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导演对话”特邀嘉宾：戴锦华教授介绍

　　[这个贴子最后由fanhall在 2002/09/16 11:36pm 编辑]
　　
　　
　　生在北京，籍贯山东
　　
　　　生在北京，籍贯山东。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是“文革”停止大学招生后恢复高考的第二批学生，当时考试和进入北大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比例是400：1。1982年毕业，同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在任教的同时开始自修电影。
　　　1985年前后开始在北影讲授电影课。1987年参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影理论专业，1992年被聘任为副教授。并从90年开始在北大兼职讲授电影课程，1993年调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994年被评选为北京大学"跨世纪青年学术骨干"，获日本"世川良一优秀青年奖学基金"。
　　　1995年戴锦华牵头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建立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化研究室，1997年，与美国杜克大学亚非系共同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支持，展开为期三年的"中国现当代大众文化研究"计划，获资助建立大众文化研究资料室。1997年被审定聘任为教授。
　　　自1990年起，先后前往印度、日本、法国、美国、奥地利及香港、台湾地区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电影节、访问或讲学。1997年，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聘任为兼职教授。每两年一次赴美组织暑期密集型课程。 戴锦华曾坦言到：“就我自己说来，对于中国现实的关注，超过了我对学术自身的热爱。”1989年以后，曾一度产生出国读书的念头，但最终由于对中国本土现实的关注而作罢。而89年后电影理论的“队伍”基本溃散，电影学院已不再具有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的空间。而中国社会的变化，使戴锦华意识到，电影研究不再可能仅仅在电影“内部”获得有效的阐释，作为一个“不甘心被绑在现有学科战车上的不安分的人”，她最终去而复归，重回北大。想以此扩展自己的领域，进行更宽泛意义上的“泛电影”现象的研究。这也是她直觉的文化研究的开始。 戴锦华的学术研究领域可归结为：电影理论，中国电影史，女性主义，女性文学，大众文化研究等。她对近二十年中国电影的发展有着独到的和清醒的认识，对“第五代”，“第六代”有着深刻的剖析和理解。从电影、文学等艺术形式为激发点，她对社会生活的林林总总有着敏锐的触角，并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所以她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显现出难以多得的睿智。她的课常常人满为患，而且她拥有大批的固定听众，甚至包括北大周围的一些非北大人。每个教师节她的讲台上总是不止一束鲜花。除了学术以外，这种真诚的师生关系可能是她另一个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一、主要著述
　　《浮出历史地表》（与孟悦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3 年
　　《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科技文献出版社，1993年 《镜城突围--电影·女性·文学》，作家出版社，1995年 《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镜城地形图--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1999年 《拼图游戏》（随笔集），山东泰山出版社，1999年 《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1999年，知识出版社出版 《涉渡之舟--新时期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隐形书写--90年代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痕迹》（随笔集），由花山出版社出版 《Cinema and Desire: Dai Jinhua's Works》，英文论文集，由美国王瑾教授和Tani Bal low教授编选，将由英国Verso出版社出版
　　　二、著作述评 　
　　1、《犹在镜中》 　　
