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都市天堂》散记

　　　 这个剧本最早是田壮壮的一个想法，当时壮壮说，大年，你写写，我拍。写出来之后，壮壮又没兴趣了，剧本就放在哪儿，这大概是95年的事。98年春天，我想，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到了，也得计划计划今年的事了。我从电脑里打出了几个提纲和剧本，准备四处送送，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其中就有《都市天堂》这个剧本。送了几家（公司），有的没了音信，有的正好赶上赔钱，不打算拍戏，有的干脆遭灭，比如专门给青年导演提供机会的艺码公司的老板罗异就说这个剧本根本不成立。
　　这剧本扔在我的茶几上。有天＂老黑＂来聊天，顺手抄起剧本，说，你丫又偷偷写剧本哪？我说，前两年写的，最近刚打出来。＂老黑＂一口气看完，问我，拍这戏得多少钱？
　　我说，看怎么拍了。
　　我们就预算聊了一会儿，＂老黑＂手一挥说，拍吧！那狠劲儿跟他＂拉耗子＂说＂嗅了！＂的时候一模一样。
　　＂老黑＂是这部影片的制片人陈柏涛。
　　我和孟凡约在西四的一家涮羊肉馆子聊剧本。
　　孟认为剧本有很大问题。简单的说，效果上费力不讨好；形态上两不沾──他认为要么很有个性，要么很好看。我理解，他所说的个性，指的是形式上有新意，好看指的是内容有趣。另一条意件是想法太沉重。
　　最后他说了一句彻底否定这个剧本的话：把它改成主旋律吧，不可惜。
　　孟凡这么说，我吃了一惊。我还觉得这个剧本和他的摄影的风格最接近呢。
　　孟凡又举杨德昌为例，说杨德昌拍戏就拍得太累，电影节上见到杨德昌，情绪也不怎 么高涨。这无意中又说到了我的要害。《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我心目中给予最高评价的电影。可是孟凡认为杨德昌太累、太辛苦自己，拍出的电影又那么沉闷。电影不是这样的东西。
　　这倒也是。拍费力不讨好的电影，电影所能带来的电影以外的一切就都远离你了。
　　故事是这样的：达生是个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青年，他在城里有份高空作业的工作，认了干亲，交了女朋友，自认为生活过得很有生色。在老家，达生有母亲和媳妇。达生的母亲盼着达生从城里回来，一家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但是达生热爱城市生活，不愿意再回到乡村。其实达生在城市里建立的生活十分脆弱，一次小小的波折就使达生丢了生计，接着干亲断绝了同他的来往，他在城里的女朋友也开始和他疏远。与此同时，家乡的生活也土崩瓦解了。母亲因为过度思念儿子，走失；媳妇到城里来找达生，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在中国，电影常常按照题材来分类，比方说，农村题材，都市题材，青年题材，军事题材，等等，我不想这部电影受这样的限制，它既有农村，又有城市，也不是一部青春片。侯孝贤拍《悲情城市》时说，最理想的效果是拍出天意来。天意是什么？大概是冥冥之中俯视着众生的命运吧？侯孝贤的天意，还包含了悲悯众生的意味。我也有着同样的野心，希望能够从这部电影里感到，在都市和乡村之上，有种阴沉威严的力量，左右着普通人的命运。
　　这部戏是我拍戏以来，最艰苦的一部。我们总共拍了五十天，在北京拍了三十天，在安徽乡下拍了十四天，其它的时间是在往返农村的路上。在北京的时候正是盛夏，我们有一些在工棚里的戏，工棚象是一个笼屉，外面的阳光是火，周围的镝灯是滚开的水，除了演员，我们都脱成光膀子，如同一个个杂和面馒头。到皖南农村拍戏，晚上镝灯一开，全县的蚊子和蛾子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成千上万，把我们拍摄的场景围了起来，那种渴望光明的景象极为壮观。每天收工时，灯下蚊和蛾的尸体就象刚放了一挂千响的鞭炮。每次打板，都能拍死两只蚊子。因为对蛾子粉过敏，所有人身上都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疹子，奇痒无比。苦啊，累啊，自己说显得有点娇气，不能做标准，但是就连最能干活的场工，到拍摄的后半截儿，都得偷懒时且偷懒，哪怕只有三分钟的时间，还加上一顿臭骂。因为预算紧，拍摄辛苦，所有人脾气都不好，到后来每天都得恶狠狠地才能保证质量和进度。
