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著名编剧沙叶新先生的一篇文章：宣传文化

　　宣 传 文 化
　　　　　　　　　　　　　　　 沙 叶 新
　　“宣传”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但它和文化还是两回事。文化需要创造和积淀，宣传则需鼓动和变化。文化是滋养人，宣传是征服人。文化需要真才实学，宣传往往花言巧语。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取名为《“宣传”文化》，是因为“宣传”毕竟还是一种亚文化。还因为如今“文化”吃香，我附丽于文化，也想走俏。所以前两篇也以“文化”名之。以后还想写《“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也以“文化”为招牌。 一、“宣传”的名声不太好 　 有些词语，如“人权”、“民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一向被当代中国所拒绝，视为洪水猛兽，提也不提。但现在进步了，也与国际接轨了，比如这次对美伊之战的报道，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人道主义安魂曲比任何国家都哀戚动听，使人为之惊喜，也可能为之惊疑：中国也人道起来了！ 另些词语，如“共产”一词，是在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而在中国则一向被奉为政治宠物。尽管现在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私产合法了，共产反倒非法了，可中国的执政党仍旧叫共产党，好像这并不妨碍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再如“宣传”一词，在西方多含贬义，而在中国也依然堂而皇之地正面使用。虽然盯得紧、管得宽、跟得牢的那个头头已经走人了，可宣传部还是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叫宣传部。 “宣传”在中国原本是中性词，最早出现于1900多年前的《三国志》，无非是“宣告传达”之意，并无褒贬，而西方对“宣传”一词却很厌恶。 一是“宣传”的名声最早坏在17世纪意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宣传委员会”，该会利用宣传，攻击伽利略的“日心说”，致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遭到拘禁，郁郁而终。300年后的1992年梵蒂冈教皇才平反了这一冤案。 二是“宣传”的名声坏在20世纪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宣传“宣传”的大幅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竭尽全力宣传纳粹精神，宣传种族主义，他的笔杆子和希特勒的枪杆子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千万颗人头落地。正是：“宣传”并非空议论，笔杆杀人胜枪杆。 三是“宣传”名声坏在前苏联。1919年苏共党中央就有决议：“党的一切事业可以集中的（包括出版工作、宣传等等）就应该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加以集中。”并规定：党任命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编辑；党委给编辑部下达政策指令，并监督实行；党中央领导地方报刊。1920年8月，苏共中央又正式成立“宣传鼓动部”，对思想、言论、新闻、出版，全面实行监控。虽然此前曾经有过许诺：“只要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引自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第14页）但这从未兑现，而且控制越来越严密，权力越来越集中，终于形成了苏共模式宣传体制，其影响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宣传”成为“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使得“宣传”的名声更加狼藉。 由于“宣传”的出身和表现不好，西方国家一直对它敬而远之，怀有警惕。所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大都不设宣传部，至少是不用“宣传”这个名字了，就像现在的俄国孩子很少取名斯大林，德国的孩子很少取名希特勒一样。 美国没有宣传部，只有新闻文化总署。英国也没有宣传部，只有文化委员会。以前的纳粹德国有宣传部，现在的统一德国也没有宣传部了。中国国民党过去有宣传部，当今的台湾国民党只有文化传播委员会，下设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个部。但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部的体制和理念早已经和以往的宣传部大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了。 中国大陆是有宣传部的，其体制和理念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虽然老大哥活到73岁就已呜乎哀哉，昔日的宣传部也已人去楼空，改换门庭，但中国立场坚定，到了黄河心也不死，仍然是为数不多的坚持设有宣传部的国家。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宣传部。美国没有宣传部，并不等于他们就不宣传。中国大陆有宣传部，也并不一定非要废除。关键在于宣传理念、宣传体制如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二、毛泽东是宣传大师 　 毛泽东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并听过名记者邵飘萍（后为秘密的共产党员）的演讲和新闻学教授徐宝璜的讲课，还获得过这一项学历的半年听课证书。1919年他在湖南先后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宣传民众大联合，宣传世界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驱逐张敬尧，是当年湖南宣传革命的一员猛将。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之后，还对他的朋友熊瑾玎表示他最愿意做的社会工作，一是教书，二是新闻记者，可见他对新闻宣传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有以上的经历和志趣，更由于他具有出色的宣传才干，使他终于有机会在1925年底的国共合作期间以共产党员身份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主编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他工作卓有成效，对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中，表示“欣喜而乐观”，认为“本党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现在可以说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这是对毛泽东所领导中央宣传部和他这个代理部长的嘉许。