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前段时间取消了我的ID号啊?
2004-08-03 11:32:09 来自: 云南闫琳 (云南昆明)
谁能告诉我,我违反这的什么规矩了吗?给我一个理由可以吗?
2004-08-06 17:49:53 篮球飞象 (原始森林)
[这个贴子最后由篮球飞象在 2004/08/06 05:51pm 第 1 次编辑]
问个题外话~ :em14:
我怎么记得你是个MM~? :em04:
干嘛好好的换个帅哥作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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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嘛好好的换个帅哥作头像???
2004-08-20 16:48:54 fanhall (现象工作室)
警告:
本论坛管理人员因为各种反映“云南闫琳”的ID在各处论坛上有严重互相矛盾的言论,而且存在侮辱部分电影或者DV创作人员、美化不合理的强制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倾向,本论坛为了避免这种嫌疑,决定禁止此ID的发言。
本论坛为私人论坛,完全有权利禁止任何不符合本论坛宗旨的言论。另外,我们希望部分网友端正自己的言论,不要企图各面讨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立场,但是讨厌两面派。
现象论坛
以下为贵ID部分言论摘录:
关于民间影像的无序泛滥!
你好!我是云南的闫琳,在没有进艺术学院以前,我就因为影像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进入了云南艺术学院,后因某些原因被迫进入播音与节目主持专业学习,可是对影像的创作热情没有因此减退。
在创作实践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大众的娱乐游戏,开始对DV影像产生了怀疑。今天,我觉得我就想和您聊聊我看到的和想说的吧!
DV影像不是没有归属,而是影像的本身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我前段时间把能看到的中国民间DV影像作品,几乎全看了,其中不乏有不错的作品,可是有很多作品真是粗制滥造,让人失望透了!
因此,我觉得提出DV影像应该及时地分为两种创作状态,否则后果真是不敢想啊!现在有的人还认为我有DV设备和非线性编辑系统,有自己的片子,我就是独立影像人,就是专业人士。这样下来,我觉得中国的民间影像在近年来是在走下坡路啊!大量的垃圾作品以次冲好,严重打击有能力有心做好影像的创作者的内心。
其实,这样的情况主要是我们的主流媒体的引导方向本身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其次就是小型DV机的价格日趋降低,已达到了一个大众较为能够承受的价格,很多人便开始购买DV机开始进行”创作“,这样的出发点是不可取的。
我认为,民间影像创作的普及是正确的,就是细致的地方做的还很不够。我们应该考虑一个类型的划分,您觉得呢?
作者:云南闫琳
本论坛管理人员因为各种反映“云南闫琳”的ID在各处论坛上有严重互相矛盾的言论,而且存在侮辱部分电影或者DV创作人员、美化不合理的强制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倾向,本论坛为了避免这种嫌疑,决定禁止此ID的发言。
本论坛为私人论坛,完全有权利禁止任何不符合本论坛宗旨的言论。另外,我们希望部分网友端正自己的言论,不要企图各面讨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立场,但是讨厌两面派。
现象论坛
以下为贵ID部分言论摘录:
关于民间影像的无序泛滥!
你好!我是云南的闫琳,在没有进艺术学院以前,我就因为影像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进入了云南艺术学院,后因某些原因被迫进入播音与节目主持专业学习,可是对影像的创作热情没有因此减退。
在创作实践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大众的娱乐游戏,开始对DV影像产生了怀疑。今天,我觉得我就想和您聊聊我看到的和想说的吧!
DV影像不是没有归属,而是影像的本身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我前段时间把能看到的中国民间DV影像作品,几乎全看了,其中不乏有不错的作品,可是有很多作品真是粗制滥造,让人失望透了!
因此,我觉得提出DV影像应该及时地分为两种创作状态,否则后果真是不敢想啊!现在有的人还认为我有DV设备和非线性编辑系统,有自己的片子,我就是独立影像人,就是专业人士。这样下来,我觉得中国的民间影像在近年来是在走下坡路啊!大量的垃圾作品以次冲好,严重打击有能力有心做好影像的创作者的内心。
其实,这样的情况主要是我们的主流媒体的引导方向本身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其次就是小型DV机的价格日趋降低,已达到了一个大众较为能够承受的价格,很多人便开始购买DV机开始进行”创作“,这样的出发点是不可取的。
我认为,民间影像创作的普及是正确的,就是细致的地方做的还很不够。我们应该考虑一个类型的划分,您觉得呢?
作者:云南闫琳
2004-08-23 17:58:59 云南闫琳 (云南昆明)
这个的确是我写的!写这个东西时的背景,你知道吗?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真是在侮辱我!你可以继续封我的号!我并没有侮辱任何人!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尊敬每一个创作者!你这样的理由让我疑惑!
2004-08-23 18:12:23 云南闫琳 (云南昆明)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文是我给冷冶夫老师的留言!你要这样想的话,我真是想飞来北京和你理论!我很重视每一个影像网络,否则我不会对你的封号反映的那么强烈!希望你想想!这是云南闫琳在丽江给你的话!