　　在北京拍戏，剧组住在八一厂招待所。有天没夜戏，收工早，和八一厂派出所的警察打了一架。事后，我曾写过一份材料，略述当时情况：
　　八月二十五日晚，我剧组五名同志──导演唐大年．摄影孟凡．郑明强（香港居民）．灯光何振文（香港居民）．美术吕东在＂机关餐厅＂吃饭。其时，临桌有五人在喝酒（两人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另外三人穿着便服），其中两个穿便服的发生争执，五人即吵闹离席走出餐厅。这时，何振文正在笑，其中一名穿制服的公安人员返回，站在何振文的身边，问何振文笑什么，并叫何振文随他出去，郑明强站起来说，他不是笑你们，不关你的事。穿制服的人说你跟我出来，遂掐着郑民强的脖子向外走。孟凡马上跟出去，随后，何振文、唐大年、吕东也跟了出去。
　　在门口，孟凡被三，四个人扭住，其中两人说自己是警察，何振文、唐大年上去劝阻，说，你们既然是警察，有话就说话，不要动手。这时又来了几个人，将何振文扭起来拉到一边。孟凡被几个人扭打，其中一个猛掐孟凡脖子，何振文的衣服被扯掉，唐大年上去想拉开扭打何振文的人，被几人架开。这时，有剧组同志闻讯赶来，大家高声喊：有什么话说，别动手！试图平息事态。这时，冲来许多手执警棍身穿制服的保安人员，与唐大年撕扯的人向保安喊：那个带眼镜的，打那个带眼镜的。三个保安手执警棍，开始追打唐大年，唐大年的背、头连挨数击，其中一棍将唐大年的眼镜打碎，脑门被打裂，顿时血流如注。前来劝阻的剧组司机张京浩，被一名警察扭住，几名保安上来用警棍和手电筒击打张京浩的身上和头部。
　　唐大年跑回招待所门厅，保安人员追打至门厅。这时剧组的制片和更多的同志从屋里出来，试图劝阻，并高声向正在打人的保安说，不要打人，有什么话好好说。何振文被几个保安追打到楼梯口，接着又被三人拖下来，一群人围着已瘫倒在地的何振文，用脚、手、警棍一顿乱打，然后四人拽起何振文的四肢拖往派出所。途中，保安不听剧组人员的劝阻，一直对何振文拳打脚踢，棍棒相加。
　　其时，孟凡和郑民强已先被扭打到派出所，中途，几个新跑来的穿制服带警棍的人，用警棍击打孟凡和郑民强。带进派出所后，孟凡被铐在院内栏杆上，郑民强被带进了屋内。浑身是血的何振文被勒令蹲在墙边。何振文连吐几口污物，剧组同志反复恳求就医，被拒绝，随后不久，又吐了几口血，晕倒在地上，约半个多小时后，派出所才同意剧组带何振文去就诊。
　　何振文先被送往电力医院，又转送往宣武医院，经诊断，鼻梁骨骨折，喉部软组织损伤，双上肢、胸部、双膝软组织挫伤，头外伤神经性反应，头皮下多处血肿。
　　唐大年被送到电力医院，头部缝四针，背部、手指数处被警棍击伤。
　　张京浩在昌平医院就诊，肩、背、手臂、前额、上唇多处被钝器击伤，皮下淤肿。
　　以上是事情的整个过程。
　　这份材料是对外的，以客观的语气写成，当然，其中难免有所取舍，侧重和倾向也很明显。阿文狂笑不止，我后来想大概是因为抽了大麻的缘故。之所以形成打起来的局面，是我对剧组的实力估计过高。如果剧组的所有人都出手，不致于这么惨，但是那些灯光助理和场工全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农民，他们的胆小怕事，是我所没有料到的。而讽刺的是，这部电影的故事讲的正是农村青年到城里打工的事。
　　事后，我的朋友石康幸灾乐祸，说《都市天堂》剧组的主创人员被公安人员全歼了。另一个朋友张弛在我的床头柜上发现两枚坏了的茶叶蛋，说发生这种事，全是因为这两只"倒霉蛋儿"。
