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人的智慧（摘译）：松本一男『天涯时空』

　　[这个贴子最后由篮球飞象在 2004/07/22 04:38pm 第 1 次编辑]
　　
　　　译者按：《中国人的智慧》是日本出版的关于各国人民之智慧的系列丛书的一部，还有《日本人的智慧》，《美国人的智慧》等。本人读了《中国人的智慧》之后，感到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人，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人自己不易发现的问题。所以摘译出该书的一些片断，请大家看看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
　　　
　　　作者简介：《中国人的智慧》的作者松本一男，1925年出生于台湾，东京大学毕业。多年从事中国学以及金融方面的研究。著书有《毛泽东评传》，《周恩来的处事之道》，《三国志中的座右铭》，《中国人和日本人》等。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或者一个民族的性格，可以说相当程度取决于其国家的自然环境以及长期经历的历史经验。打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中国东面临海，西，南，北三面与其他国家接壤。其陆地上的一万多公里的国境线是人为划分的，所以很容易被侵犯。不要说国境被侵犯，中国还有过整个国土全部被其他民族侵占的历史，五胡十六国、元、清等就是例子。这对于四面由海洋所保护、历史上只经历过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历史（指二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对于有复杂多样历史境遇的中国人来说，自然应该具有独特生活智慧。
　　　
　　　对于中国人来说，以下的气质较为突出。
　　　
　　　忌讳战争。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多次被侵略之苦，所以也很厌恶去侵略别的国家。
　　　大国意识强、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最好并以此而自负。
　　　没有什么人种偏见。
　　　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
　　　憨厚，忍耐力强。
　　　保守，不易改变。
　　　生活节奏比较缓慢。
　　　
　　　总之，在严酷的环境中经历了数千年磨炼的中国人比较缺少乐观的精神。下面从一些侧面来探讨一下中国人所具有的独特智慧。
　　　
　　　“慢慢儿来吧”－－中国人的生活节奏
　　　
　　　本世纪初以乘船为主要交通手段的时代，初到中国港口的外国人都对在港口干活工人的劳动节奏，尤其是劳动号子的节奏感到吃惊。被称之为“苦力” 的中国工人，喊着慢得没法形容的劳动号子在劳动，因为拍子节奏迟缓，与之相配合的手脚动作也就慢腾腾的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象清晨中国公园里打太极拳的节奏差不多。看到如此情景，平时习惯于快节奏的日本人会目瞪可呆地感到：“这个国家的人，怎么会这么悠闲？”对于急性子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苦力们的慢节奏的劳动被认为是故意偷懒。
　　　
　　　旧上海日本人乘人力车时，总是扬着拐杖用日式中国话大声喊：“快快的！”。因为急性的日本人一登上人力车便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所以人力车夫们很讨厌搭日本客人。在旧满洲煤矿及港口，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工头甩着鞭子对苦力们喊：“快快的！”。因此除非给相当高的工钱，中国的苦力们都不愿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家们，即使不懂其它的中国话，也绝对懂“慢慢的” 这句话。并把其作为形容中国劳工的词语。其实日本人并不懂，苦力们乍看上去象偷懒似的慢悠悠的劳动，是他们进行长时间持续劳动的智慧。象日本工人那样的蛮干，身体往往支撑不住。
　　　
　　　中国人不仅日常生活的节奏慢、作商业买卖也是慢腾腾的。香港、深圳不动产的出租契约，期限是三十年、四十年，甚至还有长达“九十九年”的。对于出租契约一般为二年或三年的日本人来说，只能认为这是在开玩笑。从中国人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明白他们不慌不忙的生活态度，即使在北京、上海这种繁忙的大城市里，也很难看到象日本人那样一路小跑似走路的中国人。
　　　
　　　中国人甚至打仗也是慢腾腾的。三国时代，刘备率蜀国大军攻入吴国，直逼夷陵。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夷陵是军事和交通的要地，一旦被突破，吴军的根据地江陵和夏口也将被直取。可是蜀军进军至靠近夷陵的地方便驻扎下来，以图解除远征疲劳。守卫夷陵的吴军将领也采用闭们不战的拖耗方针，试图拖到敌方疲劳时，再进行反击。吴军一拖就是半年，等到蜀军已疲惫不堪时才大举反攻，用火攻大败蜀军。如果换成日军，大概不会象吴军那样有耐心慢慢地忍耐半年吧。不管怎么说，中国军队采取慢慢地拖垮敌人的不屈不挠的战术，可以说是其特长。
　　　