毛泽东视事仅数月，便已成为国民党不可替代的宣传圣手。 国共分裂后，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时代也主持过宣传工作，他是红四军的党代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重要《决议》便由毛泽东起草。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可惜只选录了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而专门讲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第四部分没被选录，少为人知。但这一部分对了解毛泽东红军时期的宣传思想非常重要；还因为毛泽东在敌我两个阵营都任宣传要职，可以以此来比较他指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和指导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有何不同，以此来探寻他在为红军制定的针对白军的宣传策略是不是更加知己知彼，更能击中要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一直到他去世，主政41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日理万机，统领全局，但他仍然紧握宣传大权，始终未曾松手。在共产党执政的各国领袖中，像毛泽东这样有过新闻学历，办过报纸刊物，当过宣传部长，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验，而且在主政之后还一直亲自掌控宣传大权达四十余年之久的人，也许他是唯一的一位。他对中国宣传体制的建立、中国宣传理念的形成有过很多创造发明。他在军事上打败过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他在宣传上也影响过国内外千百万人，他是一个位高超的宣传大师！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们国民党了。”我听了愕然。可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作者的勇气还不及一个老兵，如此回避，实在小气。其原因当然是毛泽东在宣传部任内实在善于宣传，所以作者拒不宣传他这位宣传部长的政绩。早几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也故意抹煞国民党军队在主战场的战绩。两岸一样，同根所生：为了政治，篡改历史；为了宣传，不顾事实。 三、毛式的宣传体制 　 （1）高度集中的大权独揽 　 中国的宣传体制高度集中，毛泽东亲自掌控宣传大权。毛泽东深知宣传是重大权利，谁掌握宣传大权，谁就能制造舆论，于是，谁就为是非标准，谁就是真理化身，谁就代表正确路线，谁就树立政治权威；于是，对外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对内可以操控亿万群众，对自己可以成就领袖霸业。 宣传机器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通常由政治局的常委或委员担任。中宣部负责制定宣传政策和把握舆论导向等日常工作，但宣传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仍要听命于主席毛泽东。虽然党内也主张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可实际上党内一直缺乏民主；政治局开会固然也不乏协商和讨论，但出现分歧时，毛泽东还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最后否决权，谁都得服从于他。 事实上，在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局，很少有什么争论，更不要说激烈争论。如果真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众政治局成员或像林彪一样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或如周恩来一样委曲求全，折中调和；也可能同陈云一样称病在家，韬光养晦；但更多的可能则是大家都非常自觉也非常习惯地收回己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至少是口头一致，这就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霸气，更加纵容了他的独断独行。在宣传方面更是如此。至今还找不到有力证据来表明政治局内有谁在宣传方面敢于撄鳞，这是因为除了毛泽东政治上的威权之外，谁也没有他在宣传方面的才干和经验。 毛泽东的对宣传的领导绝对是内行的领导，是权威的领导。他除了大权独揽，总负其责外，还亲自审读、修改党报上的重要文章，也不时为各宣传机构或政府部门撰写各类宣传文稿，比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所写的广播稿）、《别了，司徒雷登》（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为《人民日报》所写的序言与按语），《再批判》（为《文艺报》所写的编者按），《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文告），等等都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力透纸背，令人丧胆；即以文笔而论，也是上等文章。在中国共产党内，无一人可以写出这类文字，他人既无毛泽东的才气，更无毛泽东的霸气。 毛泽东1957年曾说过：“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辞去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1957年春天，毛泽东给《人民日报》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和《事情正在起变化》等反右文章，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组自己的稿、自己改自己的稿、自己审自己的稿、自己发自己的稿，所以他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见吴冷西《忆毛主席》）。应该说毛泽东是中国整个宣传战线的“总编辑”。 毛泽东掌控宣传大权时，倘若感到宣传部门的领导不合自己心意，如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便批评他是“书生办报”；如果“书生”进而有所失误，便骂他是“死人办报”；如果毛泽东认为宣传部长其心有异，如对中宣部长陆定一，他便诬之为“阎王”，号召“小鬼”打倒“阎王”；如果毛泽东察觉宣传大权确实失控，如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和市委领导的《北京日报》，他便引而不发，另在别地选择宣传阵地，以待时机歼灭之。