　　有一场露天电影的戏，我们在河滩上扎了两根木桩，挂起银幕。河滩很开阔，旁边是绿水，远处是青山，河的转弯处，一座新架的独木桥。傍晚时，村民们扛着椅子板凳，一队一队从几条不同的山道赶来。看着这情景，我大乐，因为和我想象的一样，也和我小时的记忆一样。扛和自己一样高的板凳，手里提着一根系着棉球的线，早早赶到空场去占座儿。棉球沾了滴滴畏，系在凳子上防蚊子咬。坐在高高的板凳上，仰头望着两个人爬到杆子上，银幕在风中高高挂起，遮住刺目的夕阳，心里象等待过节一样，充满喜悦。这就是我对电影最初的记忆。隔了这么多年，自己成了拍电影的，但是自己的电影不再会有这样的放映了。 说了没人信，为了省钱，我们去美国做后期。我和孟凡从洛杉矶入境，然后转机到华盛顿，在华盛顿胶转磁。我们的录音王伟彦从俄亥俄开车到华盛顿接我们去最终的目的地，俄亥俄的一个小镇――Athens，和希腊的雅典拼法一样，不过这地方可没雅典有名儿，在一般比例尺的地图上压根找不到。
　　到了华盛顿，王伟彦在互联网上发现纽约有一家更便宜的胶转磁作坊。于是我们驱车先奔纽约。
　　下面是在纽约的日记：
　　１２月９日
　　下午3点30分到了胶转磁的作坊，东休斯顿路28号，门脸儿极不显眼，一不留神就错过了。回过头来再看，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小铁门，铁门上贴着各种印刷简陋的广告，新的落旧的已经好几层，门边有一个通话按扭，一按，门口的小喇叭卡哒一声，接通了，冲着它说声哈罗，就听＂吱──＂一声，说明楼里给你开门了，赶紧一拧再往外拉，门就开了。
　　进门后是个通道，光线昏暗，墙壁涂成五颜六色，通道尽头是电梯，电梯前的房顶上悬着一面凸透镜，一台摄像机对着镜面。电梯旁边是钢架楼梯，一直通到楼顶，楼梯边的墙面五颜六色也不例外。我心想，这就是纽约。这儿和我们的电影一样，也有股地下味儿。
　　我们顺着楼梯爬到五层，到了个小接待室。铺着地毯，墙边一排沙发，沙发上坐着两个长发留胡子的男人，看做派，一定是艺术家。茶几上有烟缸，说明能抽烟，这种情况在美国极为罕见，也表明这儿非主流的性质。屋子里，围起了一个房子，里面坐着两个人，有电脑和监视器──想必已经从里面看到了我们。小房子里还兼卖饮料。旁边大概还有几间办公室，另一边似乎是个录音棚，不时传来吹吹打打的乐声。
　　出来接待我们的是小姑娘，又瘦又小，穿条深色的牛仔裤，一件兰色的运动衣。叫莫拉。
　　王伟彦和莫拉交流了一通技术问题，然后，莫拉带我们去看转录的设备。我们下了两层楼梯，进了楼道边的一扇门，里面左右两边各一间排练室，英文一律叫Studio。我们进去的那一间较大，有点类似北京的小剧场，一个舞台，前面有十几排座位。有七八个年青男女，正东倒西歪地在地板上练功，有一个老师站在前面指导。见我们进来，目光都投射过来，我们溜着边，走到舞台旁边的一个小门前，莫拉打开。一间十平米的小屋，一个直立的架子上放着各种录放机，功放、时码机等等，旁边，有一台十六毫米放映机，通过一个自制的台子上的一系列镜片，有一台家用ＪＶＣ的摄像机把拍下来的视频信号传到那些录机里，有3/4的，有1/2的，另一面墙下，有一张木板搭起的台子，上面放着一些十六毫米剪接工具：切刀、手摇卷片器、片夹。
　　价格是便宜的，算算我们所有的素材转下来，一千美金左右，而在正规作坊里，相同的素材大概要六千块。
　　从神秘作坊出来，天已经快黑了，我们步行了六条街，到了中国城，进了一家中餐馆，我要了一份烧鹅饭。饭馆是广东人开的，格局、饭菜的内容、用餐方式、连餐具都和香港一模一样。全世界华人都一样。
　　开车出约纽我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迷了路，王伟彦正和孟凡在为上哪条路吵架。我们纽瓦克转了很长时间才上了9号公路。
　　住在路边的一家叫做Royal的汽车旅馆。胶转磁问题多多，争执不休。
　　我去旅馆登记处，问卖不卖牙刷，登记的小姑娘隔着防弹玻璃给了我一盒火柴。她把brush听成了match。
　　12月10日
　　早晨起来，隔壁房间的一个女人汽车电瓶没电了，打不着车。不知她从哪弄来一根线，我们帮她把车打着。
　　在房间给莫拉打了个电话，说我们决定在他们的作坊里做胶转磁，约好10点钟到那里。