　　　中国人的这种“慢慢儿来吧”的态度，虽然优点不少，但也有缺点。“慢慢的”缺点之一是时间观念松弛，没有争分夺秒的精神。在中国农村开会，迟到一、二个小时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事。《史记》中有个“尾生之信”的故事，其大意是：尾生和恋人约好某日某时在某地的桥头约会。可是尾生在约定的地点等了几个小时也不见恋人，这时天降大雨使河水猛涨，但尾生却不肯离去，终于抱着桥栏杆溺死。此后中国人便用“尾生之信”来形容非常守信用的人。不过，在日本人看来，为了等一个不按时约会的恋人而死实在不值得。
　　　
　　　“慢慢的”缺点之二是效率低。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在文化、思想、技术方面都是最优秀的，所以并不急于摄取其他国家的知识和文化。对欧洲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也采取慢慢吸收消化的消极态度。相反，日本人则积极、热心地吸取新知识，新文化。
　　　
　　　1543年葡萄牙人把火枪传到了日本，三十二年后日本军队中就出现了火枪部队，从此火枪便成为日本军队中不可缺少的新兵器。火枪便传到中国的时间比日本还早，可是八十年后丰成秀吉出兵朝鲜时，中国明朝的军还没有火枪部队，而且到一百五十年后明朝灭亡时，中国军队仍没有大规模地使用火枪。
　　　
　　　仅此一例便知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速度观念之不同，在吸收先进国家的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速度差异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日本明治维新后数十年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中国却很难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人的勤劳程度并不比日本人差，但效率却明显不如日本人，这不能不说和中国人时间观念有关。
　　　
　　　与喜欢求快的日本人相反，中国人采用不急不躁，但坚持到底的生活态度。“慢慢儿来吧！”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从长期历史经验中得来的一种智慧和生活感觉。
　　　
　　　“马马虎虎”－－中国人的办事方针
　　　
　　　日本有句骂人的话“马鹿”（八嘎牙路），一般认为是从《史记》中“指鹿为马”的典故而来。秦始皇死后，实权被宰相赵高所掌握。赵高有一天献给秦二世皇帝一头鹿时说：“陛下，献给您一匹马。”年轻的二世皇帝莫名其妙地对左右的大臣说：“奇怪，这明明是一匹马呀。”大多数的大臣为了讨好赵高都说：“的确是鹿不是马。” 后来日本人就把连马和鹿都分不清的愚者叫做“马鹿”（傻子、笨蛋）。
　　　
　　　中国人有句常说的话：“马马虎虎”，即是马是虎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动物的意思。这种草率的感觉和表现，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日本人难于理解的。
　　　
　　　日中国交正常化以来，出现了不少合资企业，虽然有搞得好的，但也有中途受挫的。不成功的理由有各种各样，但其中之一就是日中双方对契约的考虑方法不同。日方认为，一旦签订了契约，中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应绝对履行和遵守，这是商业的道德。而中方则认为：固然应该遵守当初签订的契约，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途中适当修改一些也没关系。所谓买卖，是应该随机应变的。
　　　
　　　1978年，中国政府和日本的新日铁、三菱商事等大企业签订了合资的宝山钢铁公司。1981年1 月中方突然以外汇紧张为由，单方面提出中止第二期工程。这使日本企业吓破了胆，已投资了数千百亿日元的设备，突然被中止，怎么能受得了？而且作为有绝对信用的国家政府，又不是民间企业，怎么能随意破弃契约呢？可是中方则反论道：“并不是我们以自己喜好随便不履行契约。由于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不得已不能履行原先的契约。难道双方不能寻找一个互相妥协的办法吗？”这个问题最后以日本政府的出资援助使工程得以持续而解决，但日方从此感到如履薄冰。
　　　
　　　另外，中国人崇尚“肚量大”、不拘泥于小事的人，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日本人往往被中国人指责为“太小气”。但日本制品之所以质量好也正是由于日本的技术人员斤斤计较出来的，“不拘小节”恐怕亦是中国制品质量粗糙的原因之一。在日中合办的企业里，因为双方办事态度不同而引起的争执不在少数。中方抱怨日方“气量太小、挑剔过分”，日方则抱怨中方“粗枝大叶，马虎过分”。
　　　
　　　中国人认为：既成的法律、规则、契约、约束等，不见得完全正确，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与实情不相称的情况，这时就不应拘泥于先前的约束，而应作出与实情相应的扩大解释。比如做买卖，卖者希望尽可能卖得贵些，而买者则希望便宜些买到，为了达成买卖，两方不是都需要有点“马马虎虎”的态度吗？
　　　
　　　但是在近代社会中，从国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间的贸易、雇佣，都以契约的形式进行，以至于有人把近代社会称之为契约社会。发达国家都把契约看作有绝对的约束力，应该无条件地被执行。所以认为可以对契约持“马马虎虎” 态度的中国人，很容易被指责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这是大概是中国难于与其它国家进行良好合作原因之一吧。