比如，毛泽东要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他就避开北京，在上海找姚文元写此大批判稿，这便是那篇为“文革”热身的革命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写好后，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北京拒不转载。毛泽东又下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小册子，发行全国，这才打破北京的封锁。这是毛泽东当年领导的一场非常出色的宣传游击战，并终究以此为序幕发动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从“走资派”手里将旁落的大权，包括宣传大权又夺回到自己手中。 由于毛泽东是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领导，超常地重视宣传，容不得半点差错，加上政策多变，难以掌握，故而宣传官员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官场上有官谚：“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统战部，年年有吃住；跟着外交部，年年国外住；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按理说，宣传工作者应该思想活跃，极富热情，能说会道，善于鼓动，而中国的宣传官员大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怕，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这好像已经成为中国宣传干部的标准像，即便在毛泽东之后也如此，其中最最标准的莫过于邓力群和丁关根两位领导同志了。故而有人戏说，他们二位的尊容，便是中国的宣传面孔。 　 （2）严密庞大的宣传网络 在毛泽东掌控下，宣传体制的构架是金字塔形的。尖顶是他本人和他直接领导的中央宣传部，然后省、市、地、县，机关、学校、军队、农村，从中央到地方一层一层地都有相应级别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干部，以及相应级别的党报、党刊、电视台、广播电台，一直到边远农村山区的有线广播站。即便不是宣传部门和媒体单位，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党总支、党支部都有宣传委员，这更使得宣传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形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宣传网络。 为了使得宣传尽量扩大影响，深入人心，除了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之外，也不放过红军时代使用过的传统宣传手段，如在墙头刷写标语，在大街悬挂口号。不论学校机关，不论村社田头，不论现代都市，不论穷乡僻壤，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触目皆是。如果乘坐火车，沿途都能看到在铁路两旁很多房屋的墙面上，有许许多多历年以来书写的标语口号的遗迹，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学大寨”，一直到“批林批孔”、“改革开放”、“欢庆十六大”，口号与时俱进，标语代代相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些标语口号是宣传部门统一布置下达，有的是基层组织独自创造发明。因为标语口号实在泛滥成灾，难免错误百出。有的提法有误，有的用词不当，比如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一个生，两个扎，三个刮刮刮！”看了惊心动魄！再如普及女童教育的口号：“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也让人吓一跳。 还有的标语口号不伦不类，使人产生联想和误会，令人发噱。 比如广东粤北山区某处山林的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成了野生动物？上海浦东大道两侧飘扬的旗帜上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我又变成了分类垃圾！山东省济宁至汶上县公路旁的某乡镇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这种提法显然违反民主。贵州铜仁去梵净山路上的一个屠宰场的口号：“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怎么指导？这是以示紧跟还是故意搞笑？ 另有一些标语口号因书写错误，或分行不当，也让人捧腹。 比如苏北某农村信用社门前的标语：“信用社是老伯性生活的贴心人。”江南某县大街的标语，上面一行是“群众有困”，下面一行是“难找警察”，都让人忍俊不住。 中国是标语口号的大国。如果说中国的宣传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网络，那这些星罗棋布的标语口号则是这个巨大网络的成千上万个网眼的填充，使得宣传网络成为覆盖一切、无有缺漏的巨大天幕，任何地方都逃脱不了宣传的笼罩，所有人群都无法避免宣传的控制。 中国的标语口号是中国宣传的不可或缺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是标语口号的国家。中国标语口号的广泛性和它的荒诞性，都给全世界来到中国的人目瞪口呆。 中国标语口号的强大和渗透，还使得所有的宣传媒介都受其影响，都变得标语化、口号化，变得越来越不讲事实，越来越不讲道理。连最需要以形象和情感来打动人的文学艺术，也变得标语化和口号化，也变成了粗鄙的宣传。所以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团体全都隶属于宣传部系统，作家和艺术家都被称为宣传系统的文艺工作者。 在文学艺术中，有几个品种是除了以前的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中国之外，世界各国都很少有的，那就是“宣传画”、“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它们至今也未完全在中国绝迹，尚有变种存在。这些政治标准第一的“主旋律”作品，其实只是涂上油彩的口号，谱上旋律的标语，穿上戏装的宣传品。把文学艺术纳入宣传网络中，使得笼罩在这个网络中的所有人，读的报纸是宣传，看的电视是宣传，听的广播也是宣传；所有在这网络中的宣传媒体，唱的是宣传，画的是宣传，表演的也是宣传。在中国大陆的人，耳目所及，无一不是宣传。 为了扩大宣传的影响，增强宣传的权威，毛泽东还把文化名人纳入宣传体制，让他们当义务的宣传员。红军时期，宣传员的成分不好，“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所以红军官兵说宣传员是“卖假膏药的”。（见《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红军的宣传工作》）如今将文化名人纳入宣传体制，成分大大提高，就很难看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钱学森在大跃进期间以“科学”论证亩产百万斤的可能，郭沫若在文革初始以自己的所有著作都应该烧掉的表态来支持红卫兵运动，都起到推波助澜的恶劣宣传作用。 　 （3）层层把关的审查制度 　 党为了保证宣传体制的稳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县市，从宣传网络的中心到宣传网络的边缘，都极力强化党的监控。虽然中国一再对外宣称中国没有对媒体的审查制度，其实各级党委宣传部，各个媒体的党委，就是审查监督机构。国民党时期，只有一个在1934年成立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而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从宣传部到所有媒体的党委都是一个个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在各个媒体内部还实行严格的三审制，有时三审还不足以控驭，每当涉及到重大题材、敏感内容的稿件文本，还需上报，由上级领导甚至中央一级部门审查定夺。这使得任何与宣传口径不相吻合的言论、文字、图像、画面都难以漏网。三审制使得宣传部和媒体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为训练有素的检察官。 文革和文革以前，控制极严，不可能有出格的书，不可能有出格的报，即便地下刊物也极少。那时的宣传网络真的是重重铁幕。改革开放之后，集权制度逐渐松动，自由空间开始拓展，出格报刊越来越多，审查控制越来越难。为此，在丁关根当中宣部长后，为了强化对传媒的控管，在中宣部内增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1997年前后，中共“十五大”和香港主权回归前夕，中宣部又责令各省市成立“审读小组”。“新闻阅评协调小组”和“审读小组”已经是正式的审查机构，只是“阅评”和“审读”的名称比“检查”和“审查”好听一些，且不挂牌，以便有人问起时，可以抵赖。宣传当局对当地出版物的审读，就由这些审读小组承担。 审读员大多为报业和出版界的离退休人员，宣传当局让这些老战士重返前线，守城把关，首先是因为他们政治上可以信赖。而这些老兵对自己能被返聘，并委以重任，也是不无感激。 今年年初，网上流传一份某审读小组向市委宣传部汇报的审读报告，内容是对一份画报的审读意见，认为该画报：1、重大政治题材报道处理不当；2、重大敏感问题报道主观随意性太强；3、违反新闻宣传管理有关纪律；4、炒作有负面影响的题材，宣传格调低下…… 网上对此评论说：“由一帮（如，报告中居然还称画报报道发放安全套为“格调庸俗”）老审读员，来主宰现代媒体的生杀予夺大权，其后果令人堪忧。很难设想他们能代表先进生产力，能代表先进文化。而一份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杂志，被这帮人施以如此严酷而又荒唐的审读，恐怕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 尽管审读意见并无道理，但还是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该画报就因此而遭到整肃。近几年来，许多报刊、书籍、编辑部、出版社遭到同样命运，都和审读小组的报告有关。 其实审读人员也并非全都如网上对他们的评论：“头脑僵化、趣味陈腐、庸俗无聊”，即便有人如此，也可能是出于无奈。很多审读报告都不愿意具名，可见审读人员的那种迫不得已的心态。当然审读小组中也有开明的专业人员，他们并不打算为宣传殉葬，所以常常网开一面。但是“审读小组”和文革期间的“写作组”一样，名声实在不好，他们迟早会明白，在这个时代还当“思想警察”，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不是值得炫耀的历史。 　 （4）层出不穷的高压政策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中国顺应时代，经济改革，社会转型，逐渐开放，但旧的体制和新的观念时时发生激烈冲突，表现在宣传方面就是言论往往突破禁区，新闻常常违反戒律，因而屡屡遭到打击。打击的方式有给予警告、勒令检讨、禁止发行、扣发奖金、停业整顿、撤换主编等等，最厉害的是一锅端，停刊解散！ 中国的报纸几乎很少有没吃过黄牌、挨过批评的。新闻从业人员做检讨已是小菜一碟，家常便饭。比如《南方周末》就不知道做了多少次检讨。有些媒体的老记、老编，一边在写稿、发稿、一边在准备检讨。某市负责文教宣传的书记，经常看到媒体送来的检讨，批评说：“你们的检讨怎么都是老一套，我背的都背熟了。下次我不看了，但你们该做的检讨还是要做。”媒体所做检讨之多，已无新意，翻来覆去无非那些帽子，那些套语，徒具形式，已使检讨成为儿戏。有家报纸老总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检讨常常做，总唱自我错，说我错就错，不错也是错，到底哪里错，实在没法说。下次说你错，检讨还得做。” 至于出版社，被点名批评、责令检讨、做出处罚包括罢免主编的不知其数，已知的有：改革出版社、电影出版社、海天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大象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群众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南方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海南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等，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 遭到封禁的图书计有：《山坳里的中国》、《历史的潮流》、《中国左祸》、《乌托邦祭》、《雪白血红》、《顾准文集》、《历史的先声》、《官场秘经》、《现代化的陷阱》、《中国的道路》、《古拉格群岛》、《沉沦的圣殿》、《中国底层访谈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邓小平的三上三下》、《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军队》、《有这样一个母亲》、《上海宝贝》等等，实际上也是远远不止这些。 遭到停刊的报纸和刊物计有：《世界经济导报》、《海南纪实》、《书林》、《文汇月刊》、《新观察》、《东方记事》等等。近几年还有《岭南文化时报》（1998、12、30日停刊），《方法》（1999停刊）、《东方》（1999年停刊）。《兰州晚报》2000年11月有篇报道，因批评军内某些问题而被查处，虽然报纸没被停办，但正副总编辑、新闻主管分别被处分和撤职，两名责任编辑被开除。 在互联网方面，因言论“出格”而导致关闭网站、逮捕网主甚至网络作者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事件已经引起广大网民的抗议和国际社会的反感。比如网名叫“不锈钢老鼠”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四年级女大学生刘荻，就曾有被有关部门“关心”过的“荣幸”。 世界上还有哪几个国家在近二十年内封闭了这么多的报刊，查禁了这么多的书籍？还有哪几个国家屏蔽网络信息、在监督网络言论？除中国外可能不多了吧？这和文字狱何异？这是犯罪！我深信，历史一定会给予清算，就像我们至今还在清算清王朝的文字狱一样。 有意思的是中国最著名左派刊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也遭封杀，这真是大水冲到龙王庙，自家不认识自家人。其实这两家刊物不过是左得厉害了一点，结果五十步把一百步给干掉了。 我的文章曾有幸被《中流》批判过。我的文章不到两千字，《中流》批判我的文章长达八千字，多我四倍。