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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导演蒋钦民访谈:每个细节都追求完美
2002-10-14 12:53:37 来自:
Neveronline
(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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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07月22日15:24 新浪娱乐
蒋钦民在拍摄现场
蒋钦民在拍摄现场
陶虹
蒋钦民的完美,是那种渗透到骨髓里去的,刻骨铭心的。从生活到艺术,从事业到爱情,他从不放过每个细节。作为导演,完美主义流淌于他的每部作品中:战争片《葵花劫》,爱情片《天上的恋人》,从硝烟弥漫的东北,走到风光秀美的广西深山老林,从四十年代的抗日战场,走进风花雪月的二十一世纪,完美就这样被他挟裹着穿越南北中国,纵横半个多世纪。今天完美已经不是他的刻意追求,已成为游荡在他血液里的激情,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完美就像一道涓涓细流,一点点地注入到他38岁的生命中。
对完美的最初追求是从文字开始的。在湖南上大学的时候,他学的是经济类。但他就是喜欢文学,喜欢艺术。没有道理的一种喜欢。也许与爱情有关。济慈,叶芝,马雅可夫斯基,他们的诗给了他爱情启蒙,也奠定了他一生的爱情观,纯净的,浪漫的,美好的。初具模型的完美。标准的文学青年。其实影响他的还有一个人,作为湖南人逃避不了的影响,沈从文的影响。大一那年暑假,蒋钦民悄悄地深入湘西腹地,只是想要证实一个问题,湘西到底像不像文字描写中的那样美好。当然,他不是旅游者,他不需要张家界不需要黄龙,他到了凤凰,到了孟洞河,沿着当年沈从文曾经走过的后来又用文字留下来的路线走了一遍。一趟走下来,他发现,在美丽的心灵感受面前,文字竟如此苍白。面对湘西如梦如幻的风情,他做不到随心所欲的表达。他有过无奈,有过困惑。他开始思索文字的美在与自然美的比拼中,到底能不能取胜?那段日子里,蒋钦民对文字苛刻到了极致,在他的作品中,不能出现诸如“很”之类苍白而虚无的字眼。他要的是灵气,心的灵气,文字的灵气,山水的灵气。湘西的秀丽壮美酿造了蒋钦民的完美。湘西的神秘诡异给了他各色各样的故事,一股无法控制的激情在他追求完美的心间涌动,他必须要把那些东西写出来。已经顾不得它是否完美。他像一架文字机器,停不下来了。不停地写,不停地构思。小说,剧本,诗,只要与文字有关的都不放过。大二那年暑假,他又要旅行。这一次,不再是灵秀的湘西,而是大都市上海。这个严肃的文学青年,接到上影厂的邀请,来修改他的文学剧本。这是一次风光而艰涩的旅行。没有结果。
他的文字结果是在1989年以后,他创作的剧本《假大侠》《五合村》《血岸情仇》纷纷上马,与他合作的导演都是当时响当当的吴子牛、张黎、王学新。那两年,他着实风光了一阵。他不再是大学校园里的那个沉默寡言的文学青年,他已经是潇湘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最年轻的编剧,年轻的同事们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他,都叫他老蒋,老蒋。其实老蒋不老,才26岁。老蒋可不在乎别人怎么叫,他不想琐碎的事。他心里想的还是完美这个事。
这时候的他,早就不喜欢济慈之类的诗,他喜欢惠特曼,喜欢赤裸的豪放的。同样,对文字近于严苛的完美追求兴趣也不再那样浓烈,他的兴趣转为另一种。事业上的完美。这是他生命中又一个台阶。他必须要跨过去,无论代价多大,无论过程多苦。
于是他又要去旅行了。这一次不是湘西,也不是上海,而是远渡重洋,东行到与中国一洋相隔的扶桑之国,到那个叫日本的国家。
生活永远不可能像旅游那样轻松。与前两次远行相比,不仅仅是距离上的遥远,更是心灵与肉体的沉重。可以想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中国文人,到了那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度,他能干什么?他能生存下去吗?这个问题老蒋自己不是没想过。对完美生活完美事业的执著追求鼓励着他,他必须面对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有的千辛万苦,他必须击败这些困难。那几年里,过去的朋友们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照样通信,照样寄照片,照片上的他风采依旧,背景大都是山青水绿花团锦绣的日本公园。看样子生活还惬意。其实到底怎样,只有老蒋自己知道。老蒋是从来不对人诉苦的,在国内如此,在国外就更如此。