　　　
　　　“没有法子”－－中国人的政治观
　　　
　　　中国从未出现过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都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专制制度。历代的执政者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把国家的军队建立成一支专门保卫自己的军队，把民族的文化转变为捍卫自己统治正当性的学问。在长期的高压政治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对政治十分消极冷漠的态度。许多人对现政不满，但也只是消极地说：“没有法子”。
　　　
　　　但并不能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看破红尘的消极态度，得出中国人没有政治反抗精神的结论。中国人虽然嘴上说“没有法子”，但内心里却并非认为已经真正“没有法子”了。“没有法子”是中国人在高压政治下的一种忍辱负重的策略，不能因为中国人总说“没有法子”，就认为中国人容易屈服。
　　　
　　　在日中战争以前，许多在中国的号称“中国通”的日本浪人，把中国人这种消极冷漠的政治观认为是容易屈服的表现。他们说：“支那人根本没有什么爱国心，一提起国家来开口闭口就是“没有法子”。所以只要给中国一个军事打击，中国人就立即会屈服。”这种对中国人一知半解的看法，是当时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政治观之一，就是把从事政治活动与赚钱联系到一起，即所谓“升官发财”。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被残酷的政治所愚弄，庶民一旦作了官就变本加厉地榨取、折磨民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中国历代政治黑暗，官僚与贪污、贿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旧日本军队中，新兵受长官、先辈的欺负属家常便饭。新兵每天被长官、先辈打嘴巴、挨训。受尽非人折磨的新兵成为老兵后，即使再老实的人也会象魔鬼一样对自己的后辈进行同样甚至更加厉害的欺负，如同复仇一般。在中国，受尽官吏榨取折磨的庶民作了官后，就变本加厉地榨取折磨民众，可以说象旧日本军人折磨新兵的复仇心理。
　　　
　　　历史上中国百姓的梦想就是“升官发财”，尤其科举制度出现后，受长年榨取之苦的民众都抱着这个复仇的梦想。因此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吏就是“贪官污吏”，清官奇少。如果现在中国人对政治的绝望和不满还没有消失的话，那么“升官发财”的复仇梦想将依然存在。
　　　
　　　“恭喜发财”－－中国人的人生观
　　　
　　　历史上的中国政权都是压迫民众，不为老百姓作任何事情的独裁政权。常年受残酷政治压迫之苦的中国百姓，要想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只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1、取得权力和地位；2、通过宗教和学问来逃避现实；3、获取金钱和财富。
　　　
　　　权力和地位的取得本身就非常不易，加之中国历来是一个毫无法制的独裁社会，即使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也是相当危险的。中国有所谓“今日坐上客，明日阶下囚”的说法，“四人帮”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通过宗教和学问来逃避现实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作到的。所以对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金钱是他们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的唯一途径。
　　　
　　　为了累积金钱，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就养成的勤劳节俭的习惯，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朴素功利主义和金钱崇拜世界观。移居外国的中国华侨，又把这种勤劳节俭、发家致富的习惯带到了华侨社会。在香港、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中，新年的贺词就是“恭喜发财”。在日本，即使是专门从事买卖的商人之间也没有 “恭喜发财”的说法。这未免让人感到中国人太注重金钱了。
　　　
　　　中国人具有灵敏的金钱意识。在世界各地，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不管是什么肤色的人种居住区，即使不太懂当地语言，照样有华侨经营的各种各样的商店。勤劳、节俭、忍耐是华侨们成功的关键。虽然华侨们擅长个体买卖，却不擅长于集团联合经营。世界各地有许多华侨巨富如万金油王胡文虎、橡胶大王陈嘉庚、泰国金融大王陈氏一族、船舶保有王董浩云、香港财阀李嘉成、船舶王包玉刚、台湾企业家王永庆等，可是这些巨商的活动最终超不出个人经营的范围。
　　　
