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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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集锦】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余杰
　　　在我的生活里，劳拉一直起着镇定我情绪的影响，在我处理重大决策的时候，她给我慰藉。要知道，不用说，这是个极富戏剧性的时刻（“九•一一”之后）。而她再镇静和坚定不过了，几乎是镇定自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我不能想象，如果劳拉表现得歇斯底里，非常有情绪，会是怎样。
　　　　——乔治•布什，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
　　　　奥斯汀是得克萨斯州的首府，被美国民调机构评为“美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这个四十五万人的中等城市，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丝毫没有我以前想象中的西部的荒芜感，反倒有一种柔媚和优雅的格调。我到奥斯汀的时候，正是夏天，这里的气温比美国东北部高了好几度。得州阳光灿烂，这里的居民也开朗活泼、单纯直率。美国南北方人性格的差异，与中国恰好相反：美国是北方人老练，南方人淳朴。经过得州政府大厦的时候，我发现其建筑格局一点也不比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小气。得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号称“孤星共和国”，直到今天汽车牌照依然以“孤星”名之。融入美国之后，得州也颇有独行侠的气派，其牛仔精神对现代美国文化影响甚巨。此政府大厦可以随意进入，不用检查任何身份证件，而大厦前宽阔的草坪上，有名人的塑像和当年作战的铜炮，诸多民众悠闲地散步，把这里当作公园了。因为在一般公众眼里，这里不是官僚们独享的天堂，而属于每一个纳税人所有。大厦的大门口停着两辆警车，几名警察身穿有得州特色的警服——褐色的卡其布，颇有牛仔风格。他们拿着可乐开心地聊天，其中一位女警英姿飒爽，仿佛刚从西部电影中走下来。我不禁想起中国的情形来，某些地方连乡政府也警卫森严，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们继续驱车去得州大学。与美国大部分的大学一样，得州大学是一所没有校门和围墙的大学，不知不觉间我们便进入了大学的范围。翻译老沈的儿子曾经在此就读，他多次来看望儿子，因此轻车熟路。得州大学校园宽阔疏朗，虽然比不上长春藤名校的知名度和历史传统，但它在得州是首屈一指的学府。我们来到东亚系的办公楼，东亚系系主任奥里弗（Dr.Patrick Olivelle）和几位汉学教授以及几位研究生已经在会议室中等候我们了。凑巧的是，其中两位留学生是北大的师妹，她们都读过我的作品。学术讨论会结束之后，两位师妹陪同我参观大学校园。此时正是暑期，学生不多，校园显得更加空旷。得州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主楼，主楼上还建有三百零七英尺高的塔楼。师妹告诉我，如果登上塔楼，可以俯瞰得州大学全校和奥斯汀全城的风景。
　　　后来，当我读到安东尼娅•费利克斯所著的《劳拉传》的时候，我才知道美国的第一夫人劳拉就是在得州大学完成了图书馆学的硕士学位。而且，她的硕士课程所需要的三十六个学分都是在这座主楼上完成的。就在我们喝饮料的学生餐厅，当年的少女劳拉也许也经常来就餐。她的身边没有一个男孩，她一个人来去匆匆。二十五岁的劳拉，在这里主修的课程有儿童文学、学校图书馆、少年文学、图书馆资料等等。她最喜爱的领域是儿童阅读培训。这也是她一生没有停止过的事业，即便是成为第一夫人之后仍然念兹在兹。
　　　劳拉是继希拉里之后，第二位拥有硕士学位的第一夫人。然而，她与希拉里的性格和爱好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希拉里外向张扬，劳拉内敛安静；希拉里习惯于在法庭上和议会里与对手唇枪舌剑，劳拉则喜欢在图书馆里静静地面对人类文明的遗产；希拉里热衷政治于运作，劳拉则安心于儿童教育和启蒙的事业；希拉里与克林顿之间充满了争执和猜忌，劳拉与布什的婚姻则十分稳定和美满。然而，有一点她们却很相似：她们都拥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以至于舆论和公众对她们的热爱和赞赏都超过了他们贵为国家元首的夫婿。当年，布什竞选连任得州州长的时候，有一句著名的演讲词是：“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担任州长，当然，更重要的是让劳拉继续担任得州第一夫人。”
　　《劳拉传》在美国的出版和发行远远没有希拉里的回忆录《活出历史》那么大张旗鼓。这也与劳拉的性格相符。劳拉像希拉里一样走上政坛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然而，劳拉自有其魅力所在。在布什刚刚完成一半的任期的时候，《时代周刊》就将劳拉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第一夫人。劳拉是如何迅速地完成了这一角色转变？安东尼娅•费利克斯所著的这本薄薄的《劳拉传》，并没有提供太多劳拉的生活细节，却提纲挈领地为读者展示了劳拉的四重身份：作为读者的劳拉、作为教师的劳拉、作为图书馆馆员的劳拉和作为第一夫人的劳拉，这四个形象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完全融合在一起。劳拉是当代美国职业妇女的典范，通过她的人生轨迹可以透视如今美国女性的生命状态。
