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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敲历史的门
2003-05-27 08:45:35 来自:
老手颓唐
(北京朝阳)
历史小说在“历史”和“小说”中间两栖,运气好的话,人家会恭维它身兼两职,那两块招牌就仿佛双料博士头衔;但有时也难免招致两方面的批评,像寓言故事中那只处境尴尬的蝙蝠。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当然得做足小说的功夫——它必须有剪裁、有想象和虚构,给史料添上饱满的血肉。拿《三国演义》来说,它的影响大大超过正牌的《三国志》,以至于清代有大臣误把小说家言当作史家实录写在奏稿中;这种“以假乱真”的境界,每个历史小说家都会羡慕的。但历史小说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还是它所传播的历史观念和评价。朱熹等人一心想扳倒《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成效不显著,末了这个难题还是由《三国演义》解决了,害得当代史学家为曹操“翻案”的努力效果似乎也不明显。
一部历史小说的成功,往往是在观念和评价上有了突破或改变,而未必在于叙事艺术的进步。每一次改变,其实都是对历史的一次重构,都是在重敲历史的门。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正是如此。《曾国藩》、《雍正皇帝》之所以脍炙人口,主要还是因为它们把雍正和曾国藩这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从“暴君”、“刽子手”的笼子里解救出来,放回历史语境中去重加评说。《忠王李秀成》是又一部思路相近的作品。
李秀成也是近代史上很有争议的人物。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纵横十五年,席卷十八省,距今不过150年,但由于史料零散残缺,存者又多半出于清王朝及忠于清的臣僚士人之手,许多问题已无法验证明白。李秀成作为天国后期主要首领,曾指挥太平军夺得三河战役、二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洪秀全嘉为“万古忠义”,晋封忠王。天京(今南京)陷落,李秀成为曾国藩部俘获,留下《自述》后被杀。这份长达56000余字的《自述》尽述天国起事始末,并举天国大误十条,是研究太平天国史重要的“内证”。1964年太平天国“金陵王气黯然收”百年祭之时,台湾影印出版曾国藩后人保存的《李秀成自述》稿本,这件珍贵史料始公诸于世。《自述》被当作李秀成向曾国藩示降乞生的“自首书”,由此坐实了他的“变节”、“叛徒”罪名,这罪名与“忠王”之号形成了绝妙的对照。
小说作者显然不赞成这种“缺席审判”。他采纳荣孟源等学者的意见,认为稿本经曾国藩等人之手删改,已非真迹。小说最后一章描述李秀成被俘、受审直至被杀的过程,虚构了曾国藩、赵烈文等密谋篡改“供词”的情节。仅仅如此,当然还不足以洗清李秀成之罪,作为“国内第一部完整的以李秀成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忠王李秀成》以20章40万字的篇幅,描写李秀成从一个只读过两年私塾的乡农成长为天国股肱的过程,全面展示了他的军事、政治生涯和家庭、情感生活,并探索了他的心路历程:起初对天国教义无条件信仰,以后在怀疑和动摇中趋于坚定,最终抱定殒身以殉的信念。可以设想,即使李秀成在最后有过某种动摇,也不应该将他全部抹煞,简单贴上一条“叛徒”标签。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前期已崭露头角,但还没有机会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直到天京内乱、石达开出走,他才和陈玉成一道受命于危难,挑起中兴重担。但此时的太平天国内部祸患丛生,外有强敌湘军窥伺,已不再是那个朝气蓬勃的太平天国。此时登场的李秀成注定要成为一个宿命式的悲剧英雄。小说以李秀成为重心,把整个太平天国历史当作宏观背景,描摹了天国后期令人痛心的场景:洪秀全闭处深宫、刚愎自用、任人唯亲,洪仁发、洪仁达等洪氏家族成员贪婪横暴、滥封王爵,而比较开明的洪仁玕(按:这个“玕”字,书中全部误为“干”,是不应该的)又缺乏实际军政经验,与洪秀全等人也有分歧;至于诸王拥兵自重、内部良莠不齐、朝政腐败、丧失民心等情节,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设身处地,读者难免也会与书中人同声慨叹吧。
关于李秀成的另一件公案,是说他拒援安庆、致使陈玉成兵败就义,最终葬送了太平天国。小说第十二、十四、十五等章描写了这一段历史,并提出几点解释:一是李、陈军事见解不合,二是李出于扩大战果、巩固天京的需要而推迟救援,三是陈玉成军团自身的失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天国内外存在的种种矛盾和掣肘因素,使李、陈失去合兵之机,军事失败引发了天国的全面溃败。作者的态度很鲜明,李秀成对安庆失守固然负有一定责任,但天国倾颓的主要责任并不应该由他一人来负。
李秀成绝不是完美的英雄,小说也描写了他的缺点和失误,比如对天国教条和洪秀全指令的盲目遵从,在集团利益与天国大局之间游移不定,治理苏福省(苏州一带)期间缺乏约束而使天国内部潜伏隐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并不追求史诗般的宏伟叙事,也不以仰视的角度刻画英雄,而是力图贴近历史的原生形态,复制太平天国特有的一套话语,并以一种平民化视角观照大小历史事件。在“堂皇叙事”下无法表达的那些微妙心态,在这种叙事方式下就显得很自然,这也使读者与书中人物产生了对话的可能。