　　　这些企业的成功是依赖老板的才能，一旦失去老板，企业便化为乌有。所以中国的华侨企业根本无法与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现代化大企业相比。现代化大企业的活动关键是要有巨大的组织能力、贩卖能力和情报能力，所以不管个人企业的买卖做得多成功，国际竞争力都是微弱的。
　　　
　　　重视个人发挥而忽视集团组织经营，是中国华侨商法的特点。近来，日本积极宣传这种华侨商法并作为经营学上的一个参考例子。不过，华侨绝对不是做买卖的天才，因为不擅长集团组织经营，在赚大钱方面，日本的大企业要高明得多。但华侨商法的“勤俭刻苦”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往往是尽想着赚钱、爱钱如命，所以对中国人的评价往往不高。但要知道中国人赚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日本人有政府的保护，美国人有人权的保护，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国老百姓，除钱之外没有别的可以保护自己和家庭的东西。所以中国人的爱钱如命亦是残酷政治环境中造就出来的智慧。
　　　
　　　对于日本、欧美等国的国民来说，由于有国家政治的庇护，不必象中国人那样费尽心思地拨算盘赚钱。因此我们往往难于理解在政治上无依无靠的中国人对金钱的心情，所以也希望不要轻易地嘲笑中国人爱钱如命的人生观。
　　　
　　　“尚文轻武”－－－中国人的价值观
　　　
　　　中国人向来有重文轻武的风尚，对“斯文人”即学者或文人怀有强烈的憧憬。由于汉民族原本是农耕民族，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能胜任艰苦农业劳动的健壮身体，有提高生产量的专门知识以及即使天灾地变也不气馁的忍耐力。但却缺少骑马民族那样勇猛果敢、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和勇气。
　　　
　　　由于历史上中国不断地遭受异民族的侵略，几乎每场战争都是由他民族或他国挑衅的。数千年来苦于被侵略的中国人，本能地忌讳战争，视战争为罪恶。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赞美战争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可以说中国人是从本质上厌恶战争。
　　　
　　　另外，中国从隋代开始创立了重用文人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身份低贱、出身贫穷的人也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官吏。与世袭制度相比，是非常进步、光明正大的任用人材的做法。但科举的考试科目太偏科，只考儒学和文学，所以有很多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等知识全然不懂的人也能合格作官，因而造成中国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比欧洲落后很多。科举制度使老百姓有机会通过读书来作官、飞黄腾达，而习武却没有什么用。所以中国历来有轻视职业军人的传统，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挖苦军人的话。
　　　
　　　中国人认为仅身体强壮有力不是有能力的表现，决定人能力的是头脑和心。虽然日本的制度很多是模仿中国的，但却没有采用科举制度。且不说科举制度是好是坏，如果日本真采用了科举制度的话，大概日本的历史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吧。
　　　
　　　“不战而胜”－－中国式的战法
　　　
　　　日本男人一旦争吵起来很快就动手打起来，但中国人争吵时却较少动手武斗。中国人争吵的方式是先动嘴，迫不得已时才动手。首先把对手的罪行、见不得人之事诉诸于众，博得周围观众的同情，这是中国式争吵的最常用手法。性子急的日本人看来，与其强辩夺理，不如冲上去打对方一拳更痛快。可是在中国，争吵的双方却只是互相辱骂对方，并不轻易动手，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 “骂街”。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争吵方式的确有天壤之别，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作战方式有本质不同的原因所在。
　　　
　　　中国人首先寻求“不战而胜”的方法。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孙子兵法》说：战争是手段而并非最终目的，而且战争是关系到国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又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不战而胜才是最上策。因此中国人不仅对战争，对于争吵也同样贯彻不战而胜的思想，寻求使自己的损害最小、不需要成本的取胜方法。因此中国人争吵时，设法不动手而只动嘴让对方屈服，既无体力消耗，又没有身体的伤害，这才是最上策。这就形成中国人动嘴不动手的“骂街”习惯。
　　　
　　　虽然中国人厌恶战争，但也不是说中国人遭到侵略时就立即投降。但中国人一般不主动出击，而是采用以逸待劳的战术，坚持到敌人没有了耐力时，才给敌人毁灭性的一击。中国人的战法和功夫片中李小龙、成龙的打法相似，刚开始不管怎么被打、被踢，有时还半死不活，但也决不举手投降，而是坚持对方没有了耐力时，才给对方致命的一击。
　　　