在日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的那段日子里,蒋钦民总被同一个梦境缠绕着:风雪之夜,站台光秃秃的,像土堤一样,一队日本人慢慢包围小站。情节像电影里的片断。但它不是电影,至少那时还不是。它完全是他想像中的画面。醒来的时候,他再难入眠。冥冥中有种强烈的感应,原来自己竟还如此惦记着它。失眠的蒋钦民点点滴滴又想起许多往事。其实用不着费心去想,它一直就藏匿在他心窝里。它跟着他来了日本,那是一篇叫《挣扎》的小说。蒋钦民决定要把它搬上银幕。1995年,他专程回国,用自己的钱买下了它的版权。那些日子里,蒋钦民像着了魔,全部身心都只为了《挣扎》。喜欢《挣扎》的叙述方式和人物关系,还喜欢凭借《挣扎》来表达自己对战争的一种思考,因为战争把人性暴露得一览无余: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渊源流长,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侵略史,二十世纪前半叶发展成了极端的军国主义。学习探讨日本民族发展的轨迹应该从人的角度来研究。然而,要做成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当年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的人很多,却都没有成功。作为文学部的编辑蒋钦民也曾是参与者。也正是那个时候他钟爱上它。一直难以忘怀。埋伏在蒋钦民生命中的完美主义使他像个斗士,不停地周旋于中日两国的电影投资商中,说服他们为《挣扎》投注资金。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挣扎》在一点点的头绪中开始运作起来。这是作为导演的蒋钦民的第一步,也是他生命中最艰涩的一步。
老蒋就这样走过了他的二十世纪。这个世纪最后的一个春天(2000年3月),他获得了日本大学艺术部电影理论与制作专业硕士学位,这个世纪最后的一个夏天(2000年7月),他完成了他作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葵花劫》。它是《挣扎》的电影名。一部被誉为战争题材电影中的新电影。
路走到这,蒋钦民初步完成了他对完美的修炼。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才刚刚敲响,老蒋又带着一批人马奔赴广西高山地区,向他心中完美的爱情宣战。身后,《葵花劫》的音乐正在都市的天空回旋,纷飞的炮火正在银幕上肆意横扫,那个叫浩太郎的日本人正在接受灵魂的煎熬。战争这个巨魔已经将他撕扯得不成人样。都市热火朝天地上演着蒋钦民式的完美:残缺的,残忍的,残酷的……
与此同时,广西河池那个美丽而不乏惊艳的地方,蒋钦民的摄影机架在海拔1000米高的悬崖边上,它对着凌空而造的一座古朴的木屋。一段绝美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木屋里。三个爱情主人公即将出场:董洁刘烨陶虹从摄影机后面款款而来,聋子和哑巴的爱情,真亏蒋钦民想得出来。好不容易有个正常人陶虹,却只是爱情的点缀,看似明线和主线,其实暗藏杀机,当爱情真来的时候,没你的份。对多余的这个人,爱情历来不客气,即便你不自绝,它也要亲自动手。正常人陶虹只好乘着山村上空那个不祥的硕大的红气球飘扬而去。
这是蒋钦民的第二部电影《天上的恋人》。绝美而凄艳。淡雅而含蓄。影片从头至尾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高贵的爱情情调。这正是蒋钦民式的爱情:纯净的,美好的,浪漫的。他想将中国人独特的情感世界用这样一种爱情方式表达的淋漓尽致。“历史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涂上了一种底色,他们比别的民族付出加倍的努力和韧力去迎接生活的同时,更加懂得和珍惜现实和理想的唇齿相依,心灵包含着更多滋润,独特情节和敏感,更继一脉血肉,更见一方人情。”这是蒋钦民发表的一篇随笔中的一段话。正可谓在他乡里呆久了更嚼出了故里人的味。