　　　得州地处美国边陲，在历史上即盛产故事和传奇。劳拉是在母亲讲述的故事中长大的，她经常说：“我认为得克萨斯人喜欢讲故事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而故事和传奇则是文学的萌芽，得州因而也是美国的文学大州。少女劳拉喜欢听故事，喜欢讲故事，进而也喜欢上了阅读。此后，无论是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社会生活领域，她都设法把自己对书籍的热爱带给别人。身为得克萨斯第一夫人，然后是美国第一夫人，劳拉把提高公民文化素养的激情带给了政府。如果她有了想法，这个想法将成为她的一项事业。她将使这项事业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深深刻在国民的意识之中。
　　　劳拉喜爱许多得州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无疑给她的性格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她的坚强沉着与得州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劳拉与布什一样，经常以自己是得州人而自豪。同时，她也喜欢阅读世界级的名著。在两千年七月《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记者询问劳拉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劳拉回答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们》，并表示这本书中她最喜欢的部分是《大法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它表明了劳拉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思考。用俄罗斯哲学家舍斯托夫的话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灵魂深处指望的是丑小鸭”，这也是劳拉的哲学。“大法官”的故事被评论家们看作是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迷宫般庞大而晦涩的作品的一把“钥匙”，它揭示了基督教的原始抗争——是简单地遵循宗教已有的条条框框，还是发展一种力量走耶稣基督指明的真理之路，一条完全自由的道路。劳拉显然选择了后者。这位在宗教信仰上极其虔诚的南方女性，在若干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真理的探寻。
　　　在推广国民的读书习惯上，劳拉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一九九八年，劳拉发起了得克萨斯读书节活动，现在它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活动之一。劳拉还设立一个向得克萨斯的作家们表示敬意的读书节，这个主意充分体现了得克萨斯血统和对书籍的热爱在劳拉身上的完美融合。在成为第一夫人之后，劳拉将得克萨斯读书节扩大成为国家读书节。在两千零一年读书节的新闻发布会上，劳拉说：“我很高兴加入全国读书节。通过这项活动，我们要鼓励家长以及所有关心儿童者尽早教育儿童阅读，并鼓励他们培养终生阅读的习惯。我热忱欢迎书籍爱好者到我们的国会大厦尽情享受阅读和讲故事的快乐。”
　　　劳拉的第二重身份是教师。她念本科时候的专业是小学教育，毕业后她曾到休斯敦的肯尼迪小学教书。班上的孩子主要都是黑人，劳拉说：“我特别想在一所少数民族学校教书。肯尼迪小学里主要是黑人学生。我很喜欢。我想，最主要的是我在这里懂得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的尊严；每一个孩子都是重要的，每一个生命都是有意义的。”对比中国国内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的沦丧，孩子们遭到殴打和凌辱的消息不断出现于媒体，怎能不对劳拉肃然起敬呢？教育是劳拉所钟情的事业。一九九八年，在得克萨斯的时候，她在确保两亿多美元小学教育经费到位的法案获得通过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入主白宫之后，她参加多个旨在吸引更多的人当老师的法案的制定。劳拉对自己小学二年级时的老师吉纳很尊敬，在布什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她还专门邀请吉纳前来观礼。
　　　劳拉十分怀念自己先后在休斯敦、达拉斯和奥斯汀教书的经历，现在她也非常希望两个女儿中至少有一个愿意当老师。两个女儿还是孩子的时候，劳拉回忆说：“一次，当我告诉我的一对女儿当年我自己是怎么当布娃娃的老师的时候，我的那对宝贝女儿也学着我的样子教起了布娃娃，她们和另一个小朋友冲到楼下，高喊着：‘吉娜想当老师’、‘芭芭拉想当老师’，结果为谁当老师打起架来。我赶紧劝解她们说：‘好了，好了，你们俩都可以当老师，你们现在就可以教布娃娃。’两个孩子真的就专心致志地教起了她们的‘学生’。”两个女儿都成为大学生之后，当《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问到，劳拉是否真的希望她的一对千金当老师这个问题时，劳拉笑着说：“我想，至少她们中的一个对当老师特别感兴趣。就算她们俩不想一辈子当老师，那么起码可以给美国的义务教育计划教两年书吧。实际上，她们正在儿童夏令营做辅导老师。”
