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负责人的企业家非常难，大环境的机制是反淘汰制，想做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坚持到最后，也许是个悲剧。去年，河北的孙大午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我们离市场经济还差得很远。市场经济是企业家诞生的摇篮。
美近期不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
VOA木风报道: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开始就美国是否应当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问题展开听证。第一天的听证显示，美方近期做出这一承认的可能性很小。观察人士认为，这个问题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美中双方争论的一个新的热点。
*十五年内仍是“非市场经济”*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前，美中经贸关系中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美国每年都要讨论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入世之后，这个问题消失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美国是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成为中国方面最关注的问题。由于美中双边在中国入世谈判中同意在中国入世后十五年之内，美国可以把中国继续当作非市场经济对待，中国在反倾销诉讼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步。过去美国方面根本不考虑给中国“正名”的问题，只是到今年4月中国副总理吴仪来到华府才与美国高层达成协议，在双边商贸联席会议的机构之下设立工作小组，就中国身份问题开始听证。 星期四，由美国商务部主管贸易部门的负责人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以及国务院、财政部和劳工部的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庞大的听证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专题听证会。美国国会议员、中国使馆官员、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代表以及好几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到会了发言。
*货币可兑换性是第一条件*
美国国会议员菲利普·恩格里希在发言的时候强调中国对国际贸易的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商务部有必要在中国成为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对中国做出及时的评价。但是，恩格里希也明确表示，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市场经济的条件。他说：“1930年制定的法律要求必须彻底、认真地进行考虑。以我个人的观点，国会许多议员也持相同的看法，如果就美国的反倾销法来看，现在中国还不具备条件，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非市场经济’体制。这并不是说要否认中国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进步。我认为，在我们继续执行与北京保持接触的政策的过程中，这种进步还会继续。”
恩格里希议员指出，在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标准中第一条就是货币的可兑换性。国际上广泛地认为，中国的货币与美元的汇率被严重低估了，中国的货币也不能够与其它货币自由兑换。中国利用不合理的汇率造成了对美出口商品价格低廉，而美国对华的出口商品价格偏高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能够把中国作为市场经济看待。
*中国离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
美国斯图亚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问题专家斯蒂芬·奥莱马(STEVE OREMA)在作证时则指出，中国在几乎所有市场经济体系标准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距离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他指出，这也显示，中国当初就意识到建立市场经济的困难，当初为什么愿意世贸组织的其它成员可以在中国入世后十五年中继续把中国作为非市场国家对待。他说：“考虑到中国当初在与一些国家的谈判中争取并达成了关于过渡期的条款，考虑到中国落实WTO承诺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有关十五年的过渡规定就是承认中国经济在入世后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够解决重大的市场扭曲的问题。这样看，美国对中国商品区别对待是合情合理的。”
*戴云楼：十五年是极限*