看出来了吧,蒋钦民的完美可没那么简单。他品出了完美的底蕴。即便是爱情,它也是悲凉的,悲壮的,悲剧的……这不能怪蒋钦民,生活本身是多么沉重,生活没有完美,完美只在人的心中,在艺术中升华。但蒋钦民仍然执著地携着完美的手,走过他的生活,走进他的每一部作品里。试看今秋他将赴东瀛拍的新戏,又是怎样一个完美?川舒(文章及照片提供: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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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美的最初追求是从文字开始的。在湖南上大学的时候,他学的是经济类。但他就是喜欢文学,喜欢艺术。没有道理的一种喜欢。也许与爱情有关。济慈,叶芝,马雅可夫斯基,他们的诗给了他爱情启蒙,也奠定了他一生的爱情观,纯净的,浪漫的,美好的。初具模型的完美。标准的文学青年。其实影响他的还有一个人,作为湖南人逃避不了的影响,沈从文的影响。大一那年暑假,蒋钦民悄悄地深入湘西腹地,只是想要证实一个问题,湘西到底像不像文字描写中的那样美好。当然,他不是旅游者,他不需要张家界不需要黄龙,他到了凤凰,到了孟洞河,沿着当年沈从文曾经走过的后来又用文字留下来的路线走了一遍。一趟走下来,他发现,在美丽的心灵感受面前,文字竟如此苍白。面对湘西如梦如幻的风情,他做不到随心所欲的表达。他有过无奈,有过困惑。他开始思索文字的美在与自然美的比拼中,到底能不能取胜?那段日子里,蒋钦民对文字苛刻到了极致,在他的作品中,不能出现诸如“很”之类苍白而虚无的字眼。他要的是灵气,心的灵气,文字的灵气,山水的灵气。湘西的秀丽壮美酿造了蒋钦民的完美。湘西的神秘诡异给了他各色各样的故事,一股无法控制的激情在他追求完美的心间涌动,他必须要把那些东西写出来。已经顾不得它是否完美。他像一架文字机器,停不下来了。不停地写,不停地构思。小说,剧本,诗,只要与文字有关的都不放过。大二那年暑假,他又要旅行。这一次,不再是灵秀的湘西,而是大都市上海。这个严肃的文学青年,接到上影厂的邀请,来修改他的文学剧本。这是一次风光而艰涩的旅行。没有结果。
他的文字结果是在1989年以后,他创作的剧本《假大侠》《五合村》《血岸情仇》纷纷上马,与他合作的导演都是当时响当当的吴子牛、张黎、王学新。那两年,他着实风光了一阵。他不再是大学校园里的那个沉默寡言的文学青年,他已经是潇湘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最年轻的编剧,年轻的同事们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他,都叫他老蒋,老蒋。其实老蒋不老,才26岁。老蒋可不在乎别人怎么叫,他不想琐碎的事。他心里想的还是完美这个事。
这时候的他,早就不喜欢济慈之类的诗,他喜欢惠特曼,喜欢赤裸的豪放的。同样,对文字近于严苛的完美追求兴趣也不再那样浓烈,他的兴趣转为另一种。事业上的完美。这是他生命中又一个台阶。他必须要跨过去,无论代价多大,无论过程多苦。
于是他又要去旅行了。这一次不是湘西,也不是上海,而是远渡重洋,东行到与中国一洋相隔的扶桑之国,到那个叫日本的国家。
生活永远不可能像旅游那样轻松。与前两次远行相比,不仅仅是距离上的遥远,更是心灵与肉体的沉重。可以想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中国文人,到了那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度,他能干什么?他能生存下去吗?这个问题老蒋自己不是没想过。对完美生活完美事业的执著追求鼓励着他,他必须面对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有的千辛万苦,他必须击败这些困难。那几年里,过去的朋友们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照样通信,照样寄照片,照片上的他风采依旧,背景大都是山青水绿花团锦绣的日本公园。看样子生活还惬意。其实到底怎样,只有老蒋自己知道。老蒋是从来不对人诉苦的,在国内如此,在国外就更如此。
