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屋顶的房间（戴锦华）

　　没有屋顶的房间
　　戴锦华
　　　
　　1.
　　写作之于我，是一处没有屋顶的房间。它是一种裸露，又是一份庇护；是一次规避，又是某种触摸。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命本身的一部。有时怀疑，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是否已丧失了生命的真实。读王安忆的话：“我坚持不懈地造下了一座又一座纸做的房子，我自己似乎也成了个纸人儿”，有一种久违了的感动。对我，一个理论、评论者，甚至没有纸房子，只是扁平地流淌开去的文字。
　　没有屋顶，意味着写作者从事着一份瘸腿魔鬼的勾当：揭去屋顶，展露其中的秘密。但没有屋顶，同时意味着为瘸腿魔鬼所戏弄；它将写作者暴露在天幕下，暴露在俯瞰细查的目光中。不喜欢用“精神家园”的字样，因为“家园”是一处确信无疑的归属，一份有家可归的安祥。而今日写作，依凭的、获取的只是一份真实的渴望，某种不宁的躁动。在我看来，今日写作，不同于昨日写作，在于身为写作者多少清楚：自己心里并没有多少“真理”。不属于快乐于“真理”死亡的人群，也不是欢悦地“告别诸神”的一个；于是，目击者有的只是一份散漫开的悲哀。没有屋顶的房间，并非真正的居所，当然无法“诗意地栖居”；它间或遮风，但无法避雨雪。它脆弱而可疑，却别无选择。没有屋顶，并非意指没有庇护或闭锁；它间或是一种拒绝庇护与闭锁的选择与姿态。拥有天空，同时承受风雨；要求发言，则是放弃独处与沉默。拒绝，或说“不”，原本不该是“喧嚣与骚动”，甚至也不是“呼喊与细语”。那是一份固执的沉默，其间或许有勇敢与真理。但写作者拥有的只是语言。
　　领略过许多“语言”，诸如“书写”了数万年的冰川漂砾上的擦痕，或喷吐着火舌的枪口，明白了文字是其中至为苍白、无力的一种。当它是某种理论或批评的文字时，甚至不会有稀薄、洇染开去的血痕。写作，同时怀疑写作；而怀疑写作，也就是在怀疑自己，怀疑90年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人文知识分子，一度“天降大任于斯人”，一度“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一度成了“即将即位的新神”，一度又寒酸、潦倒，不值一文。但始终，是一处寂寂中的喧嚣，语词奔溢间的失语；是忠诚的叛卖，退守间的角逐；是一份不能自已的饥渴与执着。但面对“后冷战”与“后革命”的时代，丧失了文化空间的方位与坐标，于是充满了激进的保守，喜气扬扬的世纪末，工业化时代的后现代，优雅的媚俗……，等等，等等。那么何谓知识分子？何谓“有机”的或“学院”的知识分子？何谓社会批判立场？何谓职业伦理？何谓文化资本？何谓文化霸权？甚至，何谓文化？甚至，“身份”：你是谁，你站在何处，因何、为何而书写？尽管，“你一生中至少有一个时刻，必需亮出你真正的身份证来”，但足踏世纪之门，每个写作者的身份，竟成了一个充分必要去质疑、去自我质疑的前提。毫无疑问，在图书市场红红火火，未必给“严肃”文字留下多少空间，大众传媒急剧扩张、几几乎爆炸，人人乐陶陶各得其所的时代；或借用王朔的说辞，在一个得意洋洋“千万别拿我当人”的年头，如此追问，显得“苦孩子太拿自己当人”。多年前公映的一部意大利政治电影《国家利益》里有一句有趣的台词，警察解释“犯罪动机”说：“这次不是为了钱，是该死的正义感又抬头了！”不是，不一定是“该死的”“正义感”或堂皇的“使命感”，于我，这只是一种本份，一份欲罢不能。“幸好”，90年代中国当红的是构造阶级、重写性别、种族，论证形形色色的合法性；于是追问自己和自己的身份，还不是美国学院的时尚，还不是身份政治，亦无需《政治正确辞典》的最新版。不错，90年代，写作开始成为一桩十分个人化的事情。我这里所说的，尚不是猎猎飘扬在90年代文坛上的“个人化写作”的旗帜。我所关注的，是失落了、或曰解构了诸多宏大叙事的依凭之后，写作中的诸多选择常常更为紧密地与每个人的身份与位置相关。然而，如果写作仍是发表、刊行、出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如果它仍连接着或大、或小，或主流、或边缘，或通俗或高雅的文化市场，那么写作的个人化，便只能是一种姿态、一种方式（如果不说是一种包装）而已。于是，任何一种写作，无疑是共用空间中的一种声音。
　　2.