2004-08-23 18:29:38 云南闫琳 (云南昆明)
我是针对冷老师的这个文章与他发生了一些争论!这个你可以和冷老师联系啊!我和他一直有邮件联系!
给DV安个家
冷冶夫
近几年,我国的纪录片创作领域出现了一种"个性化"的创作趋势,尤其是一些DV爱好者,他们拿起这种普通家庭都能接受的DV摄像机,象有身份的主流媒体记者一样,开始深入底层,自选题材,有的甚至自掏腰包,拍出了一批"另类"的纪录片,个别作品还屡屡在国外获奖。但就DV人的民间性和独立于体制外的身份,使他们的"个性化"作品,往往不能满足于主流媒体的要求,所以一些DV纪录片爱好者不得不选择了境外,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可以播出的"家"。
DV没有家
1999年下半年,北京广播学院的几名新生,因为听了一次纪录片讲座,便用每天30元的价格租来了一台DV机,开始了纪录片创作。半个月后一个叫《蹭课》的50分钟纪录片送到了电视台,由于镜头乱晃,制作粗糙,片子还没看完,就被电视台最基层的制片人给"枪毙"了。
过了一年,哥几个耐不住性子,凑了3000块钱,选了江西一个以打铁为生的村子,拍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学生们仍然是满怀信心地把片子送到了省电视台。片子审完后的结论是:"没什么社会教育意义",打入了冷宫。哥儿几个不甘心,又通过关系把片子送到某市级电视台,结论是:"可以放在《社会大观》栏目里播出,但要砍掉50分钟,只保留10分钟,介绍这个村子就够了"。这是一个揭示铁匠村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的片子,这么一砍还有什么意义。纪录片没有播出,挣回3000元的想法也就此泡汤了。
到了毕业的2003年,哥儿几个决定再搞一部纪录片,这回哪也不送,只拿到国外评奖。这次的选材仍然是"边缘人,边缘事",记录的是闽南大山里的一个造纸作坊几起几落的故事。这部片子从专业人的视角看,不论从镜头的稳定性,还是灯光音乐的使用,还是后期的剪辑制作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这次他们再也不考虑国内电视台的播出了,而是通过影视公司送到国外评奖。半年后,这部纪录片果然在国外入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并且卖了17500美金。
事后笔者问及此事,为什么不先在国内播出,再到国外评奖。他们说:国内媒体容不得这种"另类"题材,电视台也没有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栏目,我们DV人是无家的孩子,所以只能在国外谋生。据了解,这几个学生2004年的纪录片选材,也是这种题材,有的已把选题报给了国外媒体。
这几个学生的经历,使我看到了DV纪录片生存的尴尬,也看到了DV人创作的尴尬--DV没有家。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我们都知道,第一款DV机从日本进入我国是1997年,由于它体积小,成像质量好,价格低廉的特点,使其迅速风靡全国。刚开始,许多家庭购买DV机,是用来拍摄孩子成长、外出旅游、家庭聚会等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到后来,这些随意的、自发的、纯粹娱乐休闲式的拍摄,转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形态,周围事件和社会底层的记录上来了。虽然这些DV活动尚属蒙昧、分散,但DV机的迅速普及,使这支队伍在暗地里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壮大,并培养出了大批的DV爱好者和DV纪录片制作人。
到了21世纪,这些人已经不是过去拿起DV机只拍家庭录像的人了,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开始把眼光瞄准周围,瞄准社会。于是便产生了大批的、民间的DV纪录片作品。这些作品,用电视台专业人员的眼光看,首先就有一个定位的问题:拍什么。宣传功能、教育功能以及道德和责任成为人们"枪毙"DV纪录片的理由,也成为DV进不了主流媒体的一个主要认知。当这些民间的DV人把《铁路沿线》、《北京弹匠》、《夜色酒吧》、《乞丐一族》送到电视台的时候,当然与体制内的主流媒体的要求相差甚远。长期以来,DV作品就成了真正的民间艺术。
成都玉林路的"白夜"酒吧,是最早开始放映个人DV影视作品的地方,每天有二、三部个人作品与酒吧人见面。长此以往,渐渐地放映DV纪录片成了这个酒吧的一个特征,并吸引了一部分DV爱好者和观众。他们中有大学教授、自由撰稿人、大学生、白领等。
安徽合肥市,也有一批DV爱好者,他们中大多是中国科技大学和安徽大学的学生,另有一部分是社会各阶层的DV爱好者。这支近百人的队伍,不定期地在校园内外搞小范围的看片研讨活动,并进行大学生DV作品比赛,就连91年第一个用家用摄像机拍摄《流浪北京》的吴文光先生,也成了他们中间的访客。
DV的发展势不可挡,可是它的作品出口确少的可怜,或者说只有境外出口(指凤凰卫视去年开辟的《DV新世代》栏目)。在这里,不仅DV人,就连社会也在疾呼:DV需要一个家。
DV需要一个家
现在DV机在中国可以说是非常普及。2004年春节后,我到中国旅游协会去了解出国游的情况,一个数字使我惊叹不已:每10个出国旅游人员中,有4人要带上DV机。再看2003界北京广播学院某系的60多名学生中,家有DV机的占了37人,而这个学院组织的研究生进修班学员中,几乎人手一台DV机。这些"高龄"学生不仅来京学习"充电",还要搞出作品,有点甚至带着台里的任务。
DV的普及,使它们的的确确需要一个家。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确没有家。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主流媒体的选材限制了DV作品的进入