　　　持续八年的日中战争，双方战法的不同表现得清清楚楚。日本军一开战就全力出击，把北京、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了。日军当局当时认为：中国受到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无论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再坚持，非投降不可。可是中国人却有惊人的忍耐力，尽管国家濒临灭亡，家庭妻离子散，死伤者众多，但中国人仍坚持不投降。这样坚持了八年有余，挨到日本人没了耐力时，中国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人没有日本武士、旧帝国军人那种“玉碎”的风气，认为打不赢就选择死的做法并不明智。到了打不赢时候，就设法避战、撤退，万不得已时就暂时向敌军投降，等待卷土重来的日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中国人认为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手段，并非是可耻的事情。这与在战场上以冲锋陷阵为主，宁死不撤退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有天壤之别。日中战争开始时，中国政府当局把大量城市的失陷向国内外解释为“预定的撤退结果”，当时日本当局还嘲笑中国的这种说法不过是嘴上不服输，但八年战争的结果却证实中国的说法是正确的。
　　　
　　　总之，中国人打仗不是象日本人那样采用硬打死拼的战术，而是采用“不战而胜”、“以逸待劳”这样的以巧取胜的战术，这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面子第一”－－中国人的名誉心
　　　
　　　面子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西。英文中并没有“面子”一词，有人把“面子”翻译成英文的“名誉”一词，但并不确切。因为欧美人往往把“名誉”理解为由于个人的杰出才能、伟大贡献所赢得的荣誉。而中国人所谓的“面子” 与“名誉”是有极大不同的，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面子”的概念。
　　　
　　　比如A介绍B到C公司工作，C公司因B本身的才干而采用了B，这本来与介绍人A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C公司是看A的面子采用了B。反之如果C公司将B辞退，本来与介绍人A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C公司不给A面子”。所以中国人的面子概念外国人是比较难于理解的。
　　　
　　　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经常会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错误，也会不惜牺牲实际利益来换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一直是搞“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国人派个使者到中国来“朝拜”一下，满足中国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国就可以“下赐”给外国人许多物质上的利益。不过近来中国的外交有更加“务实”的倾向，比如中国政府让自己的“通缉犯”方励之出国，就是舍面子而求实利的作法。
　　　
　　　另外，中国人所提倡的“孝道”的最终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即为父母、长辈争面子。中国人认为晚辈如果指出长辈的错误就是不给长辈面子，是极大的不孝。晚辈即使发现长辈犯了或正在犯错误，也要考虑到长辈的面子问题，不能直接批评指出长辈的错误，顶多转弯抹角的提一提。同样下级对上级也要出于面子的考虑，不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评。
　　　
　　　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的领导人如果干得不好，就要辞职下台，没有人考虑当事人的面子问题。在中国却要挖空心思地考虑照顾当事人的面子，设法让当事人“体面”地下台。所以往往要给下台的领导人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虚位来保住当事人的面子。中国人由于对面子的过分考虑，往往造成对长辈和上级错误的过分宽容。
　　　
　　　另外，在日本的政府部门、民间企业，如果部下犯了重大过失，其领导人也多半也要引咎辞职。如果子女犯了罪，家长会承担责任，如果家长担任的是重要公职，几乎毫无例外地辞职（或被迫辞职）。这是日本人承担责任的作法。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政府、企业中的部下出了过失等于败坏了领导人的“面子”，所以要尽量予以掩盖。在迫不得已时，可以让部下辞职，但没有理由让领导人自己辞职，因为中国人认为领导人被部下败坏了“面子”，是受害者而不是责任者。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门、企业一旦出了问题，最优先、最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的对策。这种中国式的“面子”第一的考虑方法，也是造成中国人难于改正错误的一个原因吧。
　　　