如今这本刊物关门大吉，可我并不幸灾乐祸，相反为之可惜。我虽然不同意他们批判我的观点，但我非常尊重批判者的批判权利。如果今后这些被封杀的报刊能够重见天日，得以复刊，我希望第一个复刊的应该是《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因为他们现在是少数，是弱者，是异类。异类也应该有生存权利。 要保卫每一个人说话的权利，哪怕是微弱的话音，甚至是刺耳的话音。今天让你戴上消音的口罩，明天就有可能让他戴上；今天因为你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把你定为妨碍国家安全罪，明天就有可能因为我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把我定为泄漏国家机密罪。 应该把所有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大声地说：不！ 四、毛式的宣传“理论” 　 翻遍毛泽东所有的著作，你会发现，按照理论的严格意义上来衡量，毛泽东在宣传方面是没什么深刻理论可言的，即便有，也很疏浅。他在宣传方面的所有文字，更多的是一些指令、一些原则、一些政策、一些方法。与其说他是一个宣传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宣传策略家。如果将毛泽东的某些宣传方面的文章和讲话勉强称之为理论的话，那么最核心的就是所谓的“党性”原则了。 　 （1）党性原则 　 1942年延安的《解放日报》改版前夕，毛泽东指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同年他还说：“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1957年反右时，他批判右派分子“否定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也再次强调宣传的党性。 党性原则其实就是党派意识。但在中国是绝不承认共产党也有党派意识的，因为中国把党神圣化了、圣洁化的了。党自己也一直在宣传自己是最大公无私的，是最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是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就再也没有本党私利的。这样的说法很有宣传效果，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且不说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损害，就以近年以来在党内揭露出那么多级别之高、数额之大、令人咋舌的贪污腐化分子而言，就已表明共产党也并非神圣得玉洁冰清，一尘不染！目前已经揭露出的贪官污吏仅是冰山一角，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揭露、不能揭露的还不知多少。即便如此，中国已经被国际组织列为贪污大国，在世界各国名列前茅，排在前十名之内。 任何一个政党从来就是部分地“代表”着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最广大”。“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地主利益；“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资本家利益；“代表”了左派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右派利益；“代表”了官僚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就像国家一样，每个国家都是代表自己国家利益，这是国家意识。你说某个国家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不成了卖国贼？可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倒有可能使得国家本身代表着本国的人民利益，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代表了各个阶层利益的各个政党经过公平竞选而执政的民主国家，绝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放眼世界，有哪个独裁国家的政党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过去的前苏联？还是当今的北朝鲜？没一个！难道就中国大不同、独一处？而且一个政党自己说自己“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也有点自说自话，自作多情。试问：谁委托你“代表”了？谁授权你“代表”了？通过什么法律程序确立了这种“代表”地位？是国民公投了？还是议会表决了？政党充其量也只能说自己承认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专制独裁的党，让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吗？还真担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哩！ 党性原则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使宣传符合党的政策，符合党的利益。 　 （2）党的喉舌 　 党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是要使党所控制的所有媒体都要作党的喉舌。 其实党报、党刊、党的媒体本应该作为党的喉舌，这是理所当然，并不奇怪。世界各国任何政党的媒体都如此。传播学家施拉姆说：“政党与其他特殊利益团体并不需要持有公正而严格独立立场的报纸，他们需要的是一些能帮助他们赢取胜利，影响立法与欺蒙老百姓的报纸。” 但问题在于现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党国不分，党政不分。中国没有独立于党之外的国家媒体，更没有独立于党之外的民众媒体，国、民、党三者一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 1998年10月7日，朱鎔基总理前往中央电视台视察，特意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陪同视察的中宣部长丁关根连忙修正朱鎔基的赠言，把“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事后这位宣传部长还辩解，说：“群众喉舌和党的喉舌是一致的。”既然一致，何必更改？ 当今中国没有群众喉舌。1975年4月，辽宁一名普通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以思想获罪，被判死刑，临刑前怕她在刑场呼唤“反动”口号，竟残忍地割断她的喉管。1999年12月，山西岚县裴家村年仅20岁的农民李绿松，因不断上访揭露腐败，被干警严刑拷打，李绿松始终不服，骂声不绝，以致舌头被恶警所切。一个喉管被割，一个舌头被切，这两起令人发指的酷刑，极象征地表明广大被称之为“人民”的人，自己的喉舌已被割切，是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提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他至少还不敢提出一个声音。