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世纪已成往事

　　[这个贴子最后由neveronline在 2003/11/01 09:27am 第 1 次编辑]
　　
　　00年给人家写的，要求两三千字回顾100年，还得设想未来N年。居然完篇，并且不觉得过分荒谬，就保留下来当做特别的流水帐。是家党报，行文不敢恣肆，其实让我恣肆也恣肆不起来。现在拿到这儿来补墙。
　　　尚未忘情于文学的朋友常慨叹它的式微：不再有《阿Q正传》那样被坚守的经典，不再有“五四”前后名家辈出的盛景，没有80年代的“轰动效应”，甚至没有90年代初《白鹿原》、《废都》面对的那种争议声波。取而代之的是成批生产的随笔，公开“私人生活”场景的小说，面目全非的实验话剧，更不用提铺天盖地的肥皂剧、花边文学，还有“读图时代”和“网络时代”带来的困扰。当真是“张飞的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了么？文学品格受到质疑，某种曾经清晰可辨的选择标准在失落。众声喧哗的表象，掩盖不住满地碎片，无边寂寥。回首“五四”那一代的激情和理想、沉重与焦虑，才惊觉20世纪文学已逐渐脱离当下而变成历史。
　　　20世纪是文学意识高度自觉的时代。不乏辉煌，但也留下许多遗憾。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多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文学领域也随之起落，始终处于一种对经典和传统解构-重构的更迭之中。新的审美规范从建立到被否定，只有一代人的时间，仿佛在印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老话。文学的冲突直接与人的冲突联系，表现为子辈对父辈的冲击。将正确与否的问题先悬搁不论，可以说对传统的反动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否定”、“颠覆”、“批判”等成为解读20世纪文学的关键词。当一批新人类作家宣称要“颠覆”传统之时，恰如博尔赫斯所称，其实只是历史的“重复、变奏和对称”。 “颠覆”之后，当然要“创新”、“建设”，但频繁的更迭使文学缺乏积淀，并使得“建设”或“创新”更多时候只是一种命名式。
　　　所谓传统，是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诞生于传统的文学规范也绝非一成不变，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变相关。20世纪文学与中国这百年来的社会进程几乎是在同频同幅地共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危机的尖峰，在文学界，经过从黄遵宪、梁启超到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的努力，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以救世自强为宗旨、以西方文学为榜样的新文学规范开始形成。胡适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等八条主张，是对这种规范的初步表述。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 优秀作家的创作则丰富和完善了这套规范，使它不久就被确认为新文学的核心精神。不可否认，这套新规范所带有的偏颇和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的路径和视野。
　　　“文学革命”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否定既定的文化秩序、文学传统和经典作品，而是要在新文学规范的观照下为它们重新定位。但“文学革命”本身就包含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语体革命，这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将以文言文为特征、以晚清为下限的2000年传统文学当作一个整体加以颠覆。在“五四”作家那里，“打倒孔家店”或“把线装书扔进茅厕”的口号更多还是一种象征，借以表达对文学传统的变革和重读姿态。正是鲁迅、胡适、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将古典白话小说、戏曲、曲艺、小品文这些在传统文学领域里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推上经典的地位，取代本来占据权威地位的古诗文、庙堂文学等。这是一次真正的“重写文学史”的行动。但是，新文学实践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进程的发展取向和现代汉语的普遍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使20世纪文学与前此的漫长文学史区别开来，既划定了一个文学史的新起点，同时又形成了与传统文学史隔绝的断裂带。
　　　至40年代，一套现代白话文学的美学规范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并趋于成为一种新的传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相呼应，服务于这种社会政治形势、面向大众的“革命文学”也日益壮大，这种文学事实对文学规范提出了新的挑战，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原则的新规范开始形成，并在建国以后逐步用来全面指导文学创作。这种革命现实主义规范是适应历史需要而出现的，对推动文学走向大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它被不合理地人为强化，便会走向极端，产生像样板戏这样“假、大、空”的作品。
　　　“新时期”以来解放思想的思潮也迅速在文学界引起反应。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被重新重视，规范再一次改写，“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盛。在不经意间，周作人、梁实秋代替了朱自清、杨朔在散文中的地位，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小说被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单一的革命现实主义规范也因其狭隘性遭到质疑，比如，优秀作品都被认为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进步思想，而有问题的或不好的作品则否，这种分析方法还贯彻到古典文学领域。这显然不能完整阐释文学创作的复杂情况。有人认为，20世纪文学的价值不够丰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思想史的材料，话虽偏激，却也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过于直接地切入现实社会政治，使20世纪文学的发展受到限制，甚至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也带有这种深刻的局限性。
　　　带着这种反思，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开始走向多元化，文学传统又一次面临转变。90年代文艺界解构主义思潮的流行，其实是与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所处的对传统/经典的破坏与重建的焦虑情绪相契合的。
　　　文学在发展。当受到西方当代思潮影响，强调个体经验和个人化写作的年轻一代登上当代文坛时，文学规范势必发生转变。马原、莫言、洪峰和残雪，余华、苏童、格非和孙甘露，等等，都很难放在20世纪前4/5的时间内形成的文学规范内准确解读。即使是以现实主义为理论依据的“新写实主义”，也绝不是想重现半个世纪前形成的现实主义美学理念。
　　　带着欣慰和遗憾，20世纪已成往事。我们可以重写文学史，但无法修改文学事实。与它曾经激烈反对过的传统一样，它也变成了被质疑、追问和颠覆的对象。它将告别仿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孤独，重新回到文学传统的序列中去。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近、现、当代之间可疑的界限打破，促成了一种关注20世纪文学整体特点的研究范型的产生。这种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弥缝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晚清以前传统文学之间的断谷，使人们更多地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比如，我们会发现，20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规范与“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传统要求，文学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经世治国、“文以载道”思想，20世纪幻想文学等文类的缺席与传统中国对虚构叙事作品的蔑视，20世纪严肃文学界对通俗文学的激烈批判与传统的雅俗之争，思路往往惊人地相似，其间不无继承的痕迹和可比性。
　　　我宁肯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学观念和文学规范发生转变的过渡时期，焦虑和失落都是暂时的。历史不承认假设，但允许构想；我们无法预料21世纪的文学会怎样，但可以想象。既然20世纪文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新世纪肯定还会重奏解构-重构的历史旋律，营造一种更为宽松、多样化的文学语境，重建一套允许不同序列的经典并置的文学规范。文学将不再奢求在现实社会的漩涡中搏击风浪，也不会向往沦落为边缘和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