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常识----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读后感

　　理想与常识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读后感
　　【道德理想的不得已：道德理想依靠意识形态才能生存】
　　　老早想写这样一篇文字了，也知道迟早要为之付出代价。如果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仅仅一次，也不可能再回头。逃避是愉快而安全的，谁都可以冷眼旁观，寻找别人逻辑里的漏洞。我做这样的人够久了，只在等待一个契机，能承认自己所藏的碉堡不过是虚空，所珍爱的不过是过眼烟云，自己在历史上永远只可能是中间物，这该要怎样惨痛的心才能同意？
　　　以前阅读孔子，为的想知道我们走到对理想欲求却求不得的这一步，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然后我知道一切的不得已。孔子原来这样地热情，这样疲于奔命地想建设一个道德理想国。但“道德理想”看不见又摸不着，“仁义”靠什么来辨识呢？没有办法，“礼教”必然被建立起来，以外在的形式代表价值取向，用以辨识高尚、卑鄙。
　　　除了借助外壳，道德理想还要靠意识形态的建立才可能生存。自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令儒家思想中光辉的“仁义”理论得以生存。道德理想确实本来就是附在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了清末国家已这般懦弱，强敌又这般觊觎，更是在意识形态的危机中而不是“仁义”本身的错误，这座日渐昏暗的道德理想庙堂，终于是不堪风雨了，这样才有“五四”时期对旧文化的否定。
　　【追溯权责的不可能：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五四精英的代表人物鲁迅，自称从旧阵营来，反手一击，更易置敌死命。于是他写《狂人日记》，吃人，被吃；写《祝福》，鞭炮声中祥林嫂死去，死前惶惑灵魂的有无；写《阿Q正传》，一个笑料似的人，是如何被层层剥夺权利而不自知；写《孤独者》，魏连殳以极端来报复，折磨的只是自己。然而又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里讲到的，魏晋人物正因为看重道德，才采取这样蔑视道德的态度，以和假道德（形式的道德）区别。这似乎可以为鲁迅作一注脚，他正是从旧阵营来，深受仁义熏陶，在理想破落以后才采用绝望的笔触来战斗，而他战斗的对象岂非一直是“无物之阵”吗？没有谁可以为这种愚弄负责。
　　　要说得形象，得引用一个故事：
　　　有一个比喻，说街上有一酗酒肇事的司机，被一个深刻的警察抓住，他不去抓这个司机本身，却听信辩护律师的深刻辩解，去追捕酒店老板、追捕酿酒的厂商、直至追捕一千年前第一个发明酿酒的人。
　　　我想这是鲁迅所感觉虚空的吧，他与封建制度作斗争，揭露，批判，然而他知道没有具体的谁可以为国民的劣根性负责。我们可以推翻一种制度，但无法推翻国民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鲁迅指出国民的愚昧、麻木，但他只能“引起疗救的注意”， ，只能指出现象，不能追根溯源----没有谁可以为国民性负责，难道能像那个“深刻的警察”一样，直找到孔子头上吗？这种虚空的结果使鲁迅不断思考，又不断怀疑与否定。因而《野草》是这样惨痛----前面有野百合野蔷薇，前面也有坟----鲁迅只能选择不停往前走，这要多少的勇气，当他明明白白自己是走在“无物之阵”里？
　　　想了解文革，得朋友推荐了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翻翻书，在分析法国大革命，谈卢梭与罗伯斯庇尔，不觉有点惊讶。细看之下，发现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何其相似！罗伯斯庇尔政权革命成功，把卢梭想建立的道德理想国付诸实现，于是，剧院被废止，妇女被要求留在家中养育孩子，人人追求道德的净化，只能阅读被要求的书籍……陷入狂热的迷乱当中。并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并没有苏修压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环境比中国要宽松得多，然而罗伯斯庇尔的坚持却终告失败。
　　　为什么？
　　　你不能用简单的定义解释过去、现在与未来，不能用简单的标准规范这个社会，不能要求人们必须具有纯净的理想。
　　　这是我唯一能思考出来的答案。
　　【下限：是常识而不是理想】
　　　更重要的应该是常识而不是理想。
　　　在一个肉麻的高蹈的社会，往往从常识起步的人被看成懦弱者，或者落伍而可笑。然而，在当代文人里，情感上我倾向于张承志、海子，能感受他们踏上夸父追日之旅时的孤独与绝望，而理智上却更激赏王小波：是他把常识引进了文学视界。同样血与死亡的文字，张承志写《北方的河》，是孤独渡河的英雄的决心；海子写麦子、村庄与四姑娘，是渴望从大地汲取力量；而王小波，却只是告诉我们残酷而可笑的历史，有帮助医生舞弄自己肠子找阑尾的人，而绝望跳楼的人，有他的儿女们点着蜡烛守候父亲的脑浆。这些文字令我惊惧，历久常新，以致我无法忍受再看第二遍。王小波的魅力在哪里？最重要的，是指出有不少人已习惯于提倡别人做伤害自由、伤害生命的“伟大”的事，而这些事聚积起来，往往演变成一种集体的狂热。
　　　他讲得很通俗，说有人爱吃粪——就像古代有“嗜痂成癖”的人一样——这是个人的自由，但如果觉得粪很好吃，便提倡人人都吃，那就是违反常识。他把某一件“偶然”的事夸大了，然而联系到社会现象，我们又发现在另一类事件上这原来是“普遍存在”，也发现“理想”这一词原来只能对个人修身养性而言，如果涉及到大范围的呼吁，便已妨碍了“自由”的性质。
　　　或许只有人们都了解常识以后，王小波的文字才会消失吧。但我怕在这之前已然消失，遗忘总是来得这么快，而人们残忍的时候可以有多残忍，特别是在约定俗成的认为正确的道德理想当中。
　　　2001年12月有一期《实话实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薛先生为保护自己的权益与小偷扭打，小偷采用自残手段意欲逃脱，薛先生把他送去医院，花了几千块钱，并且，薛先生的做法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比如不能得到“见义勇为办公室”的承认）。相比较节目中的另外两位勇斗歹徒的英雄，我觉得薛先生是一个更独特的个案。生而为人，所有生命都弥足珍贵，这是常识。然而小偷的生命呢？可怕的是：当我们把一个人视为对立阵营的一员时，约定俗成地，我们就可以不再爱惜他的生命。更可怕的是：这似乎已成为社会的共识。
　　　尽管理想有很美妙的光环，我们还是应该时时警惕它会走得多远。尽管常识似乎不值一提，我们还是应该以更诚实的态度来接近它吧。
　　　　　　　　　　　　　　　　　　　　　　　针儿，200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