但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成动的做到这一点。毛泽东提出的“舆论一律”，就是要使全国一个声音：党的声音。 　 （3）舆论一律 　 毛泽东1955年5月24日写作《驳“舆论一律”》一文，他写道：“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可是实际上在人民内部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言论自由，也是要舆论一律的。 文革中毛泽东又提出“无产阶级要在各个领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这是“舆论一律”的发展，是从舆论一律发展为文化专制主义，是走向极端，是走向法西斯。至于为何要舆论一律，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因为我是无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我是革命的，你是反革命的，为了政治需要，为了阶级斗争，所以要剥夺你的发言权，所以要舆论一律。这里是没什么理论的，甚至也没什么道理。剥夺要什么理论？专政要什么道理？要的就只是暴力。 所以毛泽东的《驳“舆论一律”》一文在理论上真的是不值一驳。文革之后，理论界拨乱反正，反思“舆论一律”，也没多在理论上批驳，只是分析它的危害，如钳制舆论，堵塞言路、妨碍创造、扼杀民主，等等。 如今再也无人公开主张这统治了几十年的“金科玉律”——“舆论一律”了。但“舆论一律”与时俱进，摇身一变，变成了“舆论导向”。 以前与“舆论导向”相似的还有一个说法，叫“大造舆论”。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认为安徽搞的不错，便问当时安徽的负责人李德生是怎么搞的，李德生说：“首先是造舆论。”毛泽东大为赞赏，说：“革命不造舆论怎么行？革命就是要造舆论。” 在毛泽东的眼里，舆论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通过宣传人为地“造”出来的。这一个“造”字极为形象和传神。但“造”而且“大造”，总有点草莽气，令人联想起造反，所以才改叫“舆论导向”，听起来文明。其实舆论是“造”出来的，还是“导”出来的，也并无实质区别，都是人为的。旅行有导游，购物有导购，看病有导医，都得有人“导”。连拙劣的喜剧电视片都还有导笑，观众还没笑，画外就先爆发一阵人为的笑声，“导”你笑，其实一点也不好笑。所以舆论也要“导向”，不足为奇。 但凡独裁者都喜欢“舆论一律”，都喜欢“舆论导向”。不论“舆论一律”或“舆论导向”，都是要你听我的，都是要你“向”着我，这才便于统治。 　 （4）新闻无法 　 1956年，李慎之先生鉴于波匈事件的教训，通过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建议“开放新闻自由”。毛泽东说：“他们主张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所谓“上大街”就是毛泽东所反对的“大民主”，他认为那是敌对的，是反党的。所以最早提出开放新闻自由的李慎之便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 中国共产党以前也主张过新闻自由，但那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1999年广东汕头出版社出版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内中收集了上一世纪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的社论和评论。这两家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一些社论和评论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之手。很多社评大致是这样一个主题：“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令人不解的是，这本揭露国民党专制独裁、呼吁新闻自由的书，竟然被禁。但它不是被现在的台湾所禁，而是被现在的中国大陆所禁！这不是国民党写的书，这是共产党写的书；说的不是国民党的话，说的全部是共产党的话，为什么也被“我党”所禁？难道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要听了？ 钟沛璋先生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他最近撰文说到中国的“一个高级权威”曾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这段话也见诸于其他一些回忆文章，也都知道这位“高级权威”就是陈云。 陈云如此坦诚，毫不遮掩出示了底牌。这张底牌表明当初共产党主张新闻自由是策略，是钻空子，是抓辫子，是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一旦自己取得政权，那就另当别论了。以前还有空子可钻，如今已是无“空”可入；以前还有个新闻法，如今新闻无法，“想怎样么控制就怎样控制”。中宣部主管新闻的某个副部长居然在上一世纪的90年代还说：“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 所以说，以前新闻自由是多少的问题，现在新闻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的被禁，怕的就是拿过去说过的话打现在的耳光，要求兑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兑现曾向国民党呼吁过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民主自由的基石，是走向共和的阶梯，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不管对民主的理解有何不同，而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只有专制。前不久，无疆界记者组织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总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改革开放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居然和至今仍然固守极权制度的朝鲜为伍，分别列于第138和139位。这是耻辱还是光荣？ 五、中国媒体的宣传功能 　 在毛式宣传体制的控制下，在毛式宣传理论的禁锢下，中国媒体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只要是为了“政治任务”，为了“革命需要”，为了“党的利益”，什么谎言都敢说，什么消息都敢封锁。 　 （1）编造谎言 　 历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说，太多，诸如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不是真的为了北上抗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底是谁“下山摘桃子”，等等。建国后也是谎言多多。