DV制作人(不完全是)由于大部分是基层的DV爱好者,所以从生存环境上来看,他们是徘徊于主流媒体边缘的。他们的选材往往不受时事政治的影响,也没有表达某种思想政策的压力,所有他们可以用更从容、更自由的方式来选取自己熟悉的身边的人和事。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些题材纪录的是流浪汉、三陪女、江湖人,甚至是同性恋者。这些边缘的选材和记录,由于受政治要求、社会道德的制约,很难介入主流媒体。尽管这些DV人是用平民的视角、平民的心态、平和的方式去拍摄制作,节目也很真实朴实,也接近人文关怀,但这并不是中国媒体所要宣传的主流,而中国社会也并非如此。所以尽管有些DV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由于题材的原因,这些DV纪录片很难逃脱"枪毙"的结果。它们中最好的结局就是参加一些民间DV大赛,小范围的观摩研讨,或者流入境外。
二、栏目化的播出模式限制了DV作品的进入
现在国内所有的纪录片,都是以栏目化生存的。而一部DV纪录片的成长,往往与纪录片栏目格格不入。由于从中央电视台到上海纪实频道,到各省市台的纪录片栏目,都是由主流媒体人经营、拍摄、制作的,所以所有完成的节目时长,正好与栏目要求相符。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栏目(后改为《见证》),以央视编导为主制作,大都是以系列节目为主,日播每期30分钟。象《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16集;《正阳门外》13集;《走进非洲》50集。央视的《百姓故事》、《纪事》,北京台的《纪录》和上海纪实频道的一些栏目,在播出时也都有固定的时间限制。要么30分钟,要么12分钟(百姓故事)。而DV纪录片,由于不是主流媒体的人拍摄的,所以思想更加解放,节目的时间更长。在2001年至2004年初,湖北台、北京台、浙江台进行的DV节目征集大赛中,超过40分钟的节目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而一些跟踪时间更长(有的长达5年)、拍摄质量较高的DV人制作的节目,大多是90分钟以上,有的达到3个小时。象这样的节目,栏目制片人"砍"重了,DV人会觉得"伤筋动骨",而宁肯不播出;作为电视台的栏目制片人又不得不"量体裁衣",所以往往不欢而散。
三、DV纪录片的粗糙制作也影响了节目播出
很多DV人是由于兴趣爱好,而加入到DV纪录片制作人的行列中的。可是这些人又没有象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那样的专业学习背景,以为用机器拍到了好看的故事,再把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纪录片了。所以,镜头该稳定的地方不稳定,该打灯的时候不打灯,同期声处理也一团糟,有的节目甚至看后不知在拍什么!由于纪录片是一种很讲究的画面语言艺术,是要给人看的,所以必须在摄影、灯光、录音、剪辑、特技合成等方面制作精良。当然我们不能用美国《DISCOVERY》频道的制作要求,来制作DV纪录片;也不能用国内专业媒体人的要求来衡量DV人。但DV纪录片起码要在镜头的稳定性,灯光、录音和剪辑的讲究上要达到一定的水准。要有民间的选材,专业的制作。
四、价格的差距使DV人不愿把节目留在国内
由于长时期的DV作品得不到认可和播出,那些"只出不入"、"贫困"的DV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而当他们发现国外媒体50分钟的纪录片能卖到15,000美金到50,000美金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人开始把这种DV制作,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沿袭下来。一年制作二、三个节目,又能参加国际评奖,又能卖出大价钱。国内同一时长的优秀节目,最多能给到5万元人民币(这种情况是极少的)。有的电视台对DV纪录片的收购,甚至只有几百元。凤凰卫士的《DV新世代》的收购价格是比较高的,也只有八千到一万元。生存的需要,使老一代DV人又把新一代DV人带到了境外。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DV纪录片族群,的的确确拍摄出了大量的好作品。仅2004年初在法国举行的国际电视节(飞帕)上,就有近百部作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电视节参加影展、交流和买卖。2003年在印度举行了一次国际电视节上,中国有40多部DV纪录片进入印度媒体,进行了展影和交流。
北京的一些影视公司近两年也开始把营销DV纪录片,作为创收的一个项目,在全国进行广泛收集。北京一家专门经销电影电视剧的院线传媒公司,由于2003年卖出了7部DV纪录片,获利9万多美金,故2004年专门划出一个部门来经营海内外DV纪录片。可见,DV纪录片的流失正在形成一种趋势,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怎么办呢?业内业外人士的一个共同心愿就是:给DV安个家。
给DV安个家
DV实际上有过家,但那是个"临时住所"。1999年北京电视台率先在北京地区搞了一次《家庭录像》征文,要求是可以送素材,由台里帮助剪辑。于是一大批"家庭一日游"、"我的爸爸妈妈"、"邻居"等题材上来了。可是好景不长,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家"维持了不到一年就消失了。