　　去纽约的路上堵车，又绕了道，到作坊时已经11点30，莫拉很不高兴，和我们算钱时，坚持要把她等的这一个半小时也算进去。最后商定800元做全部的转磁。下午2点开始。
　　我们需要买一些剪接用的胶带、引导片之类的东西，还要把王伟彦买的Betacam换成3/4带，再买一些SVHS带。把胶片转到3/4带子上，把时码录在3/4的一条声轨上，然后到阿森斯之后，再把3/4带转成SVHS，这样才能输入电脑。就是这么麻烦，
　　我们驱车去一家很大的器材店。店名叫B&H，开店的是犹太人中的哈西诺派，这些人头顶小帽，脸的两边各留一条卷成卷的头发，象挂着两根弹簧。他们是犹太人里比较传统的一派，信仰神秘教义，吕美特有一部以他们为题材的影片，叫《我们之中的陌生人》。店里空中纵横交错扯着滑轨，用来传送票据。我隐隐约约记得小时候有些大的百货商店是用这种方法。这种老派的办法，在中国都已经消失，要不是重新见到，决不会想起来了。
　　我们回到转磁的作坊，莫拉已经在那儿，桌上放着她的午餐，一块三明治，一根香蕉和一杯咖啡。
　　祥子的工作有一点问题，剪开的样片连接时齿孔没切干净，仍有胶带沾在齿孔处，放片子时遇到这样的接点，就会跳片子，所以，同时有两件事，一边转磁，一边我们得重新把这些接点清理干净。后者主要是孟凡少王伟彦在做，我则坐在监视器前看转片子。莫拉除了装片子、换磁带、写写带子上的序号，也跟着看样片。她是第一个剧组以外的人看我们的样片，想不到竟是个外国人。我有点想知道她的看法，当然光靠察颜观色也看不出什么。
　　我们的车停在作坊门前的街边，每隔两小时就要下去往miter里塞一次钱。我从兜里掏几个钢蹦儿，正要准备下楼去塞钱，莫拉忽然冲我说了一句话。前面我听明白了，是＂我喜欢它的──＂但最后一个关键的词没听明白。我看王伟彦。王伟彦说：＂她说喜欢片子的节奏。＂我很高兴，冲她点点头。她这么说，说明她在看，而且似乎还是个内行哩。
　　晚上，我们请莫拉吃饭。莫拉带我们到一家印度餐厅，离作坊大约两三条街。街边，上台阶，一个小门脸儿。餐厅矮矮的，必须低着头才不会碰到挂着各种彩带的装饰，餐厅是一长条，两边摆着桌子，中间留一条窄窄的过道，得侧身才能和对面过来的人错过去。人座得满满的，不过还有空桌子。我们坐下，四下打量，都是些年轻人，我猜有一半是搞艺术的。
　　莫拉是爱尔兰人，也是搞电影的，正在拍一部关于一个经历了许多次革命的女人的纪录片。既然是爱尔兰人，就聊爱尔兰：爱尔兰不允许堕胎、爱尔兰人的电影、尼尔乔丹、《拳击手》；又聊到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说到《死者》。
　　＂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
　　《死者》的故事发生在圣诞夜，不久就要过圣诞了。
　　半夜出纽约后又迷路了。
　　我们为了省钱，每天开出纽约在新泽西住汽车旅馆，第二天一早再开回纽约。2点钟才住下。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读印度小说，吃印度钣，住印度人开的店，和印度干上了），十分简陋，没有暖汽，没有电视，墙壁很脏，床也十分可疑。
　　合衣而卧。
　　12月11日
　　早晨9点30分到纽约，在作坊斜对面的一家小店里吃早饭。这小店可以抽烟，是一个家庭餐馆，一妈带俩女儿，听口音象意大利人。吃完早饭从餐馆出来，阳光正好，放眼一望，这条街变化万千，十分好看，较我们那天来时的黄昏又是一番景象。以前我说纽约象北京，真是瞎说，北京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纽约相比。
　　作坊门口有个摆摊卖旧书的黑老头，瘦瘦地鼓着两只大眼，皱皱巴巴的线帽团在头顶，穿一件齐脚跟的破呢大衣，前天、昨天他都在这儿，这会儿刚开始出摊，正往破架子上摆书呢。
　　莫拉下午有事，我们干到2点停下来。约好5点再回来接着干，估计今天就可以全部转完。