作为太平天国主要对手的曾国藩,曾经只能以“曾剃头”的反角形象出现在太平天国题材的作品中。而现在,这部小说以曾国藩对李秀成的一段评论作为开场白:“若亦为人杰,不早遇知己,乃如此,可惜,可惜!”重新敲开历史的门,风景确实不一样。
(《忠王李秀成》吴文庆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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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历史小说的成功,往往是在观念和评价上有了突破或改变,而未必在于叙事艺术的进步。每一次改变,其实都是对历史的一次重构,都是在重敲历史的门。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正是如此。《曾国藩》、《雍正皇帝》之所以脍炙人口,主要还是因为它们把雍正和曾国藩这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从“暴君”、“刽子手”的笼子里解救出来,放回历史语境中去重加评说。《忠王李秀成》是又一部思路相近的作品。
李秀成也是近代史上很有争议的人物。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纵横十五年,席卷十八省,距今不过150年,但由于史料零散残缺,存者又多半出于清王朝及忠于清的臣僚士人之手,许多问题已无法验证明白。李秀成作为天国后期主要首领,曾指挥太平军夺得三河战役、二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洪秀全嘉为“万古忠义”,晋封忠王。天京(今南京)陷落,李秀成为曾国藩部俘获,留下《自述》后被杀。这份长达56000余字的《自述》尽述天国起事始末,并举天国大误十条,是研究太平天国史重要的“内证”。1964年太平天国“金陵王气黯然收”百年祭之时,台湾影印出版曾国藩后人保存的《李秀成自述》稿本,这件珍贵史料始公诸于世。《自述》被当作李秀成向曾国藩示降乞生的“自首书”,由此坐实了他的“变节”、“叛徒”罪名,这罪名与“忠王”之号形成了绝妙的对照。
小说作者显然不赞成这种“缺席审判”。他采纳荣孟源等学者的意见,认为稿本经曾国藩等人之手删改,已非真迹。小说最后一章描述李秀成被俘、受审直至被杀的过程,虚构了曾国藩、赵烈文等密谋篡改“供词”的情节。仅仅如此,当然还不足以洗清李秀成之罪,作为“国内第一部完整的以李秀成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忠王李秀成》以20章40万字的篇幅,描写李秀成从一个只读过两年私塾的乡农成长为天国股肱的过程,全面展示了他的军事、政治生涯和家庭、情感生活,并探索了他的心路历程:起初对天国教义无条件信仰,以后在怀疑和动摇中趋于坚定,最终抱定殒身以殉的信念。可以设想,即使李秀成在最后有过某种动摇,也不应该将他全部抹煞,简单贴上一条“叛徒”标签。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前期已崭露头角,但还没有机会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直到天京内乱、石达开出走,他才和陈玉成一道受命于危难,挑起中兴重担。但此时的太平天国内部祸患丛生,外有强敌湘军窥伺,已不再是那个朝气蓬勃的太平天国。此时登场的李秀成注定要成为一个宿命式的悲剧英雄。小说以李秀成为重心,把整个太平天国历史当作宏观背景,描摹了天国后期令人痛心的场景:洪秀全闭处深宫、刚愎自用、任人唯亲,洪仁发、洪仁达等洪氏家族成员贪婪横暴、滥封王爵,而比较开明的洪仁玕(按:这个“玕”字,书中全部误为“干”,是不应该的)又缺乏实际军政经验,与洪秀全等人也有分歧;至于诸王拥兵自重、内部良莠不齐、朝政腐败、丧失民心等情节,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设身处地,读者难免也会与书中人同声慨叹吧。
关于李秀成的另一件公案,是说他拒援安庆、致使陈玉成兵败就义,最终葬送了太平天国。小说第十二、十四、十五等章描写了这一段历史,并提出几点解释:一是李、陈军事见解不合,二是李出于扩大战果、巩固天京的需要而推迟救援,三是陈玉成军团自身的失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天国内外存在的种种矛盾和掣肘因素,使李、陈失去合兵之机,军事失败引发了天国的全面溃败。作者的态度很鲜明,李秀成对安庆失守固然负有一定责任,但天国倾颓的主要责任并不应该由他一人来负。
李秀成绝不是完美的英雄,小说也描写了他的缺点和失误,比如对天国教条和洪秀全指令的盲目遵从,在集团利益与天国大局之间游移不定,治理苏福省(苏州一带)期间缺乏约束而使天国内部潜伏隐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并不追求史诗般的宏伟叙事,也不以仰视的角度刻画英雄,而是力图贴近历史的原生形态,复制太平天国特有的一套话语,并以一种平民化视角观照大小历史事件。在“堂皇叙事”下无法表达的那些微妙心态,在这种叙事方式下就显得很自然,这也使读者与书中人物产生了对话的可能。
作为太平天国主要对手的曾国藩,曾经只能以“曾剃头”的反角形象出现在太平天国题材的作品中。而现在,这部小说以曾国藩对李秀成的一段评论作为开场白:“若亦为人杰,不早遇知己,乃如此,可惜,可惜!”重新敲开历史的门,风景确实不一样。
(《忠王李秀成》吴文庆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