DV的另一个家出现在武汉。当时湖北电视台搞了一个全国DV纪录片大赛。原打算就征集的大赛作品开一个永久性的栏目,可是大赛完后,送上来的作品数量不少,但长短不一,好纪录片更是屈指可数。没办法,这个曾经辉煌了几个月的"家",也慢慢地消失了。
安徽电视台应该说是最有可能给DV安家的,虽然现在DV纪录片在安徽还没有家,但是近两年来他们扎扎实实的工作,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安徽电视台在合肥地区,有一个近百人的DV爱好者俱乐部。他们在电视台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不定期地进行培训、研讨,并在2003年成功地举行了一次DV公益宣传广告大赛,而且质量大大超过评委们的预想。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节目已经播出,有的还可能卖给企业。2004年伊始,他们的《DV时代》网站开通了。今年他们又将搞几个更大规模的主题性DV作品大赛。他们所作的这些工作,就一个目的,培训一批人才,积累一批节目,汇集更多的DV纪录片爱好者,将来在安徽电视台,给DV安一个永久的家。
那么怎样才能使DV纪录片有一个永久的家呢?这里除了需要国内主流媒体的支持外,DV爱好者应该在选题和节目制作上有一个质的飞跃。
1、选题尽量不"另类"
DV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崇尚个性,它要求用平民视点观察和拍摄平民生活。我认为与其说DV的这种理性开辟了一种新的纪录片采集方式,倒不如说它选择的是一种立足民间、平视客观的拍摄态度。这种态度竭力主张把镜头对准社会的底层,以平等的眼光、平静的心态、平和的意识、平实地纪录普通百姓的生活细节和生存态度。这种"独立思考"的个性选材方式,打破了过去一些电视媒体把国家大事、英模人物、好人好事作为纪录片创作准则的框框,更多地溶入了"平等记录"和"客观纪实"。但有些作品在选材上确有偏颇之处。如有些DV人,选择的题材是盲流、乞丐、嫖客、同性恋者等。这些选材作为"平等视点"的选题,作为"社会底层"的题材,相对于其他的"社会底层",如:打工族、下岗职工、农民、保姆等,他们毕竟是极少数。在中国,如果把DV的视点,都对准这些人,实际上是反映不了中国社会"底层"的。而且他们的生活生存方式,也的确"另类",与主流生活,发展着的中国社会极不和谐。所以,这种题材多了,肯定会影响DV安家。
2、DV制作要尽量工整
DV纪录片的成功,在于它一反过去那种以音乐打底、以大量解说词取代同期声、用导拍的方式拍摄纪录片的手法,代之以更加真实的客观纪录。但是"客观纪录",不是"有事必录"、"什么都录",更不仅是"跟腚拍",它是有选择的。
DV作品作为一种公众性的影视作品,免不了在素材上进行剪辑,进行艺术加工。好的作品还要融入美学造型、音乐音响艺术等。所以DV人在拍摄和制作纪录片的时候,要尽量用三角架拍出工整的画面,要善于使用灯光,更不要排斥音乐音响和特技的使用。现在有个误区:就是有些DV爱好者认为:用DV机真实纪录了一个人的故事,而且跟踪拍下去,就是一部作品了。实际上不是这样。要想在电视台安个家,DV作品就必须符合公众视觉的要求;画面不能乱晃,室内环境不能太黑,人物的故事不能太"原汁原味"……这些都是起码的视觉意义上的要求。否则,观众看什么呢!我们强调DV拍摄要工整,不是不要DV拍摄的纪实主流。DV能拍摄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故事,这是一个最好的基础,但这个故事,要让电视观众看清楚,看明白,有美感,有品位。
3、给DV一些更多的宽容
DV创作具有强烈的民间性,其隐私和个性色彩比较鲜明。由于DV人的无拘无束、吟唱自由,作品风格千姿百态,故事也各异,所以要求这些DV节目都向主流媒体拍的节目那样是不可能的。这里就有一个怎么看DV纪录片的问题。我认为,要给DV一些更多的宽容,要在政治合格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多给一些平民百姓上镜的机会,多给一些边缘题材创作的可能,多给一些DV人发挥的空间。
这些年,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就播出了大量的,面向百姓的故事。象《大凤小凤》、《考试》、《保姆》、《卖报人》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央视记者能做到的,DV人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去年凤凰卫士《DV新世代》播出的《跑龙套》、《媒婆》、《交大有"蟀"哥》、《房子》、《新龙江颂》等,也都是上好的作品。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句:强调主流媒体给DV一些宽容,并不是要我们彻底去改造DV,让DV主流化、"喉舌化"。实际上DV就是DV,它是个民间艺术,民间艺术就是要有它的生长环境和特点。所以在政治和技术要求的一定范围内,要给DV一些更大的空间,不能要求DV这个"家"里摆放的物品,都是亮色的,都是现代化的,都是统一的。在这中间,可以有个别老式家具,可以有些旧摆设。否则也就不成其为DV作品了。
当然,我们在给DV一席之地的同时,不要把DV搞成"时尚化"。这是因为,世上没有哪一种视点或哪一种理论能够绝对地指导拍摄。作为DV人和TV人,他们都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拍摄方法。对于大多数DV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他们的本意是要真实地纪录生活,并通过纪录来表达他们的某种文化观念和情感。当这种纪录片与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和制作方式(选题报批,领导审稿,统一宣传口径等)发生冲突的时候,DV纪录片只能被"枪毙",DV人只有退却,只有处于一种游离主流媒体的边缘状态。