最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刊载的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万6千9百多斤的神话，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4个小孩站在茂密的稻穗上欢呼。图片说明是：“一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结果成了“党有多大胆，报有多大谎。”此事已经成为报业史上经常被列举的新闻谎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当时死也不承认，还拼命说瞎话；都已经民不聊生，面临崩溃，还说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还编了一首曲子，歌词仅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调像争吵，旋律像嚎叫，“就是好，就是好！”翻来覆去，不厌其烦。整个文革十年，全都是这种谎言大合唱！ 即便平常岁月，媒体为了宣传，也固守“正面报道为主”，像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 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骗鬼呀！ 2002年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说：“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的抽查结果，天气预报为收视率的排行榜首位。”因此有人说，因为中国媒体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所以收视率最高。其实天气预报也有假。重庆的夏季是著名的火炉，气温经常高达42度以上，但长期以来，电台、电视台、报纸发布的当日气温总不会超过37度。因为政府曾有规定，超过37度工厂就必须停工，学校必须停课。为了不停工、不停课，重庆媒体在盛夏发布的最高气温永远也不超过37度。前有谎报高产，后有谎报低温，这样的报纸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后来重庆不得不如实预报气温，为此199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还特地发了一篇短评《欣闻报出42度》：“今夏许多重庆人欣慰：‘现在天气预报上讲了真话，天气热得明白，我们心里有底，生活工作都好安排了。’”“欣闻”这样的“新闻”，真的能“欣”得起来吗？连天气预报都敢说谎，还有什么不敢说谎的！ 中国媒体的谎言成灾使得一些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深为内疚和反感，1989年北京风波期间，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中，终于愤怒地打出了“不要逼我们说谎”的大横幅，令全国为之震惊！这条横幅，一是表明中国最最重要的媒体在说谎，而说谎者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句最最诚实的话：“我们说谎！”二是表明说谎者是逼不得已，逼他们说谎的不是个别领导，而是整个集权体制。 1971年9·13林彪坠机身亡之后，在他居处查出林彪手写的一句话：“不说谎办不成大事。”当时像发现什么重大机密一样地揭出示众，当作林彪个人的处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实这是林彪对整个执政党从政经验的总结，和取得政权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样，“不说谎办不成大事”是第四大法宝！ 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如果事事说谎，反倒没什么欺骗性。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说谎，小事、次要的事则可披露一些真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适当披露。以前批评《大公报》，说它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其实共产党的报纸对自己才真正是小骂大帮忙。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媒体是“部分的真实”，但这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中国的新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媒体在说谎，人们在面对媒体时也以谎言相对。媒体制造谎言，也同时制造说谎者。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只要记者问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标准答案，都好像是刚从党校毕业出来的，不但观点一致，就连所用词语也都相同。当然也有说真话的，但这绝对不会让你播出，所以要么不接受采访，要么也跟着说谎。 能把这么一个大国里的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整齐划一，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之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恐惧，只有无所不在的恐惧才有这样的威慑力。中新网2003年1月10日有一消息，说武汉市召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市委书记陈某某事先对江夏区的人大代表提出要求，要大家在开会时都说真话。为保证大家能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他说：“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为什么不敢？也是因为恐惧，只得说假话。连人大代表都如此，何况平头百姓？所以“天下相率为伪”。 正因为“天下相率为伪”，每一个说谎者都会毫不脸红，毫不愧疚，所以当中国卫生部长在为萨斯疫情说谎时，能如此地理直气壮，面不改色，也就不足为奇。尤其他在说谎之前还特别郑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很负责地说。”毛泽东在批判胡风的时候曾说：“他们不但要欺骗别人，他们也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这句话转赠给中国的卫生部长，非常适合。卫生部长如此坚定，确实也被自己的谎言欺骗。 希特勒说，谎言重复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实何用千次，谎言仅需一次的坚定，像中国卫生部长那样的坚定，也会成为“真理”。坚定的说谎者不但会被自己的谎言欺骗，还会使谎言变为更坚定的谎言，变为更坚定的欺骗。 还因为谎言说的都是“官话”，这种“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的政治时髦，久而久之，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一旦“谎言成为准则”，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当所有的人都不以说谎为耻，不为之脸红，以至于说谎成为本性，欺骗成为准则，那么一个毫无诚信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这就太可怕了，到了这种地步，不论再怎么悠久、再怎么辉煌的民族也要毁灭。