　　从5点干到11点30，全部转完，中间我和王伟彦下楼在街角的Pizza店买了一张饼上来，当晚饭。转完开始算帐，我想就按说定的800给，莫拉很认真，算我们总共的工作时间是20个小时，每小时是50。她把昨天等我们的时间算进去，还算了今天有半小时工作前的准备时间。我们争执起来。她讲她为什么这么算，我们讲我们认为应该怎么算。忽然，莫拉火了，绷起来脸，说，20个小时，就这样了。我见她给我们脸色，心里也不高兴起来。我跟王伟彦说，凭什么她说就这样了，就这样了，我们还不能同意呢。我们只付实际工作时间的钱，19个半小时。
　　王伟彦把话翻译过去，莫拉听了，伸手抓起电话，跟楼上说，他们不付账，挂了电话，说，等楼上下来人和我们谈。顿时，小屋里的气氛僵持，大家不再交谈。我和孟凡说丫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咱们这两天还是对丫太客气，外国人觉得东方人狡诈，所有的热情和客气在他们丫看来都有点过分，当成想贿赂他们了。一会，来了一个长发纹身的男人，进门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大家一起上五楼算账。
　　我们仍然坚持就付19半小时。最后，是按19个半小时算了，但要加税。我说，如果加税，我们就不付现金。最后王伟彦拿她的卡付钱，刨去预付的350$，用信用卡付了705.4$。
　　付完钱，我们又下到三楼，把我们的东西搬到电梯里。是部老式电梯，推拉的铁栅栏门，开和停都用手动扳手。莫拉没再露面，长发纹身的男人一直跟着我们。到底层我们搬着东西往大门走时，那男人站在电梯冲我们说，你们应该把那半个小时的钱给莫拉，她陪你们工作挺辛苦的。
　　门口，孟凡去开车，我和王伟彦看着东西，一箱样片和一箱又五盒磁带。我想了想，从兜里摸了三十块钱给王伟彦，让她再上去一趟，把这钱给莫拉。王伟彦不肯，说弄得这么僵，再上去，不好意思。这时莫拉从门里出来。王伟彦把钱给她，又说了一些话。大致的意思是，我们并不是在乎这些钱，只是对算法有一些疑议，但是这两天你和我们一起工作，挺辛苦的，我们想给你这些钱，表示感谢。我看莫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接了钱，但没有数，然后往我这边瞟了一眼，和我们俩摆摆手，说了声再见，从街上消失了。
　　孟凡的车停在街对面，我把东西抱过去，孟凡说，操他妈的，车好像被撬了。后备箱锁的地方微微陷进去一块，钥匙插进去，但打不开。使劲压了压，又用拳头砸了几下，开了。里面孟凡和王伟彦的手提包没了，昨天买的一盒SVHS带子也没了。提包里没钱，但是孟凡的护照在提包里，过了一会又想起来，机票也在里面。
　　这篇散记写到这儿，我从头读了一遍，名符其实，真够散的，每段之间没什么关系，长短也不得当，各位看官，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个理由，为自已文章写不好开脱或许有点牵强，不过对我来说其中确实有某种隐含的联系。那是因为这部电影目前还没有完成，还差扩印３５毫米（我们是用超１６毫米拍摄的）和混录。原因很简单，没钱。
　　在Athens时我因为太寂寞，常常失眠，躺在床上我就想，拍戏以来，我睡过多少张不同的床呢？真是数都数不过来。不同的床意味着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景致和不同的心情。对于以往的事，记忆就象是大号筛子，漏的多留的少。说到各种各样的人，忘掉的肯定有一大堆，不过那些没忘的，随便一想还在脑子里欢蹦乱跳的，编一部《大玩家》仍然绰绰有余。我不善交际又喜欢旅行，拍电影使能我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以不是旅游者的身份游历了各种各样的地方，带给我无穷的乐趣，满足我对世界抑制不住的好奇心。
　　有时我又想，电影也许是魔鬼的化身，他给你所有的诱惑，金钱、美色、权力、荣誉，它的呈现方式也仿佛是魔鬼的伎俩：一间黑暗大厅，在空白的银幕上投上真实的幻影。这么多人都急着签一份给他打工的合约，魔鬼这老东西一定在暗自发笑，这"黑暗中的笑声"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