　　本书是戴锦华先生在美洲、欧洲以及台湾地区的一些名牌大学访学过程中撰写的一部思想新著。书中既有对比较文学的反思，也有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重新审视，还有对文化学、电影学和自我内心的不断追问。其体裁虽采用名人访谈的形式，但显得更灵活。其话语显得更有“平民”意味。用她的一些学生的话说，她不但具有一种观照“平民”的文化精神，还拥用一种拯救妇女的自我牺牲精神。所以，她在国内外，尤其是在北大获得成千上万的学生的爱戴。应该说，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2、《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90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凸现这隐形字样，并在新的坐标中勾勒一幅文化的地形图，是一个文化研究者的选择。 在戴锦华的研究中一贯持着女性的视角和女性主义的立场，下面摘录一段她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 戴锦华：知识女性精神与现实的困境 　　
　　前段时间写过一篇比较长的评论陈染的文章，所以读这部长篇时仍把它作为她的作品系列来读，这样更能看出这部小说在她的个人创作中的位置和在当前文坛现状的位置。 　　
　　陈染的整个作品的主题实际上就是“私人生活”，其它小说，尤其是《与往事干杯》的创作阶段，其“私人生活”也就是私人化的程度比这部《私人生活》更高。她所写的个人的生活和体验，很多是与社会规范相冲突、撞击的。陈染的小说有几个固定的支点，如情节支点、情境支点、情结支点，在这几个支点上不断复沓。这部小说又一次把这些主题、情境复现出来，但这一次陈染尝试对这些情境做一次全方位的突围。 　　
　　陈染的小说有几个形象：父亲形象、母亲形象、女友形象。父亲形象是典型的弗洛伊德式的恋父与弑父，从《纸片儿》开始就这样，父亲形象是陈染小说中男人形象的两个基本落型，一个是令她恐怖的、残暴、病态的男性，另一个是高度理想化的男性，如《与往事干杯》中的父亲，被称作“处女地上的耕作者”，体现出一个男性对女性倍加呵护、爱护、保护的姿态和怜惜的感情。陈染总是用理想的父亲形象来平衡残暴的父亲形象。作为女性创作，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形象，即女性在面对男权社会和男人时权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有反抗、否定，一方面是可爱的、朋友一样的母亲形象，另一方面是噩梦般的母女关系，母亲就是个窥视者、监视者、一个情感敲诈者。母亲形象其实是陈染对同性关系的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流露，在母亲是一个丑陋的情感敲诈者的小说中，她用另一个女性把她从母亲的噩梦中救出来。与另一个理想的父亲来平衡一个可怕的父亲一样，她也用一个理想的女人、一个理想的同性关系来平衡她对同性关系的恐怖――如最要好的女友偷走了她的男人，女性间的互相猜忌，女性情意的不可靠等。在她对“母亲”的复杂、双重的情感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陈染对同性恋的态度，她渴望一个理想的母亲角色和她对女性的需求是一致的，就像她渴望一个理想的丈夫角色和渴望一个理想的父亲，在她的作品中是一个不断变幻的关系式。因为陈染的小说很近地触及到同怀恋问题，所以她比别的作家更强烈地表现了她对同性恋的恐惧和拒绝，比如一再强调说：“我们是正常的情感，不是病态的同性恋的情感。”这几个基本主题的不断重现，刚好展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女性精神和现实的困境。现在这部《私人生活》在尝试一个全方位的突围，如小说中父亲还是那个残暴的父亲，被否定掉了，“老师”成了过去两种男性一角色的综合，变得龌龊了，“代父”形象还是没有出现。母亲也不再是状态的母亲，禾寡妇好象是个代母形象，但她又直接成为一个有同性恋渴求的形象。陈染试图改变过去那种理想男人――理想女人、丑恶男人――丑恶女人的模式，尝试表达一种更微妙、更复杂的情境。 　　
　　我认为在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中，陈染是个对女性意识和女性位置比较自觉的作家，这种自觉不光是指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或意识到自己在做女性写作，也在于她不断地在反省这种意识。我比较感兴趣于那篇《超越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伤》的讲演，还有中篇小说《破开》。陈染是在寻找一个女人和个人之间的合谋关系，因为作为个人的反抗我们社会的知识界是认可的，而陈染是在抒写个人、抒写孤独中的女性。同时陈染又在寻找先锋写作和女性写作之间的合谋关系，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先锋写作，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她在先锋写作中形成的先锋性和边缘性之间寻找放置女性体验的空间。