　　　在美国，许多第一流的人才选择中小学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从劳拉自己的选择和她对女儿的期望中，可以发现这种选择具有某种普遍性。而其结果自然是，一流的老师培养出一流的人才的良心循环。而在中国，往往是二流、三流的人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当中小学老师。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语文老师王栋生老师无比热爱教育事业，但他遗憾地告诉我，在年轻一代老师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以教书育人而自豪。许多大学毕业生居然把到学校当两年老师当作是考研的一个跳板，他们丝毫不考虑这种自私的想法会不会对孩子们的学业造成某种伤害。他们也不思考，也许自己的子女日后也将面临如此没有责任心的老师合如此劣质的教育。在北卡的葛林斯堡，我参观了一所小小的幼儿园，幼儿园正在上手工课，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两位老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与孩子们开心地玩在一起。她们从这个工作中充分体验到了职业的成就感。另一方面，她们的这个选择在美国不会有人认为是怪异的。而在中国，我的一位北大师兄自愿到某县城的中学去教书，结果大家都认为他一定是在学校里犯了什么错误，是被贬斥来此地的。“一个北大毕业生怎么能够去小县城当中学老师呢？”这已然成为一种惯性的思维。我想，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也许并不在武器、资源、科技等方面，而在这一些似乎毫不起眼的领域。
　　　　劳拉最漫长的职业生涯是图书馆馆员。出于对书的热爱，她把图书馆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一九七二年劳拉取得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得州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研究生院院长助理赖斯博士说：“我们为她感到非常自豪。对图书馆职业来说，有这样伟大的人物在讲述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历史真是太好了。我们有时拿我们自己开玩笑说我们做的是服务工作，但事实上它就是服务工作。许多人就是冲着它服务的一面而进入这一领域的。”毕业之后，劳拉果然成为一位兢兢业业的图书馆馆员。此后，她即使离开了这个职位，却没有忘却对图书馆业的关怀。她以得州第一夫人的身份组织得州读书节，甚至把公公老布什也挽到现场来。在节日期间筹集到的资金有上百万美元，它通过一种赠款授予机制分配给各个图书馆。图书馆填写一份申请表，就可以申请到两千五百美元。
　　　　我在美国访问的日子里，先后走访了纽约、旧金山等城市的多家公共图书馆，也参观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的图书馆。我为美国图书馆业的发达而叹为观止。美国朋友告诉我，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藏书丰富，服务一流。作为一个热爱读书的人，生活在美国是幸福的。美国是一个出版业发达的国家，与之紧密联系的图书馆业也相当发达。在美国多位开国元勋的演讲和著作中，都提及了建立公共图书馆网络对于塑造国民性格的重要性。历届美国政府也将公共图书馆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环节，一般不会轻易削减这方面的开支。
　　　　图书馆业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还是图书馆馆员的敬业精神。在与美国许多图书馆馆员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内心深处对这一职业充满了热爱和投入。李江琳女士就职于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她主持着一个文化讲座，特别邀请我去做了一个公开演讲。在组织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她一个人张罗购买我的著作、发布信息、联络媒体，马不停蹄地奔波。她告诉我，法拉盛区的读者朋友们都很喜欢这个讲座，它加强了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我想，劳拉对图书馆业的热爱与李江琳女士大概差不多，在美国就有这么多冒着“傻气”的、愿意为大众服务的人。
