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滨 《高楼下面》

　　杜海滨 《高楼下面》
　　　梗概：阿毅和阿彬同在北京一家物业公司打工，住在一幢豪华商住两用楼的地下四层，他们上面是停车场和物业办公的地方。阿彬快四十岁了，他十·一去湖北农村结了婚，妻子阿娇是别人介绍的，这之前他们见过两次面；阿毅在年前回了一趟四川老家，这样春节值班就能拿双份工资。他的家在山里，坐完火车倒长途汽车，下了长途汽车再倒卡车，然后再乘一段摩托车，最后还要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片中记录了阿毅回家的过程，他背着沉重的行李，与家人在夜晚的山中遥相呼应。阿毅上有老下有小。回家以后要处理很多生活的琐事，诸如买煤、换电灯泡、修电扇等。阿彬结完婚就回了公司，他对新婚没有感觉，心里还惦记着曾同居三年之久的前女友。阿毅春节前从老家回来，他们继续过着单调乏味没有故事的生活。
　　　过年了，阿彬的妻子来到北京，和他一起住在地下室，她说这儿的生活“不如我们过得潇洒”。公司开联欢会，联欢的主要内容就是唱卡拉OK。阿毅在除夕之夜修好了楼前“Happy New Year”的霓虹灯。下雪了，纷纷的雪花飞舞着落向这个世界，落在彩灯和楼前的汽车上，值班的保安用对讲机兴奋地互相拜年，大声唱着“我怎么舍得你难过”……
　　　导演自述:关于《高楼下面》(文/杜海滨)
　　　高中毕业以后，我成了补考专业户，虽然考美院，文化课也得补。因此每年有半年是在普通高中学习文化课。我所在的文化课补习班上还有一个补考生，两个人同难相连，言语投机，经常在一起畅想未来，勾画蓝图。那一年，我们都未能如愿。第二年，我接着补习，他上班了，到一家工厂当了电工。以后，我们来往甚少，偶尔碰上，拉扯几句，也没有太多的话。再后来，也就是六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背着书包来北京学文化了。直到有一天，经由一个朋友拐弯抹角地带领，我们在北京一个充满灰尘和叫喊声的大排档里重新见面。这时他在北京一家物业公司打工已经有两年之久，工种没变，电工。
　　　如此罗嗦地进行上述描述，是因为我由他而知道了“物业”这个以往我从未听过的行业。以后，来来往往多了，我对他和他打工的“物业”公司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以至于当我再次拿起摄像机准备纪录时，不由自主地把镜头对准了经他而认识的这个物业公司来自全国各地庞杂的人们。
　　　起初，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居住的环境——豪华商住一体的高层大厦最底端地下四层。据说，这种地下建筑是给战时防空预留的。那些人们正住在那里，他们整日像虫子一样在地下钻来钻去，偶然也上去光顾一下那些上百万的大房子，然后再回到昏暗的地下四层。他们有时候也会因为自己所服务的大厦的档次，或知道某位业主所谓的隐秘事件而沾沾自喜，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在值班室里面对白墙发呆，偶尔蹦出一两句“自己也要发展……潜力不大”之类的言语。
　　　楼上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对地下的人们有所影响、触动，出于不同的文化程度、家庭、性格和生活阅历等等错综复杂的背景，这种影响在每个人身上又折射出不同的样式，只要琢磨，你就会觉得有趣又难受。
　　　对环境的兴趣在拍摄到近一半时，突然转变为厌烦，以至于每次迈向下楼的楼梯时，腿有些沉。那里的空气、味道、昏暗，人、遭遇、无所事事、蟑螂、莫名其妙的吼叫、不起作用的通风管道、拐来拐去的通道等等，让我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沮丧感。北京城惟一一个让我不至于彻底消失的手提电话在那里成了废物，我的时间感和生物钟也发生了错乱。既定的生活方式、生活规范和这个糟糕的地方发生了冲撞。我开始怀疑自己行为的意义，这是我在下楼梯的一瞬感到的。
　　　阿毅和阿彬是我继续拍摄的动力。这期间，他们分别有一次重要的外出，我随之浮上了地面，开始了更广阔地域的拍摄。湖北的大江、平原、四川的大山、浓郁的地方语言、生活方式。在这里构成了另外一派不同于北京那些高楼下的风景，湖北石首市某乡村是阿彬结婚的地方，在那里阿彬给自己以前的生活画了个句号。可能是由北京这么一个中国的首善之区到异地农村的缘故吧，阿彬像自己身上穿的西装一样，还端着点架子，河北味的普通话使他尤其自傲。做为惟一亲友团代表的我和摄像机的出现，更是让他感觉甚好，刚在夜市上听完安徽小姑娘唱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回家还要再高歌一曲《春天的故事》。 回到北京，阿彬继续过单身地下生活。时隔不久，传来有子之喜，曾经有过两次求子未遂经历的阿彬这时并未显出他应有的喜悦。阿毅的家乡在四川广元沧溪县的某座大山里，这一行使我切身地体会到了他离家外出打工的不易和真正的无污染的环保标准。在阿毅家中的墙上我惊异于“小燕子”的各种玉照，都市艳俗商业文化连这深山中的一隅也不放过，令我深感折服。
　　　阿毅在家中的勤快使我想起他在北京的懒散，判若两人。二子之父又使他平添了许多果断。他努力把城市的最后一抹色彩带回家中，电视天线、旧衣服和利用职务之便顺的彩色串灯。彩灯亮了，阿毅一家换上他从北京背回来的旧衣服，在彩灯前高高兴兴地照了几张全家福。
　　　拍到此时，我冥冥之中才感觉到自己如此费尽心机拍摄的意义和价值——为小人物作传——尽管真实的含量稀之又稀。
　　　将近年终，阿彬和阿毅二人又都回到打工的地下室。庸常的日子重新开始。这一回，我没有再厌烦这个地方，踏踏实实地在这里过了一个新年，和阿毅一起洗菜、煮面条，不再畏惧彻底地消失。 一直以来，我都在考虑这部片子的样式问题。因为前期各方面的准备较为充足，拍摄时还是较为从容的。这也就促使我主动地考虑拍摄的方案以及后期制作方案，可即便如此，在后期剪辑时，我还是杂念丛生，头绪众多，现在片子呈现出来的，是几经修改之后的方案，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线索展开的，这样一来让我的主观反应介入得较为自然，（这本身在我看来也是不太容易被改变的）。同时也给片子带来了纵深的立体感，人物的命运得以在流动的时空中展开，在尽量减少人物对话的基础上，我刻意地剪辑了画面，努力使镜头与镜头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相信画面的张力不亚于言语的表达。我依然坚持认为纪录片的样式依题材而定，适合为妙，它不应以导演的个人好恶而转移。如何将摄影机在现场的侵略性降至最低并获得有效的镜头，这几乎是一个两难问题。一个低机位和征求被拍摄者的意见已经显得过于简单；假装的不在场和无畏的介入显得同样的粗暴；我经常被这样的问题困扰，裹足不前。
　　一个夏日的黎明，该片的最后一段剪辑结束，我关掉由于长时间工作热得像一个暖风机一样的电脑，黑色的显示屏上映出窗外惨淡的鱼肚白，我盯着屏幕，突然觉得纪录片也不过如此，我所做的努力也不过是不使它成为一种自娱自乐。 做完字幕后，一个好心的朋友提醒我，你片子的名字叫“高楼下面”，但是有一大部分是在地面上拍的，甚至在山上拍的，不大合适吧？我想了想，固执地告诉他，对，就叫“高楼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