　　　“盖棺定论”－－中国人的生死观
　　　
　　　1986年，关于日本的总理是否应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新闻报道界好不热闹了一阵。令人震惊的是中国政府就此事发表的见解：“日本首相参拜葬有 A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违背了在第二次大战中受害的亚洲各国国民的感情，容易让人感到不快。”结果，在这一年当时的首相中曾根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把问题压了下去。
　　　
　　　在这之后，中国的高官对访问中国的日本自民党领导人这样说明了中国方面的宗旨：“就贵国首相是否参拜特定的神社，我们本来没有打算给你们加压力。不过我们认为中曾根首相的做法是妥当的，中国方面之所以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特别敏感，是因为那里合葬有A级战犯。”但是，对于信奉“死人无罪” 观点的日本人来说，的确受到很大冲击。
　　　
　　　日本人认为：“不管多坏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没有了，人死了就都变成了神佛”。对于犯罪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对他们判刑、惩罚是应该的，但对死人问罪有什么意义呢？有人尽管生前作了很多坏事，犯了很多错误，一旦死了，他的罪行和错误就可以被原谅了。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往往采用以死谢罪，以死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
　　　
　　　所以日本人认为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广田弘毅，既然已经被国际裁判判了绞刑，这事情已经就算完了，与靖国神社的参拜又有何关系呢？其实在日本，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或被民众憎恶的历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比如祭祀逆臣足利尊氏的足利神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在一些地方的神社里，连被民众憎恶的吉良上野也被当作神来祭祀。所以，对中国政府关于神社参拜的发言日本人感到不舒服。
　　　
　　　中国人的生死观与日本人正相反。中国人认为：即使人死了，也不等于其罪行和责任可以被解除，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杭州城外的岳飞庙里，有秦桧夫妇下跪的石像，去参拜岳飞庙的人，用庙里准备好的鞭子抽打这个石像。中国人这种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即使自杀其罪行也不能被宽恕的生死观，在日本人看来是过于残酷了。
　　　
　　　结束语
　　　
　　　日本、中国、朝鲜这些历史上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民族，都有一些共同点：
　　　
　　　效率较低。
　　　体格较差。
　　　缺乏积极性。
　　　勤劳。
　　　重视内心的修养。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有一种“绝对的”自信，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最优秀的民族。希特勒也曾经鼓吹过日尔曼民族最优秀论，但那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可是中国人却从心里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拒绝一切历史上的污点。凡是说中国人不完美的中国人一定是卖国贼或洋奴，凡是指出中国人缺点问题的外国人一定是别有用心。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贯正确，一切中国与外国的争端、战争都是曲在对方。
　　　
　　　由于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的任何缺点错误，缺乏对自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和反醒的风格，使中国人无法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绝对自信，无形中造成对外国文化的漠不关心，不能积极吸取外国文化的优点来弥补和改进自己的不足。中国人的这种“夜郎自大” 的心理大概是中国不能象日本那样迅速实现近代化的原因之一吧。
　　　
　　　以上各部分虽然概述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不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族性，个人的性格和世界观是随着后天努力和环境而改变的。同样，国民性和民族智慧也会时代和环境而变迁，“不会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民族性。”这是笔者最后所希望强调的。
　　　
　　　作者：林思云
　　　1998年4月24日译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