　　由于成长年代的记忆，由于成熟年头中国的历史遭遇，曾长时间地迷恋法国大革命史与1968年“五月风暴”的记录。如果说，热血迸溅的激情乐章与昼夜运转的断头台的血渍，曾使心在震颤中紧缩；那么，“五月风暴”的记录则在“切肤”之痛间留下巨大的迷惘。几年前，有幸独自漫游在巴黎。记得一个诚挚而独特的中年妇女。忘了她的名字，仍记得她那热情洋溢而表情丰富多变的面庞，在巴黎并不多见的极为简朴、几近破旧的衣着，匆忙的、充满迸发力的言谈、举止。朋友告诉我，那是“五月风暴”时代的激进人物之一，现在是一个普通中学的教员。对于我同龄的法国朋友，她是一处令人肃然起敬的活着的历史。只因我来自中国，她自愿做我一日的导游。在某种朦胧的、（也许是想象的？）的记忆中，我认出了：一个非学院的、实践与献身型的“老”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地道的巴黎人。那一日，我们几乎是在巴黎街头狂奔。目标当然不是枫丹白露、香舍丽榭或巴黎圣母院。她领我在小巷间穿行，指给我精妙的十五世纪或十七世纪的小教堂，街角的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里面有几幅不朽的名作，一个小乐队的优美演奏，拉丁区低矮木门里的晚餐——那里聚满了不同年龄的艺术家和文人，他们与其说来用餐，不如说是来阅读、交谈或辩论。透过她，我少年时代的法国梦真切地浮现出来。始终记得的，是我们急匆匆穿过无数街区之后，走进的巷子：两侧是青色、褐色的高耸的石墙，狭小，不容两人并肩而行。她告诉我：这就是一百余前巴黎街道的的面目。巷战和街垒因此而成为可能。真正的“一夫当关”。巴黎公社被镇压后，统治者改造了整个巴黎——重要的是拓宽了几乎所有街道，彻底改写了这处充满了火药与反抗的空间。夕阳渐落时，我们来到了巴黎一大前，那是“五月风暴”旋起的地方。她领我一圈圈地绕着学校的围墙寻找，终于发现了一方为被柏油覆盖的地面，那里凹凸地裸露着拳头大小的鹅卵石：这是当年起义者的武器和取之不竭的弹药库。她唱起当年的歌曲：“每一块鹅卵石下，是沙滩和阳光”。同样，当五月风暴迅速地成了一段不真切的梦魇之后，当局用柏油覆盖了大学内外的地面，“封存”了抗议者的全部“弹药”。仅存的一方裸土，如无言的墓碑。那一瞬，有一片薄雾短短地从我眼前漂过。我们没有对视。是的，一份繁复的认同——对革命的记忆。因此，记住了罗兰·巴特在“五月风暴”“幕落”之后的激进宣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文本是胆大妄为的歹徒，它把屁股暴露给政父”；在欣悦与会意中有朦胧的游移。这份游移终有一天为年轻的朋友王昶所点破——尽管属于90年代登临社会舞台的一代，但我们至少有着同样对“五月风暴”的误读与体认。一日，闲谈中，他说道：退回罗兰·巴特的书斋，在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是一种真实的可能？于我，这始终是迷恋，也迷惑。深爱那些迷人的词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任东西，无止定，不议人间醉醒”；“在倾斜的塔上了望”……。但，退一步，是否真有一处宁静的书斋等待在近旁？
　　当年曾参与“余永则与林道静的选择”的讨论；今天，则越来越多地听人谈到葛兰西和他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参与阶级的构造，参与社会实践。在今日中国，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实践的可能与实践本身，仍指称着一种绝对价值。“有什么用？”、“谁需要？”，仍是质疑人文学者的杀手锏。甚至为此接到过拒绝透露姓名者的电话，通话者义愤填膺地质问：“你真的认为你所做的一切有用？”答曰：“没用。”问道：“那你为什么做？”答：“我喜欢。”这是真话。在“文艺危险”的昔日，在拜金主义的今天，选择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因为喜欢，也因为这是的我唯一可以做好事情。不想伪装自己不迷恋此间的风光与事实上仍存在的权力——称之为“话语霸权”或“文化资本”亦无不可。记得恢复高考的日子里，“学文”或“学理”曾成为制造过有可选择的苦恼。尽管选择的天平始终倾向彼时不甚了了的“文学”，但也片刻迷恋于数学世界的纯洁。当年的师长与挚友以七、80年代之交特有的矫情而夸张的语调劝戒：“你可以学数学，但你一定无所成。你的能力在文字——现在那是一架梯子，爬上去，能多高就多高，然后会过头来俯瞰芸芸众生。”