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严肃”的金庸

　　这题目的意思，不是说金庸的谈吐或文风风趣--虽然他的小说确实颇有幽默感--而是因为金庸写通俗小说，不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不"严肃"就不"严肃"吧，那么像金庸小说这样的作品到底算不算文学，他本人算不算文学家呢？以往的文学史对这类的作家作品或者不，或者草草带过；就算不是完全拒之门外，也要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
　　我认为这里存在一种适用标准的错位现象，一套本是针对严肃文学或高雅艺术的标准被当作普遍规律，用来约束和审视一切文艺作品，就象用竞技体育的标准来衡量人的健康程度，其合理性是很可疑的。不"严肃"的文学作品遇上"严肃"的文学标准，结果可想而知。
　　2000年9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有一个专版讨论新近问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主题是"为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这部著作显示了一种新的编写模式，即：让通俗文学进入文学史。反过来说，现有的大多数文学史是
　　按严肃文学的标准写成的，残缺了通俗文学这一翼。按范伯群教授的说法，"这'残缺'的程度严重到我们过去只研究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史可以说是经典作品的形成史，通俗文学同样拥有自己的经典；金庸小说正是这另外一半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中央电视台最近正在播放连续剧《笑傲江湖》，宣传片说是根据"金庸巨著"改编的；我们还看到，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已经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这意味着，在当代通俗小说中，不"严肃"的金庸已率先"突围"，进入了一向很"严肃"的文学经典行列。
　　
　　文学史的编写，一方面指涉文学事实，另一方面受文学理论的左右。这就是说，一部文学史写什么、如何写，不仅与文学事实相关， 也与当下的文学理论批评有密切关系。文学史的编写反映了文学事实和文学理论的矛盾与合作。通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遭遇，是20世纪以
　　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对它的批评否定的直接反映。但归根到底，事实本身才是最终的、最有力的决定者。康斯坦丁学派的姚斯写过著名的论文《文学史作为对文学理论的挑战》，如果考察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则可以看到通俗文学的实绩对文学理论和既有文学史的挑战。拥有很大读者群的金庸小说得到今天的"翻身"机会，既是文学事实对文学理论挑战的结果，也是文学理论本身的进步。
　　从更开阔的背景来看，金庸小说还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是可以大批量生产和消费的文化商品。它们作为通俗小说，与好莱坞电影、肥皂剧、流行音乐、商业体育比赛、时装表演等一样，都是大众文化的分支。大众文化的兴起，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在中国，金庸小说的流行很典型地阐释了大众文化的生产消费过程和娱乐品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广告语称金庸小说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金庸早已成为一个知名文化品牌。但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长期以来，"作为现代民主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的文化工业、文化市场及其产品，却始终是一种匿名的文化事实。"（《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绪论》）时至今日，知识界、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大众文化的轻视、漠视甚至仇视还非常普遍。当然，捂上耳朵，铃声并非就真的不存在了。
　　其实，使人们困惑的不是他们接不接受、喜不喜欢金庸小说，而是他们应不应该接受、喜欢它。大众文化产品的主要功能是娱乐，金庸自己就说过，他写武侠小说主要是为娱乐自己、娱乐读者；而"严肃"的文学艺术标准排斥单纯的娱乐行为。用这种标准来规范大众文化产品，往往要求它们寓教于乐；实际操作中，则往往表现为以教代乐。这就仿佛捆绑销售、硬性搭配，娱乐效果被取消或弱化，教育的作用自然也达不到。如果读者根本不喜欢，那么再深刻的教育意义也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面对被好莱坞大片、日韩偶像剧、海外流行音乐等外来文化产品严重冲击的中国文化市场，我们有必要认真反省一下对大众文化的态度。
　　金庸小说这样的通俗文学精品，是能够充分发挥寓教于乐作用的。随着阅读金庸小说长大的一代人开始成为社会的主体，金庸研究也开始获得理论上的合法地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金庸小说已进入部分学者的研究视野（在港台和海外汉学界，金庸研究的启动时间还要早），但其经典化过程主要是在90年代完成的。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学术重镇，北京大学在推动金庸研究和使金庸小说"经典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直接引领金庸小说"登堂入室"：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写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著作《千古文人侠客梦》已将金庸小说当作通俗小说的经典作品来研究；严家炎教授自1995年起开设"金庸小说研究" 课程，并将有关内容整理成《金庸小说论稿》出版。如果说他们主要还是应用传统的"经典文本"研究方式，那么新一代的年轻学者更侧重从大众文化研究的角度重读金庸小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宋伟杰的学位论文《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就是这样一部著述。这些具有学院派特色的成果巩固了金庸研究的合法性。毋庸赘言，正是由于金庸小说的巨大影响，才促使学者们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做出反应。
　　金庸小说的形式是民族的，采用章回体和典雅的白话文，它们叙述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故事，表达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道德价值--自然，这一切都经过了通俗化处理和现代性诠释，这使他无愧于杰出小说家的声名。在今天，三流的小作家成为古典文学的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价值平平的佚文被当作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新大陆"去开发，在学界屡见不鲜；反观通俗文学作品，却要面对苛刻得多的挑剔和指责。这种"出身论"式的研究倾向应该得到纠正。通俗文学固然泥沙俱下，但"严肃文学"难道全是精品？"严肃"或"通俗"绝不是判别作品价值高下的唯一尺度。事实上，雅俗之间的疆界也远没有那样清晰，不可能完全分疆而治。
　　承认金庸小说可以进入文学史，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其他文类，更不是说要将严肃文学排斥出去或将它与通俗文学等量齐观。在"文学"的名下给通俗文学一席之地，在"经典"的行列中给金庸一个位置，应该说是"重写文学史"过程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