另一方面,作为DV人也应该看到,民间的DV作品和平民化的DV人,并不是导致DV纪录片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问题是出在对"平民化"的错误理解。平民化、边缘化绝不等于"社会底层"和"另类"。平民化是一种创作思想和思维品质。即:用平民视点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具备大众意识,创作出让观众接受并乐于思考的纪录片作品。平民化的结果不是脱离社会,而是创作者的视野更开阔,节目更具有现实解读意义,离观众更贴近。
事实也正是这样,当纪录片大量走向社会的时候,观众的鉴赏力也在日益提高,他们已经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观众,也不仅仅满足于观看"百姓故事",他们还想看到纪录片作者挖掘出的故事后面的人情、人性和人的内心世界。这些都要求DV人制作的纪录片,要有一定的社会品味,要有一定的文化深度,要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要尽量适应大众化的多变口味。
DV的出现,已经给纪录片观念带来了全新的变化,我们可以说大众传播的时代到来了。但这里还是有一种不和谐:即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大众化了,但传播者却一直局限于少数拥有媒体平台的传媒机构。而DV的到来,不管是小范围的研讨、传看,还是在酒吧或境外传播,都必将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实现传播者的大众化。这将是传播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革命。
我们可以确信,无论是DV人还是DV纪录片,总有一天会从社会的"角落里"走出来,并融入主流媒体。当然,这需要全社会都来认识DV存在的价值,用一种全景式的视角,用对创作的理解,去客观冷静地对待DV纪录片和DV人,使这种"边缘"纪录片,更能体现一种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并使DV最终融入社会,融入主流媒体,登上大雅之堂。
给DV安个家
冷冶夫
近几年,我国的纪录片创作领域出现了一种"个性化"的创作趋势,尤其是一些DV爱好者,他们拿起这种普通家庭都能接受的DV摄像机,象有身份的主流媒体记者一样,开始深入底层,自选题材,有的甚至自掏腰包,拍出了一批"另类"的纪录片,个别作品还屡屡在国外获奖。但就DV人的民间性和独立于体制外的身份,使他们的"个性化"作品,往往不能满足于主流媒体的要求,所以一些DV纪录片爱好者不得不选择了境外,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可以播出的"家"。
DV没有家
1999年下半年,北京广播学院的几名新生,因为听了一次纪录片讲座,便用每天30元的价格租来了一台DV机,开始了纪录片创作。半个月后一个叫《蹭课》的50分钟纪录片送到了电视台,由于镜头乱晃,制作粗糙,片子还没看完,就被电视台最基层的制片人给"枪毙"了。
过了一年,哥几个耐不住性子,凑了3000块钱,选了江西一个以打铁为生的村子,拍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学生们仍然是满怀信心地把片子送到了省电视台。片子审完后的结论是:"没什么社会教育意义",打入了冷宫。哥儿几个不甘心,又通过关系把片子送到某市级电视台,结论是:"可以放在《社会大观》栏目里播出,但要砍掉50分钟,只保留10分钟,介绍这个村子就够了"。这是一个揭示铁匠村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的片子,这么一砍还有什么意义。纪录片没有播出,挣回3000元的想法也就此泡汤了。
到了毕业的2003年,哥儿几个决定再搞一部纪录片,这回哪也不送,只拿到国外评奖。这次的选材仍然是"边缘人,边缘事",记录的是闽南大山里的一个造纸作坊几起几落的故事。这部片子从专业人的视角看,不论从镜头的稳定性,还是灯光音乐的使用,还是后期的剪辑制作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这次他们再也不考虑国内电视台的播出了,而是通过影视公司送到国外评奖。半年后,这部纪录片果然在国外入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并且卖了17500美金。
事后笔者问及此事,为什么不先在国内播出,再到国外评奖。他们说:国内媒体容不得这种"另类"题材,电视台也没有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栏目,我们DV人是无家的孩子,所以只能在国外谋生。据了解,这几个学生2004年的纪录片选材,也是这种题材,有的已把选题报给了国外媒体。
这几个学生的经历,使我看到了DV纪录片生存的尴尬,也看到了DV人创作的尴尬--DV没有家。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我们都知道,第一款DV机从日本进入我国是1997年,由于它体积小,成像质量好,价格低廉的特点,使其迅速风靡全国。刚开始,许多家庭购买DV机,是用来拍摄孩子成长、外出旅游、家庭聚会等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到后来,这些随意的、自发的、纯粹娱乐休闲式的拍摄,转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形态,周围事件和社会底层的记录上来了。虽然这些DV活动尚属蒙昧、分散,但DV机的迅速普及,使这支队伍在暗地里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壮大,并培养出了大批的DV爱好者和DV纪录片制作人。
