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洞的行者——谈《蒙面之城》

　　看到有人说，《蒙面之城》让他“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幽默”，大感意外：《围城》当然是冷峭幽默的，而《蒙面之城》却散漫、调侃，哪儿像呢？幸而宁肯也不买账，声言只看过《围城》的开头，并且“不喜欢他那种熟透了的文人味”，“不知道钱钟书是怎么幽默的”。想起另两本很畅销的小说《三重门》和《桃李》，也被称赞说是得了《围城》的真传。或许钱钟书和《围城》已成了一顶方便的高帽，可以到处派送？但这种“认同宗”式的廉价称美，实在对两方面都不够尊重。我们还是先拿开这顶高帽再谈《蒙面之城》吧。
　　宁肯是1959年生人，曾旅居西藏多年。比起同样成名于网络的一批小字辈，阅历要丰富得多。小说讲的是主人公马格17岁到27岁这10年间的经历。故事开始时，他还是一个不时为粉刺而烦恼的高中男生，浑身都是旁逸斜出的青春期叛逆。他不愿接受做大学副校长的父亲安排的道路，于是离开恋人、离开家、离开京城，成为一个流浪者。故事结束时，马格站在灯红酒绿的深圳街头，是一个带着沧桑味道的、仍将漂泊下去的朋克歌手。
　　应该说，小说的背景相当开阔，通过马格的行踪，展现了北京、秦岭、西藏、深圳四个地域的风情画卷。秦岭中的山区小站犹如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马格在这里做木料装卸工，与发现史前岩画的女行为艺术家亲密接触，并经历了酋长般的队长在围猎野猪时惊心动魄的死。在藏北卡兰，马格赢得了女作家果丹的爱情。这两个部分都有点元气淋漓的味道。相比之下，北京部分和占全书近一半篇幅的深圳部分显得松松垮垮，不够紧凑有力。
　　坦率地说，这部作品在技巧和艺术方面颇有缺陷。小说涉及原始艺术、民间诗歌、地下音乐等颇为庞杂的内容，用了很大力气表现它们，但仍显得平板、粗糙，没能真正融入小说的叙事框架之中，就像在一个本来不太稳当的筐子里塞了太多的杂物，随时可能满地碎片。马格、果丹以外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些概念化。叙事角度、人称的切换也时显突兀、生硬，比如两次突然从第三人称叙事换成了果丹的第一人物叙事，上一段的“她”突然就变了下一段的“我”，毫无理由地生硬。
　　宁肯谈到《阿姐鼓》对他的影响，说这首歌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希望通过文学表现天籁的东西、完成灵魂的声音。马格就是他努力表现的一个率性而行、近于天籁的形象。这个人保持一种如原木或矿石般毫无修饰的行走状态，不愿被任何世俗成功所羁绊。与其说是在不停地流浪和历险，不如说是在不停地拒绝与放弃。他之所以引人注目，与其说是在于传奇般的经历，不如说是在于他与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断裂。在四个地方，何萍、果丹、成岩、谢元福、杜枫等不同程度地接受马格的人组成了一个小背景，他们和那些充当大背景的人群共同填充并拥有社会生存空间，而马格始终只是过客，偶尔在世俗生活中停留，很快又将现实撕开，走得无影无踪。
　　追求自由是作者赋予马格的最重要的特质。不过如果要问：他追求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小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始终很隐晦、很微弱。马格的每次出走都显得突兀，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或暗示。他只是个行为的承当者，只有行走，没有出路，他撕裂了面具，但那些面具后面只有一个空洞，很重要的东西在小说中缺席了。故事似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结束，但又可以永不结束。讲故事的人所坐的那根最后的树枝脆弱易断，小说面临反复循环、自我解构的危险。
　　奇怪的是，小说中其他人可以很自然地接受马格。比如何萍，马格不予解释就结束了他们的初恋，突然出走，7年后重逢在深圳，她似乎完全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在这些地方，作者多少有些滥用了叙事的权力。
　　宁肯对一般所谓纯文学作家评价不高，也尖锐地指出了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蒙面之城》表明了他试图解决问题的努力，却并不算一个成熟的样本。据说他正着手写另一个长篇，讲述一个人从30岁到40岁的10年。对这部新作，我们是不是该有更多期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