虽然同时有许多女作家在强调“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中也强调这一点，但她们不在一个层面上，对于传统写作的女作家而言这表明她持一个中性的写作原则，在“人”的立场上超越女性的经历和女性的写作，而陈染则经历了一个小的循环，她发现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抽象、超越性别的人，这个人一定有一个男人的形象，而她要做女人，可她很快又发现做女人的命题变成一个被男人重新规范的命题。什么是女人？只有种种被男人所描述的女人。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她再次提出：我不要做被男人所规定的女人，我首先要成为一个“人”，越男性所规定的性别角色的“超越性别的人”。我这样理解《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 　　
　　在这部小说中，陈染尝试破除理想父亲――即理想男人的神话，也包括破除理想母亲的神话，因为在理想母亲的神话中，除了表达她对同性的渴望之外，还有她对保护者的渴望――她一直在寻求一个庇护者。她也在试图突破她前期小说的主要支柱：精神分析。陈染的小说始终诱惑着一个批语者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读，倒不是因为她在小说中提供了精神分析的素材，而是她提供了她自己在用精神分析的方式来对待她自己的体验，来结构她的小说。现在她试图突破精神 框架，意识到所谓精神分析也是一种男性话语己。 　　
　　所有的这些尝试――尝试一个全方位的突围，是这部小说的特点，但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损害了这部小说的表达本身的迷人和完美，即失去了她原有的、很有魅力的、她很擅长表达的那种特定情境的支撑。 　　
　　自恋问题仍是这部小说的特征之一。或许我们可以从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现实生存来阐示女性写作中的自恋情绪的出现。陈染即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对象，又是一个精神分析者，她就像一个在镜子面前和自己面面相觑的人，只能凝视自己，这是着魔也是一种磨难。这种特殊的写作方式有没有可能战胜？有一种很俗的说法，说在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没有成熟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者可以分析出为什么男性写作中没有成熟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者可以分析出为什么男性写作中没有成熟的女性形象，因为男性拒绝有成熟的女性，男性把女性类型化，要么是妖妇，要么是小女孩儿。有意思的是，女性写作中也没有出现成熟的女性形象，像刚才张玞所说，陈染的作品中有一种太年轻的东西。我在想，所谓成熟女性将是怎样的一个女性？一个成熟的女性又如何见容于这个社会？女性的情境始终被放在一个青春式的情境中，即老是在做爱情、性爱的选择。自恋问题也影响了女作家写作的文字本岙，有人抨击女作家有一种矫揉造作的文风。这几点是彼此联结着的，一定与女性的文化位置、生存处境有着深刻的联系。有没有可能战胜？我本人很喜欢《破开》，它有一种少有的决绝。当然也有保留。现实的可能性包括反抗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这部小说向我提示了很多东西。 　　
　　提点批评。尹楠是个比较败笔的形象，一个完美的、却并不有血有肉的男性，他究竟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他在《偶然一弹》中的离去也显得有些落套。在女性写作中，所谓“私人生活”表现了一种对社会认同的拒绝，拒绝的方式也是她们触摸现实的方式。但在这一章中，尹楠被一个社会事件夺走，如果没有这个社会事件，是否“我”就获救了？ 　　
　　说到女性写作我很矛盾，这是我作为批评者的自我分裂：一方面我有训练有素的文学批语的方法、标准和我对文学审话的渴望，另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女性体验。作为一个女性读者和一个批评者，我经常是分裂的，我对陈染小说的批评也就是这种分裂的流露。就是说，我在长篇小说中会渴求一种结构，我认为长小说最重要的形式因素是结构，每个长篇小说的结构也意味着把握社会的方式。这是《私人生活》所欠缺的。但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可能获得极有把握的把握社会的方式并变成文学的结构，我也不知怎样回答。王蒙老师在林白作品讨论会上曾说“支撑林白写作的支柱是写作本身”，我就想到，写作本身是否能够支撑写作。这就不光是林白写作的问题，而是女性写作和先锋写作的问题。如果写作本身尚不足以支撑写作，那么有什么东西能够支撑写作。我认为陈染的这部小说中，写作行为也是非常突出的一件事：写作、女性、私人、私人空间、私人生活，仍是作品中重要的支撑点。仍是一个困境。我没有答案。
　　　
　　转自银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