到了21世纪,这些人已经不是过去拿起DV机只拍家庭录像的人了,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开始把眼光瞄准周围,瞄准社会。于是便产生了大批的、民间的DV纪录片作品。这些作品,用电视台专业人员的眼光看,首先就有一个定位的问题:拍什么。宣传功能、教育功能以及道德和责任成为人们"枪毙"DV纪录片的理由,也成为DV进不了主流媒体的一个主要认知。当这些民间的DV人把《铁路沿线》、《北京弹匠》、《夜色酒吧》、《乞丐一族》送到电视台的时候,当然与体制内的主流媒体的要求相差甚远。长期以来,DV作品就成了真正的民间艺术。
成都玉林路的"白夜"酒吧,是最早开始放映个人DV影视作品的地方,每天有二、三部个人作品与酒吧人见面。长此以往,渐渐地放映DV纪录片成了这个酒吧的一个特征,并吸引了一部分DV爱好者和观众。他们中有大学教授、自由撰稿人、大学生、白领等。
安徽合肥市,也有一批DV爱好者,他们中大多是中国科技大学和安徽大学的学生,另有一部分是社会各阶层的DV爱好者。这支近百人的队伍,不定期地在校园内外搞小范围的看片研讨活动,并进行大学生DV作品比赛,就连91年第一个用家用摄像机拍摄《流浪北京》的吴文光先生,也成了他们中间的访客。
DV的发展势不可挡,可是它的作品出口确少的可怜,或者说只有境外出口(指凤凰卫视去年开辟的《DV新世代》栏目)。在这里,不仅DV人,就连社会也在疾呼:DV需要一个家。
DV需要一个家
现在DV机在中国可以说是非常普及。2004年春节后,我到中国旅游协会去了解出国游的情况,一个数字使我惊叹不已:每10个出国旅游人员中,有4人要带上DV机。再看2003界北京广播学院某系的60多名学生中,家有DV机的占了37人,而这个学院组织的研究生进修班学员中,几乎人手一台DV机。这些"高龄"学生不仅来京学习"充电",还要搞出作品,有点甚至带着台里的任务。
DV的普及,使它们的的确确需要一个家。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确没有家。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主流媒体的选材限制了DV作品的进入
DV制作人(不完全是)由于大部分是基层的DV爱好者,所以从生存环境上来看,他们是徘徊于主流媒体边缘的。他们的选材往往不受时事政治的影响,也没有表达某种思想政策的压力,所有他们可以用更从容、更自由的方式来选取自己熟悉的身边的人和事。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些题材纪录的是流浪汉、三陪女、江湖人,甚至是同性恋者。这些边缘的选材和记录,由于受政治要求、社会道德的制约,很难介入主流媒体。尽管这些DV人是用平民的视角、平民的心态、平和的方式去拍摄制作,节目也很真实朴实,也接近人文关怀,但这并不是中国媒体所要宣传的主流,而中国社会也并非如此。所以尽管有些DV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由于题材的原因,这些DV纪录片很难逃脱"枪毙"的结果。它们中最好的结局就是参加一些民间DV大赛,小范围的观摩研讨,或者流入境外。
二、栏目化的播出模式限制了DV作品的进入
现在国内所有的纪录片,都是以栏目化生存的。而一部DV纪录片的成长,往往与纪录片栏目格格不入。由于从中央电视台到上海纪实频道,到各省市台的纪录片栏目,都是由主流媒体人经营、拍摄、制作的,所以所有完成的节目时长,正好与栏目要求相符。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栏目(后改为《见证》),以央视编导为主制作,大都是以系列节目为主,日播每期30分钟。象《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16集;《正阳门外》13集;《走进非洲》50集。央视的《百姓故事》、《纪事》,北京台的《纪录》和上海纪实频道的一些栏目,在播出时也都有固定的时间限制。要么30分钟,要么12分钟(百姓故事)。而DV纪录片,由于不是主流媒体的人拍摄的,所以思想更加解放,节目的时间更长。在2001年至2004年初,湖北台、北京台、浙江台进行的DV节目征集大赛中,超过40分钟的节目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而一些跟踪时间更长(有的长达5年)、拍摄质量较高的DV人制作的节目,大多是90分钟以上,有的达到3个小时。象这样的节目,栏目制片人"砍"重了,DV人会觉得"伤筋动骨",而宁肯不播出;作为电视台的栏目制片人又不得不"量体裁衣",所以往往不欢而散。
三、DV纪录片的粗糙制作也影响了节目播出
很多DV人是由于兴趣爱好,而加入到DV纪录片制作人的行列中的。可是这些人又没有象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那样的专业学习背景,以为用机器拍到了好看的故事,再把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纪录片了。所以,镜头该稳定的地方不稳定,该打灯的时候不打灯,同期声处理也一团糟,有的节目甚至看后不知在拍什么!由于纪录片是一种很讲究的画面语言艺术,是要给人看的,所以必须在摄影、灯光、录音、剪辑、特技合成等方面制作精良。当然我们不能用美国《DISCOVERY》频道的制作要求,来制作DV纪录片;也不能用国内专业媒体人的要求来衡量DV人。但DV纪录片起码要在镜头的稳定性,灯光、录音和剪辑的讲究上要达到一定的水准。要有民间的选材,专业的制作。
四、价格的差距使DV人不愿把节目留在国内
