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笔”与“小说家言”——读李敖《北京法源寺》随札

　　《北京法源寺》走红，与“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消息有很大关系。这并不是一本新作，它其实完成于1990年底。手头有一本它的旧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这可能是它在大陆最早的一个版本；虽是旧版，书却还很新，印数4360册，这些似乎都证明了它当初和以后十年中间所受的冷遇。我很怀疑，倘若没有诺贝尔奖的介入，这本书的命运会怎样。好在十年还算不得太久长，一本旧作被当作“新发现”也是文学史上的常事；几年前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才为中国学者、读者所知，就是明例。
　　
　　《北京法源寺》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出版家如是说，李敖本人也如是说。他在书后所附《我写〈北京法源寺〉》一文中自陈“《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书中所说的法源寺，在北京宣武门外西砖胡同。作品以这座千年古刹为经，以戊戌变法为纬，描写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大刀王五等人及其事迹。题材并不新鲜，但写法有点特别。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太象“小说”。
　　　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恰如李后主说的，“剪不断，理还乱”。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传统小说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派认为，小说本来就是史传的一部分，只是它们并非“正史”、“信史”，而是“野史”、“稗史”，它们的作用是“羽翼信史”，补正史之不足，或是以通俗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在这样一种重史而轻小说的观念下，小说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甚至被剥夺了“小说”这个名称；《四库全书总目》就把唐代的文言传奇小说（比如我们熟悉的《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和明清白话小说（比如我们更熟悉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统统赶到小说以外，却把一批史类著作拉到“小说”里面来。
　　　为了争取一席之地，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们往往将小说与历史攀上近亲，说小说有“盲左、腐迁笔法”。不过，虚构的小说与实录的历史毕竟不同，借用钱钟书先生的一个比喻，小说家们想同时坐在“小说”与“历史”上，结果却很可能是“半间不架”，在两张凳子中间坐了个空。与“历史”本来就纠缠不清的历史小说更容易面临这种尴尬境地。就以中国最有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来说吧，它七分实、三分虚，“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该算是比较标准的历史小说了，却还是两面不讨好，明清之际的大批评家金圣叹指责它“笔下拖不动，踅不转”，缺乏“小说家言”应有的生动形态，“处处战到若干合，一刀斩于马下而已”；而清代的大学者章学诚则指责它虚妄不实。
　　　进入二十世纪，小说文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历史小说创作中的上述问题并未消失，即使它获得了某种理论形态上的解决。研究历史出身的李敖不会不知道历史小说的这种困境，他所选择的解决方案是：更靠近“历史”，而与“小说”拉开距离。他明确表示，《北京法源寺》将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小说。他认为，在现代影视等传媒的挑战下，“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这话多少流露出一些对小说形式和叙事技巧的鄙视。
　　　但这部小说也并非要落实到纯粹的“信史”、“史料考证”的路子上去，尽管作者对此很自负：“《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历史考证作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他认为，“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于是他试图将《北京法源寺》写成一部“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准确地说，这是一部“史论”式的小说。作品的大半篇幅是在通过人物之口讨论生死、鬼神、僧俗、出处、朝野、家国、君臣、夷夏、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问题，据李敖自己的统计，这样的子题约有四百个之多。20万字的篇幅要容纳如此众多的“史论”问题，显然已无暇顾及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安排，当然更无暇顾及叙事技巧之类。最明显的是书中讨论谭嗣同是否应该牺牲及他牺牲的意义那一部分，占据了从第九章“戊戌政变”到第十一章“舍生”的大部分篇幅（全书共十五章）。
　　《北京法源寺》的总体风格便是如此，它缺乏血肉丰满的人物、生动曲折的情节和动人心弦的细节；它所擅长的，是洋洋洒洒、反复辩难的对话，和一些历史的碎片——如“出杠”、“缀元”等特定时代习俗的描述。这对于惯写政论和杂文的李敖来说自然是驾轻就熟。作者会为自己的“史笔”而击节，但读者未必肯接受这种强调“思想”的作品，而嫌它“小说”意味不够。
　　　李敖引用英国名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话，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而《北京法源寺》的写作恰如其言。但六个星期的时间对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来说，似乎还是有点仓促。象关于谭嗣同之死的大段讨论，固然有写作个性的原因，但想必也有一些急于完篇的考虑。此外，这样一部声称“以历史考证作底子”、“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的作品，也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讹漏；例如第十三章“他们都死了”，说“这座豪华坟墓（按：指慈禧陵墓）叫‘东陵’”，其实“东陵”是清两大皇陵之一（另一组是西陵），并非西太后一人所有；葬于此陵的还有康熙、乾隆等皇帝及大批妃嫔（其中包括乾隆的香妃和东太后慈安）。“尾声”说孙殿英“掘西太后坟于北京”，而实际上东陵在河北遵化，正如本书第十三章所说，“距离北京九十英里”。假如写作时间从容些，李敖或许不至于弄错。
　　　李敖曾说《北京法源寺》是他“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不知道他的下一部小说，能不能够在“史笔”与“小说家言”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