今天听起来肉麻而赤裸，但也不失为一种赤裸的真实。类同于布迪厄用他博大的学识所揭示出的事实，少的只是反省于批判的立场。但就是在那一质疑者的电话中，我做了如下补充：“马克思主义也曾是一种纯粹学问，相对论也曾经根本‘没用’。”这是一种辩词，但潜在地，仍是对绝对的“实践价值”的认可。即使在今天，仍在心灵的某一角隅心仪于投身社会实践的斗士。“百无一用是书生”、“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尽管此间不无某种自怜与自恋之情，但其中当然有更为深刻的悲慨。毫无疑问，今日所言的“有机知识分子”，当然不同于“林道静式”的战士，但“参与什么”、“如何参与”、参与那个阶级的构造过程，仍是必须提出并回答的问题。
　　——参与构造“新富阶级”或中产阶级？“为中产阶级写作”？参与文化市场与文化商品的生产，并使自己得以跻身“新富”？
　　——为大众声辩？在此且不论风光无限的“大众文化”是否真是“大众”的文化，此“大众”是否彼人民大众；一个肯定的回答是：那种浪漫化的大众观——无论是无限美好、积极主动的人民群众；还是芸芸众生、或必须予以启蒙的群氓；都必须经过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大众”、“劳苦大众”、“群众”与“民众”，正是必须在知识的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意义是被思考并质疑的概念。这并非因“有机知识分子”或“学院知识分子”的界定、区分便可能回避的思考。
　　3.
　　整个80年代，谈了太久的“独立人格”；到了今天便成为对社会批判立场的讨论。我以为，社会批判立场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之一。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批判什么，如何批判。90年代文化，或曰今日写作的困境之一，便是空前繁复的社会情境与无所不在的文化陷阱。除却必须不断提示自我反省与质疑写作者自我身份外，对若干时髦的字眼：诸如主流与边缘、强势与弱势、官方与民间，等等时，应保持着充分的警惕。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处于变动不居、多重助推的社会情势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或曰写作者并不拥有一份权威的、可供全能参照的文化地形图。或许应放弃、至少是怀疑一种单向度的、二项对立式的思维模式。在此姑且不论任何边缘永远是相对于主流的边缘；而任何边缘位置的强调，都同时意味着一场朝向中心的进军；且不论中心的自我爆裂，不断提供着新的社会裂隙与空间；书写、改写着当代中国文化图景的，是远非一种同源的社会力量。如果说，经典意识形态仍毫无疑问是今日中国的主流；那么，跨国资本、消费主义、商业化，在与其构成冲突的同时，是否便全无合谋关系的存在？它在中国的生存现实中，后者究竟是一处边缘，还是另一处主流？如果我们承认消费主义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否便意味着它是唯一的主流或唯一的敌手？是否便意味着在对消费主义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忽略其它的社会压抑力量的存在？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社会风景线上，并存着多个彼此冲突又彼此借重的主流或中心；而所谓强势与弱势文化又在不同的语境中变动不已，相互消长。记得一次在某电视节目中，目击一著名作家带领小学生们宣誓：“我们要做明天的强者！”在百感交集中，有一份强烈的痛楚。不错，强者优于弱者；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之河里，个人主义文化意味着对大一统的反叛。但在独生子女的一代已登临中国社会舞台的今天，在消费主义文化已喂养着中国的“明天”，在“麦当劳”、“必胜客”以成了当代中国青少年指认自己的年龄段的符号（“我已经过了吃麦当劳的年纪了！”），一代宣誓做强者的少年人，将构造着怎样一幅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景观。当然，这是“杞人无事忧天倾”。但对于我们的，危险来自于一种拒绝思考与反身的姿态：两难相交择其易，两恶相争择其稍善者。难道一定如此？
