于冲突的痛苦之中。他在抢拍完之后，实在不愿再看下去那个极端对立、极其冷酷的场面，于是，他把秃鹰轰走。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那个小女孩用尽所有力气爬起来，重新艰难地向救济中心挪动……望着小女孩的身影，凯文·卡特内心充满了矛盾、愧疚和痛苦。他在一棵树旁坐了下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泪流满面。后来，他曾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
　　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外界公众与自己内心的道德困惑和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凯文·卡特在获得大奖仅3个月后即走上不归之路。
　　凯文·卡特之死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苦难对人类的光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旱灾、水灾、风暴、沙尘、地震，还有完全人为的战争、暴力、仇杀......无数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饥渴身亡。人是弱小的，大多数时候，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作孽，固不可活；天作孽，亦逃不脱。
　　坦白说，我们已经脱离了饥荒，但地球的另一边，苦难折磨着无数无辜的人，我们必须予以关注和同情，可以的话，应当给予援助。这是道义的责任，最根本的人道主义关怀，在我看来，这是人性的底线。然而我却屡次听说像“某某国家用一飞机的废旧过期药品捐助非洲某某国家灾民”这样的消息，我实在无话可说。对人性的侮辱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多有创意！顺便提一句：在非洲闹大灾荒的同时，欧洲光用于冲马桶的水每年就上十亿吨，只多不少。
　　《饥饿的小女孩》这幅照片震撼我的不只是照片本身，还有作者凯文.卡特。他获普利策奖两个月后，在约翰内斯堡死于二氧化碳中毒，一次明显的自杀行为——他在汽车的排气管上套了一截绿色软管，把废气导入车内。人们在他的座位上找到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1993年，卡特和他的朋友——另一位自由摄影师西尔瓦到北部边界去拍摄遍地饿孚的苏丹的叛乱活动。飞机一降落，卡特就着手拍摄那些饥民。为了能让自己从成堆的快要饿死的人的悲惨景象中放松一下，他走进了灌木丛。这时他听到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正当他蹲下来拍照时，一只大鹰落在镜头里面。他在那儿等了20分钟，希望那只鹰能展开翅膀。拍完照片后，卡特赶走了大鹰。注视着小女孩继续蹒跚而行。然后坐在一棵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
　　作为记者，他捕捉苦难，身临故事现场，屡屡出入生死之境，遭受无数精神上的冲击和折磨。他心存道义，视他人苦痛为自己苦痛，就像听闻刘和珍遇害的鲁迅。当他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也无力躲避精神煎熬的时候，他只有自杀。
　　对于卡特这样的人，我一直致以深深的敬意。他们的可敬，我想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博爱，真诚的博爱。
　　３、把谄媚奉献给强者和低俗的炒作
　　“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庄重。”这就是我们媒体的低俗之风的真实写照。在2003年夏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队访华和“人造美女”炒作中，媒体谄媚和低俗的表演发挥到了极至。
　　沈阳“慕马”大案媒体表现：
　　搜刮民财、巨额受贿达661万人民币的前沈阳市长慕绥新，在 “某某视线”中则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了“亲民的典型，清官的样板”。节目还赞美道：“从他身上，我找到了中国一大批新型官员的特征：精力充沛，学识广泛，具有国际视野，兼备文化艺术修养，敢于讲话。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心。”
　　沈阳“慕马”大案还揭发出另外的媚态传媒人士。据报道，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张锦胜、《人民日报》驻沈阳记者冯奎，因他俩都曾接受“慕马案”（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巨额受贿案）中主角的贿赂、然后向北京高层写了多篇“内参”，为慕、马两位贪官评功摆好。据消息透露，冯奎接受了二万九千多元现金和礼品，而张锦胜所收取的黑钱达两万美元之多。
　　皇马访华事件中媒体表现：
　　球迷形象━━从疯狂到崇洋媚外。在媒体报道的诱导和煽动下，似乎谁不疯狂就不算球迷，不疯狂就说明守旧的中国人在全球化大潮中没有进步。访华前，许多媒体大造声势，号召球迷们“一起HAPPY”，指引“中国女孩，你为谁尖叫？”喧嚣看皇马比赛是“一万年的幸福”。皇马到达昆明时刻，报道渲染出“皇马亮相倾国倾城”、“万人空巷迎皇马”的盛况。训练期间，每天都有所谓“球迷的尖叫”和女球迷因签上名或签不到名而“哭泣”的报道，年轻球迷欣喜于“我抓了小贝一把，我太幸福了”，连“63岁老婆婆要为万人迷撑腰”，一场训练赛叫“3万球迷看得如痴如醉”；其中那个冲进训练场的17岁少年更是成为炒做焦点，有家媒体开设了整版的“圆梦”专题，大肆渲染“激情少年坐3天3夜火车不远千里”的痴迷追星心态。皇马离开昆明时，媒体又炒做起“静海源最后的疯狂”，直至“机场：最后的疯狂”。
　　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索要球星签名，丢人显眼。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皇马的巨星们会不会给在场的记者们签名，让人们都记住你们？”一大堆和采访话筒放在一起的签名本格外引人注目。皇马新闻官的回答在给“球迷”记者上职业素质课：“请在座的记者们注意保持职业尊严，新闻发布会是用来做新闻的，不是用来签名的。”菲戈对此也抱怨“记者不职业，成了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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