由于长时期的DV作品得不到认可和播出,那些"只出不入"、"贫困"的DV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而当他们发现国外媒体50分钟的纪录片能卖到15,000美金到50,000美金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人开始把这种DV制作,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沿袭下来。一年制作二、三个节目,又能参加国际评奖,又能卖出大价钱。国内同一时长的优秀节目,最多能给到5万元人民币(这种情况是极少的)。有的电视台对DV纪录片的收购,甚至只有几百元。凤凰卫士的《DV新世代》的收购价格是比较高的,也只有八千到一万元。生存的需要,使老一代DV人又把新一代DV人带到了境外。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DV纪录片族群,的的确确拍摄出了大量的好作品。仅2004年初在法国举行的国际电视节(飞帕)上,就有近百部作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电视节参加影展、交流和买卖。2003年在印度举行了一次国际电视节上,中国有40多部DV纪录片进入印度媒体,进行了展影和交流。
北京的一些影视公司近两年也开始把营销DV纪录片,作为创收的一个项目,在全国进行广泛收集。北京一家专门经销电影电视剧的院线传媒公司,由于2003年卖出了7部DV纪录片,获利9万多美金,故2004年专门划出一个部门来经营海内外DV纪录片。可见,DV纪录片的流失正在形成一种趋势,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怎么办呢?业内业外人士的一个共同心愿就是:给DV安个家。
给DV安个家
DV实际上有过家,但那是个"临时住所"。1999年北京电视台率先在北京地区搞了一次《家庭录像》征文,要求是可以送素材,由台里帮助剪辑。于是一大批"家庭一日游"、"我的爸爸妈妈"、"邻居"等题材上来了。可是好景不长,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家"维持了不到一年就消失了。
DV的另一个家出现在武汉。当时湖北电视台搞了一个全国DV纪录片大赛。原打算就征集的大赛作品开一个永久性的栏目,可是大赛完后,送上来的作品数量不少,但长短不一,好纪录片更是屈指可数。没办法,这个曾经辉煌了几个月的"家",也慢慢地消失了。
安徽电视台应该说是最有可能给DV安家的,虽然现在DV纪录片在安徽还没有家,但是近两年来他们扎扎实实的工作,使我们看到了希望。安徽电视台在合肥地区,有一个近百人的DV爱好者俱乐部。他们在电视台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不定期地进行培训、研讨,并在2003年成功地举行了一次DV公益宣传广告大赛,而且质量大大超过评委们的预想。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节目已经播出,有的还可能卖给企业。2004年伊始,他们的《DV时代》网站开通了。今年他们又将搞几个更大规模的主题性DV作品大赛。他们所作的这些工作,就一个目的,培训一批人才,积累一批节目,汇集更多的DV纪录片爱好者,将来在安徽电视台,给DV安一个永久的家。
那么怎样才能使DV纪录片有一个永久的家呢?这里除了需要国内主流媒体的支持外,DV爱好者应该在选题和节目制作上有一个质的飞跃。
1、选题尽量不"另类"
DV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崇尚个性,它要求用平民视点观察和拍摄平民生活。我认为与其说DV的这种理性开辟了一种新的纪录片采集方式,倒不如说它选择的是一种立足民间、平视客观的拍摄态度。这种态度竭力主张把镜头对准社会的底层,以平等的眼光、平静的心态、平和的意识、平实地纪录普通百姓的生活细节和生存态度。这种"独立思考"的个性选材方式,打破了过去一些电视媒体把国家大事、英模人物、好人好事作为纪录片创作准则的框框,更多地溶入了"平等记录"和"客观纪实"。但有些作品在选材上确有偏颇之处。如有些DV人,选择的题材是盲流、乞丐、嫖客、同性恋者等。这些选材作为"平等视点"的选题,作为"社会底层"的题材,相对于其他的"社会底层",如:打工族、下岗职工、农民、保姆等,他们毕竟是极少数。在中国,如果把DV的视点,都对准这些人,实际上是反映不了中国社会"底层"的。而且他们的生活生存方式,也的确"另类",与主流生活,发展着的中国社会极不和谐。所以,这种题材多了,肯定会影响DV安家。
2、DV制作要尽量工整
DV纪录片的成功,在于它一反过去那种以音乐打底、以大量解说词取代同期声、用导拍的方式拍摄纪录片的手法,代之以更加真实的客观纪录。但是"客观纪录",不是"有事必录"、"什么都录",更不仅是"跟腚拍",它是有选择的。
DV作品作为一种公众性的影视作品,免不了在素材上进行剪辑,进行艺术加工。好的作品还要融入美学造型、音乐音响艺术等。所以DV人在拍摄和制作纪录片的时候,要尽量用三角架拍出工整的画面,要善于使用灯光,更不要排斥音乐音响和特技的使用。现在有个误区:就是有些DV爱好者认为:用DV机真实纪录了一个人的故事,而且跟踪拍下去,就是一部作品了。实际上不是这样。要想在电视台安个家,DV作品就必须符合公众视觉的要求;画面不能乱晃,室内环境不能太黑,人物的故事不能太"原汁原味"……这些都是起码的视觉意义上的要求。否则,观众看什么呢!我们强调DV拍摄要工整,不是不要DV拍摄的纪实主流。DV能拍摄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故事,这是一个最好的基础,但这个故事,要让电视观众看清楚,看明白,有美感,有品位。
3、给DV一些更多的宽容