　　经历中国的岁月，在感悟到文字的苍白的同时，感悟着语言的力量与文化巨大的构造力。曾生活在一个类似圣言崇拜的时代，某些语言具有着万能的功能与力量；一个人可以因偶然的口误招致杀身之祸（彼时彼地的人们多不知一个叫弗洛依德的角色，却深知口误所携带的潜意识的必然）；而后目击了那个时代、与那份语言魔力的崩塌。再以后，见证并参与一种正常（？）的语言系统逐步建立；充分的自觉与绝对的盲目之间，这“新的”的语言系统构造着新的意识形态。在追索历史之手书写非痕迹时，懵然间已被历史之手所改写。时常被人们善意或不甚善意地问及为什么形成了那样一种文字风格；在诸多的原因中，我通常选择一种真实的、却又不无调侃的答案：二十岁前做过诗人梦。剩余的、诗的利比多便误投到理论文字中来了。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选择那样一种文字：华丽的字词、密集的意象、比比皆是的硬译西方理论术语，是为了在规避中实现一次突围：突围彼时仍密闭的正统批评规范的玻璃罩，彼时贫乏而权威的思维范式，同时规避一种可能发生的正面撞击。但在转瞬十六年之后，昔日的突围之路已显现为新的的囚牢和陷阱：西方话语权威的阴影、对自身经验的间隔、与华美与安全伴行的晦涩。于是，只能再次突围，从陷落处突围。同样，当90年代志得意满、又艰辛倍尝地携带二十世纪走向其终点的时候，一个再次令我瞠目的事实是，那些在80年代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语词与角色，历经十年，已尽洗不轨，风风光光地登堂入室。如果说，80年代初年的几度人道主义讨论，构成了挑战禁区、质疑权威的文化经历；那么，到了90年代初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时，它已成了遭到挑战与亵渎，需予以捍卫的经典。换一例，是当年大有轰动效应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其中男主人公对“孟加拉虎”——作为个人奋斗与追逐成功的象征——的认同，曾引得波澜骤起、一片哗然；时至90年代，类似角色与品格却成了老少咸宜、人见人爱的肥皂剧主角不可或缺的“素质”。应以手加额称幸“进步”吗？在我，却只是无奈一笑而已。历史的诡计在于，抵达终点之时，始发现自己在出发处已偏离了目标。从另一个角度上望去，美丽的旗帜，诸如“自由”除了在其华贵的袍子下遮盖着罗兰夫人曾慨叹的血渍；它猎猎扬起，曾成功地辩护并构造了自由劳动力的市场；而庄严如“理性”，则成功地构造着非理性——如无边的人类欲望，并书写“经济人”之行为逻辑的通行证。于是，90年代，一个写作者，或许面临着三重彼此冲突又和谐并存的工作：参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自己作为现代化的对象；同时必需开始对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检讨与反思，如果尚且不是批判。
　　4.
　　我并未因此遗忘了“文学”——伊格尔顿视为“可疑”的文学。只是深受理论的毒害之后，我已丧失了纯粹的、得自于文学的快感与视域。不错，90年代，在法力无边的大众传媒面前，在好戏连台的文化市场之畔，文学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边缘化的过程。但当中国仍拥有如此众多的、为形形色色的资金途径所支撑，因而为多种多样的社会力量所介入的“纯”文学杂志时，我们很难说这是一处纯洁的边缘。尽管如此，我仍相信，存在着一个只能名之为文学的半自律性空间。它供给着现代人愈加匮乏的想象力的翅膀与“诗意的世界”；它探索着语言与文化的诸种可能；它挣扎于语言的囚牢，同时撞击并颠覆着“天经地义”的语言秩序及其后的权力秩序。但一个文学的写作者，同样必须出示他（她）的“身份证”：如果不联系着中国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处境，就无法解释中国作家深刻的诺贝尔情结；如果不考察七八十年代年代与八九十年代间的深刻社会转型，便无法阐明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代群更迭与风潮起落；如果不正视市场与权力关系的驱动，便无以应对诸多命名、畅销与流行；如果不检视作家的性别身份与立场，便无法破译其间文学编码的秘密。
　　热爱写作——这处没有屋顶的房间。无法封闭，拒绝封闭。在四壁墙之间，实现着某种间离；在共同的天空下，经历着自己的、或许是共同的命运。
　　1997年9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