　　　　其实，“服务精神”是一个现代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素质，而图书馆业的最大特色恰恰在于它服务大众的性质。而在中国，包括图书馆业在内的若干为公众服务的、没有“成就感”和高收入的行业，都受到年轻人的疏远乃至鄙视。即使在水平最高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系，近年来招生形势也日渐严峻。许多高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都把当图书馆馆员看作是“没有出息的工作”。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受够了北大图书馆馆员们恶劣的服务，而我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每次遭到的都是冷漠而粗暴的待遇。北大图书馆有几个服务态度出奇地恶劣的图书馆馆员，他们都被学长们起了各种丑陋的绰号，这些丑陋的绰号在学生当中一代代地口耳相传。这也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社会不尊重图书馆馆员，图书馆馆员也不尊重自己，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背后，则是文化水准的低劣和蛮荒的状态。
　　　劳拉的第四重身份是第一夫人。《劳拉传》中写道：“劳拉•布什是以真实的自己走近白宫的，没有任何做作。”她不喜欢购物，也不喜欢打扮，用的是杂货店买来的“封面女郎”化妆品。劳拉对媒体说：“我不知道我能用我的外表说明什么，但我希望我能用行动证明点什么。”如果说“九•一一”之后，布什的坚定和强硬，使他摆脱了选举的困扰和弱势总统的地位，而有希望晋升为美国历史上“伟大总统”的行列；那么，“九•一一”也帮助劳拉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蜕变，正如《纽约邮报》所说：“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之后，劳拉•布什几乎立刻成了第一母亲，安抚和宽慰国民。”布什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说：“有一段时间，威胁很大，而且是真的威胁，针对我，针对白宫和针对其他主要目标。在那段时间里，有些威胁我对劳拉说了，可她从来没说过：‘让我离开这儿，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为什么呆在这儿，这是个痛苦煎熬的经历……这是你的战争，再见吧。’”在丈夫的讲述里，劳拉坚定、稳重的性格呼之欲出。劳拉则对记者说，她的勇气来自于信仰。她还记得第一个形势严峻的周末的讲道，那个星期指定阅读篇目恰好是这样的句子：“纵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心亦不惧怕。纵有战事迎面而来，我亦充满信心。”（《诗篇》二十七章三节）这看起来仿佛是神秘的巧合。劳拉让人重新设计白宫圣诞卡，加入这段内容。后来，她回忆说：“我真的一点也不怕。我的意思是，真要有事发生，那就得发生。我想我们俩都抱着这种态度，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眼下的生活。我们能够对付它。我们能够应付它。”
　　　恐怖袭击之后的第二天，劳拉便站了出来，与红十字会主席一起访问华盛顿献血中心，并看望医院里的在五角大楼袭击中的受伤者。劳拉迅速发表了给中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九月十一日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但是，在每一次悲伤和痛苦的背后都会有希望和勇气的出现。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好人，都有机会学习英雄品质，学会爱和同情。”她知道，在这关键时刻绝对不能忘记了孩子，要让孩子的心灵避免受到伤害，要让孩子知道有人爱他们。
　　　一个星期之后，劳拉亲自到宾夕法尼亚参加悼念活动，悼念联合航空公司九十三次航班上遇难的乘客。劳拉说：“只有那些被爱的人才能感受得到这种悲痛。”她对遇难者家属说：“你们是他们生命最后一刻惦念的人；你们是他们呼唤的和祈祷再见的人；你们是他们深爱的人。一位诗人写道：‘爱到别时方知深。’今天我们在此悼念的人知道——即使在那最恐怖的时刻，他们也并不孤独，因为你们的爱与他们同在。”
　　　一个国家的公民和领袖在灾难来临时刻的表现，最能看出这个国家的实力和素质。拥有多少飞机和大炮，拥有多少黄金和石油，都不是决定这个国家强弱和兴衰的关键。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公民的意识和素质。当某些中国的“爱国者”为“九•一一”叫好的时候，我却发现了蕴藏在美国国民身上强大的信仰支柱。作为第一夫人和第一母亲，劳拉成为这种精神气质的象征，《劳拉传》的作者这样称赞说：“劳拉面对着我们一生中无与伦比的挑战。当美国人开始对她的安慰作出回应的时候，她在电视上逐渐成了大家熟悉的一张面孔，她不断敦促美国人民团结起来，爱他们的子女。她是一个遭受极大创伤民族的希望和信心的灯塔。”她走出了幕后，走上的前台。
　　“九•一一”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引发了国内外的争议。我在访美期间，几乎时时处处都听到了这一争议。美国人不会对政府的某一政策“一致同意”，美国政府也不会有“统一思想”的痴心妄想。当然，作为第一夫人，劳拉本人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她坚定地支持丈夫发动的摧毁阿富汗和伊拉克独裁政权的战争。在白宫每周例行的总统广播中，布什让第一夫人对全国人民发表演讲，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时此刻，美军已经在阿富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劳拉的演讲围绕着阿富汗妇女儿童的命运展开，她单刀直入地说：“我是劳拉，我正在做本周的广播讲话。我呼吁世界反恐力量行动起来，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及其支持的‘基地’恐怖组织，抗议他们针对阿富汗妇女和儿童的暴行。我希望通过这次讲演使全世界都来关注长期受到迫害的阿富汗妇女和儿童。现在，塔利班武装已经从阿富汗大部分地区撤军，我想那里的人民，尤其是妇女，一定欣喜万分。”她尖锐地指出，“塔利班政权高压下的生活是一种摧残和压迫”。她说，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孩子的玩具被视为非法，他们不能放风筝，母亲们会因为在公众场合笑声过高而被拷打，妇女们不能参加工作，甚至不能自由进出自己的家门。”