DV创作具有强烈的民间性,其隐私和个性色彩比较鲜明。由于DV人的无拘无束、吟唱自由,作品风格千姿百态,故事也各异,所以要求这些DV节目都向主流媒体拍的节目那样是不可能的。这里就有一个怎么看DV纪录片的问题。我认为,要给DV一些更多的宽容,要在政治合格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多给一些平民百姓上镜的机会,多给一些边缘题材创作的可能,多给一些DV人发挥的空间。
这些年,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就播出了大量的,面向百姓的故事。象《大凤小凤》、《考试》、《保姆》、《卖报人》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央视记者能做到的,DV人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去年凤凰卫士《DV新世代》播出的《跑龙套》、《媒婆》、《交大有"蟀"哥》、《房子》、《新龙江颂》等,也都是上好的作品。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句:强调主流媒体给DV一些宽容,并不是要我们彻底去改造DV,让DV主流化、"喉舌化"。实际上DV就是DV,它是个民间艺术,民间艺术就是要有它的生长环境和特点。所以在政治和技术要求的一定范围内,要给DV一些更大的空间,不能要求DV这个"家"里摆放的物品,都是亮色的,都是现代化的,都是统一的。在这中间,可以有个别老式家具,可以有些旧摆设。否则也就不成其为DV作品了。
当然,我们在给DV一席之地的同时,不要把DV搞成"时尚化"。这是因为,世上没有哪一种视点或哪一种理论能够绝对地指导拍摄。作为DV人和TV人,他们都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拍摄方法。对于大多数DV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他们的本意是要真实地纪录生活,并通过纪录来表达他们的某种文化观念和情感。当这种纪录片与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和制作方式(选题报批,领导审稿,统一宣传口径等)发生冲突的时候,DV纪录片只能被"枪毙",DV人只有退却,只有处于一种游离主流媒体的边缘状态。
另一方面,作为DV人也应该看到,民间的DV作品和平民化的DV人,并不是导致DV纪录片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问题是出在对"平民化"的错误理解。平民化、边缘化绝不等于"社会底层"和"另类"。平民化是一种创作思想和思维品质。即:用平民视点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具备大众意识,创作出让观众接受并乐于思考的纪录片作品。平民化的结果不是脱离社会,而是创作者的视野更开阔,节目更具有现实解读意义,离观众更贴近。
事实也正是这样,当纪录片大量走向社会的时候,观众的鉴赏力也在日益提高,他们已经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观众,也不仅仅满足于观看"百姓故事",他们还想看到纪录片作者挖掘出的故事后面的人情、人性和人的内心世界。这些都要求DV人制作的纪录片,要有一定的社会品味,要有一定的文化深度,要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要尽量适应大众化的多变口味。
DV的出现,已经给纪录片观念带来了全新的变化,我们可以说大众传播的时代到来了。但这里还是有一种不和谐:即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大众化了,但传播者却一直局限于少数拥有媒体平台的传媒机构。而DV的到来,不管是小范围的研讨、传看,还是在酒吧或境外传播,都必将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实现传播者的大众化。这将是传播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革命。
我们可以确信,无论是DV人还是DV纪录片,总有一天会从社会的"角落里"走出来,并融入主流媒体。当然,这需要全社会都来认识DV存在的价值,用一种全景式的视角,用对创作的理解,去客观冷静地对待DV纪录片和DV人,使这种"边缘"纪录片,更能体现一种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并使DV最终融入社会,融入主流媒体,登上大雅之堂。
2004-08-24 19:58:18 云南闫琳 (云南昆明)
声明:
1云南闫琳在这不是美化不合理的强制管理制度,我对这个制度的意见持疑问态度
2云南闫琳尊重每一个影像作者,希望能与大家讨论学习
3云南闫琳给冷老师的讨论所举例是个别现象,没有专指他人
4云南闫琳喜欢电影,热爱纪录片;我不会做那种损坏影像的事情
5云南闫琳希望所有正在做影像的人尊重影像的一切,反对利用影像的自私行为
6云南闫琳是一个来自云南昆明市的青年男子,姓名真实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7此声明于2004年8月24日在云南丽江发表,保证真实有效
1云南闫琳在这不是美化不合理的强制管理制度,我对这个制度的意见持疑问态度
2云南闫琳尊重每一个影像作者,希望能与大家讨论学习
3云南闫琳给冷老师的讨论所举例是个别现象,没有专指他人
4云南闫琳喜欢电影,热爱纪录片;我不会做那种损坏影像的事情
5云南闫琳希望所有正在做影像的人尊重影像的一切,反对利用影像的自私行为
6云南闫琳是一个来自云南昆明市的青年男子,姓名真实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7此声明于2004年8月24日在云南丽江发表,保证真实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