在日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的那段日子里,蒋钦民总被同一个梦境缠绕着:风雪之夜,站台光秃秃的,像土堤一样,一队日本人慢慢包围小站。情节像电影里的片断。但它不是电影,至少那时还不是。它完全是他想像中的画面。醒来的时候,他再难入眠。冥冥中有种强烈的感应,原来自己竟还如此惦记着它。失眠的蒋钦民点点滴滴又想起许多往事。其实用不着费心去想,它一直就藏匿在他心窝里。它跟着他来了日本,那是一篇叫《挣扎》的小说。蒋钦民决定要把它搬上银幕。1995年,他专程回国,用自己的钱买下了它的版权。那些日子里,蒋钦民像着了魔,全部身心都只为了《挣扎》。喜欢《挣扎》的叙述方式和人物关系,还喜欢凭借《挣扎》来表达自己对战争的一种思考,因为战争把人性暴露得一览无余: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渊源流长,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侵略史,二十世纪前半叶发展成了极端的军国主义。学习探讨日本民族发展的轨迹应该从人的角度来研究。然而,要做成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当年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的人很多,却都没有成功。作为文学部的编辑蒋钦民也曾是参与者。也正是那个时候他钟爱上它。一直难以忘怀。埋伏在蒋钦民生命中的完美主义使他像个斗士,不停地周旋于中日两国的电影投资商中,说服他们为《挣扎》投注资金。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挣扎》在一点点的头绪中开始运作起来。这是作为导演的蒋钦民的第一步,也是他生命中最艰涩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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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走到这,蒋钦民初步完成了他对完美的修炼。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才刚刚敲响,老蒋又带着一批人马奔赴广西高山地区,向他心中完美的爱情宣战。身后,《葵花劫》的音乐正在都市的天空回旋,纷飞的炮火正在银幕上肆意横扫,那个叫浩太郎的日本人正在接受灵魂的煎熬。战争这个巨魔已经将他撕扯得不成人样。都市热火朝天地上演着蒋钦民式的完美:残缺的,残忍的,残酷的……
与此同时,广西河池那个美丽而不乏惊艳的地方,蒋钦民的摄影机架在海拔1000米高的悬崖边上,它对着凌空而造的一座古朴的木屋。一段绝美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木屋里。三个爱情主人公即将出场:董洁刘烨陶虹从摄影机后面款款而来,聋子和哑巴的爱情,真亏蒋钦民想得出来。好不容易有个正常人陶虹,却只是爱情的点缀,看似明线和主线,其实暗藏杀机,当爱情真来的时候,没你的份。对多余的这个人,爱情历来不客气,即便你不自绝,它也要亲自动手。正常人陶虹只好乘着山村上空那个不祥的硕大的红气球飘扬而去。
这是蒋钦民的第二部电影《天上的恋人》。绝美而凄艳。淡雅而含蓄。影片从头至尾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高贵的爱情情调。这正是蒋钦民式的爱情:纯净的,美好的,浪漫的。他想将中国人独特的情感世界用这样一种爱情方式表达的淋漓尽致。“历史为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涂上了一种底色,他们比别的民族付出加倍的努力和韧力去迎接生活的同时,更加懂得和珍惜现实和理想的唇齿相依,心灵包含着更多滋润,独特情节和敏感,更继一脉血肉,更见一方人情。”这是蒋钦民发表的一篇随笔中的一段话。正可谓在他乡里呆久了更嚼出了故里人的味。
看出来了吧,蒋钦民的完美可没那么简单。他品出了完美的底蕴。即便是爱情,它也是悲凉的,悲壮的,悲剧的……这不能怪蒋钦民,生活本身是多么沉重,生活没有完美,完美只在人的心中,在艺术中升华。但蒋钦民仍然执著地携着完美的手,走过他的生活,走进他的每一部作品里。试看今秋他将赴东瀛拍的新戏,又是怎样一个完美?川舒(文章及照片提供: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