　　　自一九九六年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并掌握阿富汗政权以来，阿富汗妇女被强迫在公开场所用长袍将全身严严实实地裹起来，不能露出一丝肌肤。西方记者称，她们是会行走的木乃伊，不仅是指这可怕的装束，更是指她们生不如死的黑暗境遇。十年前，阿富汗全国教师中的百分之七十和政府公务员中的百分之五十都是女性，首都喀布尔从事医疗工作的工作人员中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女性。但极端保守的塔利班下令禁止八岁以上的女童上学，关闭女子大学，强迫妇女放弃工作。他们还禁止妇女享有医疗服务，更严格限制妇女的行动自由。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每一百名妇女中就有十六人在分娩过程中丧生，有同样比例的新生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年夭折。对此，劳拉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去谴责塔利班的暴行。也许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信仰，但是全世界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
　　　这次讲话刷新了劳拉的形象，这个温和的、有点学究气的职业妇女，坚定地捍卫着“无论性别，人人享有自由”的普世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不仅属于美国，而且属于世界。安东尼娅•费利克斯这样评论道：“劳拉•布什划时代的演说道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心声。全世界都为塔利班的暴行而震惊，而愤慨；同时，对阿富汗的妇女和儿童报以深深的同情。”
　　“第一夫人”的传统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位置。约翰逊夫人曾经说过：“第一夫人是不拿工资的公务员，由一个人——她的丈夫选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夫人”的存在既是美国政治生态人性化的象征之一，也是对一种家庭伦理的强烈认同。第一夫人通常都会利用这一特殊的身份服务于国家，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第一夫人的作用日益凸现，她们在妇女、儿童、教育、环保等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之相比，前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都没有“第一夫人”。斯大林的后半生是一名孤独的鳏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领导人也从来不让他们的夫人出现在公共生活中，即使出国访问也不携带夫人同行。专制国家的领袖通常都要扮演一个“冷面独裁者”的角色，他们不愿让国民知道自己的家庭生活，这一切都属于超级“国家机密”。他们也不愿让老百姓了解他们也是人、也有温情脉脉的一面。直到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其第一夫人赖莎才春风得意得地展露在镁光灯下，党国元首的家庭生活才开始出现在媒体上。这一细节，意味着解冻的开始和改革的启动。
　　　我很喜欢美国的“第一夫人”的传统，它与美国的妇女解放思潮、民权运动的拓展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美国普通百姓对第一夫人们的喜爱和尊敬，超过了对总统本人的喜爱和尊敬。我在白宫的门口看到了排成长队等候参观的人们，他们说，很希望能够偶遇劳拉女士。第一夫人虽然不是国家公务员，在政府体系中也不享有任何的法定权力，但她却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完成一系列连总统也力不能及的事情。在“九•一一”的创痛中，劳拉曾经这样鼓励公众说：“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要显示我们的同情之心，表现我们达观的态度，显示我们的勇气。”她勇敢地做到了这一点，她是一位值得民众信赖的第一夫人。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日，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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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中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