中国驻美使馆的商务参赞戴云楼则指出，美国方面对十五年过渡期的解释是不准确的。戴云楼说，WTO协定所规定的是最长期限，而不是起码的期限。他说：“这不是中国入世协定的要求。协定确实有具体规定，要求美国等国家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不再把中国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一定要等到十五年结束的时候。十五年期限是极限，而不是最短期限。”戴云楼参赞强调说，问题是中国已经变了，而且变化很大。中国入世以来，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经济与改革当初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中国在1992年确定了坚实市场经济的目标，到2002年，中国已经宣布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戴云楼表示，入世之后，改革速度加快，在法律、知识产权、降低国有经济、扩大私有经济比例、开放市场、改善投资环境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的生产和物价基本上已经完全受到市场的调节。戴云楼表示，如果美国能够改变对中国的歧视，把中国看作是市场经济，那么受益的不光是中国，美国经济、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工人也将因此而获得更多的机会、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先改进再承认而不是相反*
不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威濂·克莱恩费尔德则认为，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许多标准方面的表现亟待改善。中国的基本劳工权益得不到保护，工人工资过低，而且没有自由工会的保护，国内产业继续得到政府大量的补贴，信息透明度也远远低于市场经济应有的水平。美国国会议员恩格里希希望中国加快改革，然后美国才能够让中国正名。他说：“我愿意指出，象我们过去和中国达成协定的时候那样，我认为，国会不会愿意接受中国做出今后要改革的承诺。中国要首先做出改进。在完全达到市场经济标准之后，美国才能够承认中国的变化。次序很明确，是中国先改进，然后美国才承认，而不是相反。”
(6/4/2004 1:41: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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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04日15:53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杨鹏：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鹏在第一次发起筹备会议上的发言
我上次到腾格里达来沙漠那儿看了以后，跟刘总一样感触很深。我就开始思考企业家与公益这组关系背后的社会动因。我注意研究了西方国家企业家阶层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征。
16 、 17世纪以前的西方，商人阶层很有钱，但是不具备道德、责任、精神力量、文化的势能，无论是教会，还是当时的王朝，要商人的钱，但不给商人以社会地位，与我们中国差不多。大家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富人要进天国，就如同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难。商人形象一直有受到非常大的精神文化的压抑，这种压抑导致了整个社会对商人发展的不保护。大家现在说整个西方历史，好像从头到尾都是支持企业家的，其实不然。这个状态的真正变化是从西方的新教革命开始的。新教革命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教士，使每个人都具备了教士的精神资格。因为在西方，最高的精神状态就是教士所代表的精神状态，教士跟上帝相连，新教改革的最大的特点就把《圣经》交到了企业家手中。它传达出一个信念，你们所从事的这一切，实际是上帝的安排和使命，你们手中的财富并不属于你们个人，而是上帝交给你们来看管的。积累并管理好财富，是上帝赋予的使命。我们中国没有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人难理解其中的内涵，但是在西方，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新教革命实际上使教士精神跟企业家精神结合了，为企业家营造了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精神氛围。企业家也因此脱胎换骨，具有了精神和文化势能，从一个唯利是图的集团，成长为承担着宗教使命和社会责任的集团，企业家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和组织者，也代表着社会精神的最上层，具备了领导社会的力量。新教改革确实是为企业家发展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环境。
我接触到很多企业家，我常感觉到有一种新精神在活动，这种精神就是说，大家认为，他的金钱上是有灵魂的，是对社会承担着责任的。积累和管理财富，是最道德的行为。但同时，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商人的社会形象很差，无商不奸，后来把这个传统又被说成资本家从头到脚都流着肮脏的血和脓。这样的状态，使企业家在成长中面临一个很大的精神压抑状态。宝马撞车案，整个传媒的反应，不去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从法律的角度琢磨，而表现为整个社会对企业家邪恶形象的抨击。最近企业家频繁出事，得不到社会公众的同情，似乎只要出事就是活该。这些现象，从浅层来说，企业家的个人生活习惯，吃喝嫖赌、显富给社会带来了很不愉快的感觉，从深层次上讲，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队伍，是没文化、没信仰、没精神的，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个人非常能干，作为一个团队，非常无能，他无能去保护自己，无能使社会公众对企业家充满真正的敬重和信任，尚不具备领导社会的力量。
我自己搞理论研究，可能有些感觉你们是感觉不到的，这就是许多人对资本破坏社会进行抨击，有时情绪激烈得登峰造极。现在中国社会处在很多矛盾之中，大家有时不要小看一个个学术圈，几个理论家的嚎叫。一旦社会有动荡，这个理论家的取向就可能左右许多激进力量。企业家可能首当其中被打击，中国的建设性力量可能被破坏。考虑到这个以后，我又看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各国企业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做得好的，有做得不好的。比如说伊朗，伊朗巴利维的改革，经济发展持续了20多年的高涨，皇权跟企业家结合，但他们忘了一个东西，就是忘了把伊斯兰精神对接过来，也就是说，他没有实现伊斯兰教的新教革命，没有实现精神的转换，结果就出现了阿翁集团代表着传统的道德精神力量，政府掌控着政治权力，企业家掌控着资本。霍梅尼的一个录音带回到伊朗，在传统的信仰和道德力量面前，政治崩盘，企业家逃跑，这是伊朗企业家们没有做好的事情。
我在南美也看到，南美企业家也没有完成信仰精神建设这个事情，也就是这个社会企业家的资本与文化上的精神尊严、人格的力量还处在脱节状态。一些企业家走向新教，而天主教走向社会下层，所以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这种张力和冲突，南美的不安定是有道理的，文化分裂了，没有形成种族、文化的整合。
也有一些地区做得比较好，例如日本。日本历史上有武士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佛教禅宗、儒学和神道教的结合。日本企业家从武士阶层转换过来，他们也将武士文化全部接转过来了，他们同时具备资本和文化精神的力量，在社会上是得到广泛承认的。大家从松下幸之助的著作中能感觉到，他非常自觉的接下了传统的精神力量，传统的文化资源。这样的企业家，使自己成了这种文化精神的代表，他们不仅是资本上成功的集团，也是精神上成功的集团，是民族力量和道德的象征。
台湾也完成了，台湾上层企业家信佛教，企业家阶层实际上很迅速的把中国传统的儒、佛、道的精神实行了一个对接，所以这些企业家在社会中是有地位的，这种地位不仅是有钱，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转换时期成为传统精神的代表。
如果政治家仅有权力而无精神信仰，企业家仅有资本而无精神信仰，那么那些无权力无资本的人所寻求的，就是道德信仰精神的力量。谁的力量会更大呢？历史的经验是清楚的。今天的中国，资本上面要长精神，不然只是残缺的力量，不堪一击。中国企业家在历史上，常常受到冲击，所以没有企业传统留存下来。
我就感觉到，今天一些敏感的企业家已感到信仰和道德精神的不足，从而有一种不安定感，不踏实感。他们要寻求这些东西，他们感觉到我们需要一种道德精神的必要。有了一种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定，才有真正的自信和力量。在今天社会中，最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发展的，使整个民族富强的就是企业家和围绕企业家的科技人员，这是毫无疑问的。
很多企业家都开始自己做善事，但形不成集中的力量。如果有一百个企业家搞一个宣言，强调的是我们企业家承担着的历史任务，我们在解决就业和税收，带来国家科技的进步和富强，同时强调企业家们对社会对生态也承担着必要的责任。这样就是说，企业要逐渐从自己脸上把别人抹上来的脓和血洗干净。
对企业家的不信任，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病根，企业家们必须动员起来，实现一次彻底的清洗。企业家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实际上最有活力的组织者。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开始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所以我想，企业家的宣言，就是强调我们企业家承担着的发展的使命，我们在发展中也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和生态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就包括贫困孩子的教育，包括贫困社区的发展，再就业的创造。
我感觉，现在的企业家受纯粹的经济学理论影响，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如果仅仅这样讲，如果有一个对企业家有非常好的社会保护的精神环境，一个极良好的法律的环境，那么可以这么讲无可厚非，你的使命就是发展利润。但是如果现在这样对着社会讲，公众听不懂。在西方，经济学们可以这样讲，但企业家不会这样讲。美国的卡内基，他建了六千多个图书馆，因为他小时候是个穷孩子，曾受益于公共图书室。美国洛克非勒建立基金会，来搞环保和文化。比尔盖兹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为什么在西方有一个企业家至高无上的文化氛围呢，这与企业家自己的言行是有关系的。
前几天一个朋友带我去看他的企业，我们说到失业，他说失业是政府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对企业家来说，失业就意味着有一个生产要素被浪费了，有一个生产要素不能保值、增值，有一笔资产没有被企业家赚出钱来，说明企业家没有尽到责任。你为什么不这样看问题呢？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精神。企业家作为一个主导阶层，还不成熟。我感觉到，企业家会逐渐诞生很多新责任，就是新信仰、新理想、新精神、新人类。
具体到宋军这个项目，我首先强调，神圣的事情不能拿来玩，所以，这就不能变成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公益基金。这种公益基金，企业家不是纯粹的给钱，这不是企业精神，企业精神就要让生产要素运行起来保值、增值，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他有这个精神，他就必须采取国外的公益基金的运行模式。西方所有的公益基金运行都是这样的，它的目的是服务于公益，但是它的运行是企业模式，是高效率的服务于公益。大家搞一个这样的基金，如果运行良好，可能今后带动成千上万的类似基金。我想100个企业家的宣言，就是我们要承担生态和社会的责任，我们要这么干。企业家不需要讲多少大道理，就是把他的行动拿出来就行，这样对全国的企业家毫无疑问是一个很重大的刺激信号。
所以这个事业，企业家要肩挑社会管理的责任，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中国企业家等于是承担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包括社会责任、生态责任，这就告诉你企业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精神信仰，他承担了一定的生态责任了，企业家不是坏人，他们开始脱胎换骨了。脱胎换骨后，资本力量上就加上了精神信仰的力量，这对中国未来意义重大。
( 节选自第一次发起筹备会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