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它比萨斯可怕多了；萨斯伤害的是肺叶，谎言毒害的是心魂！ 　 （2）封锁消息 　 毛泽东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其中不少都被林彪编为《毛主席语录》，使得当时的几亿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如：“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等等，最煽情的还有一段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以上均见《毛主席语录》）这是公开说的，背地里呢？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了一段以前从没公开发表的话：“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肯定灭亡，应当灭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 毛泽东公开说的和背地说的，哪个是真？这不言而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委婉地对失败了的“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就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1957年党在整风时的笑脸搞“阳谋”和反右时的翻脸不认人，更是公开和背地两套不同话语最无情的体现。 制造谎言和拒绝批评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 　 1、 第一类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　 比如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饿死的以及其他非正常而死的究竟多少人，长期以来是个谜，也是一个密——国家重大机密。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刊载的调查报告，至少有4,040万中国人当时被饿死，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死亡的人数，是上一世纪人类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悲惨事件，官方还没有正式地和如实地公布过，有关它的详情以及相关数字至今还封锁在黑箱之中。 再如1970年1月５日，云南发生里氏7·7级特大地震。震中在通海，灾区遍及峨山、建水等７个县，死亡1万5千余人，受伤２万６千多人，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仅通海一县经济损失即达人民币217亿元。震灾发生后，并未对外公布，更未寻求外界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政府本身财力有限，救灾物资发放很少，只得紧急调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分送灾民，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鼓励自力更生，进行精神抗灾，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死了这么多人的大天灾，居然对外保密，隐瞒了３０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大隐瞒。 近两年由于各地急于脱贫致富，拼命发展经济，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公共卫生以及公民道德，造成各地事故和灾害不断，尤其矿难更是触目惊心。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锁消息。2001年7·17广西南丹的特大矿难，2001年3月6日江西宜春芳林村小学特大爆炸案，2003年3月19辽宁海城数千名学生中毒事件，以及今年萨斯在全国的肆虐，起先无一不是封锁消息，这好像已经成为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本能反应，成了条件反射。 如果有些事故和灾难实在难以隐瞒，便尽量缩小对损失的报道。比如2002年9月14日的南京汤山中毒事件，震惊全国，起初也是封锁消息，限制采访，严禁报道。后来实在难以只手遮天，便下达指令，统一报导，统一口径，尤其是死亡人数，一定要统一说法。最后官方报道的统一说法是：“因抢救无效死亡38人”。其实很多中毒者未及抢救便已死亡，这个数字大大超过抢救无效者，而官方却隐瞒过去，好像只是死了38人。官方用文字游戏来欺瞒天下人，实在恶劣透顶！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故和灾难过后，都迫不及待地召开庆功大会，把丧事当作喜事办，一是表彰英雄模范，二是感谢各级领导，三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于是锣鼓喧天，皆大欢喜，至于教训、责任以及日后的防范就变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故和灾难发生时，中国人民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可悲的是，悲痛并未因此化为力量，而是化为麻木；牺牲也并未因此成为教训，而是成为庆祝。 广西在南丹特大矿难之后，也于2002年月12月30日召开了表彰大会，但是，在记功表彰的一大串名单中，恰恰没有揭开“南丹案”重重黑幕使之真相大白的新闻记者。可见在某些人的眼里，说真话的记者是无功可表的，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讨厌的。 在中国卫生部门隐瞒中国萨斯疫情的紧急关头，北京301医院的老军医蒋彦永对外说出了他所知的疫情真相，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也让现在的党中央对疫情做出了正确判断和决策，因而才有今天与萨斯斗争的初步胜利。蒋医生功莫大矣，嫠不恤纬，大义凛然，被民间赞为民族英雄。其实说真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每个有道德的人应有的行为规范，蒋医生的义举之所以被民间广为传诵，是因为他是在严令绝对保密的巨大压力下说出了真相，因而显得不同凡响。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其义无反顾的气概并不亚于舍生忘死、孤身挡车的英雄。 可是今年5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境内外很多媒体对于蒋彦永先生很关注，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有的称他为英雄。……但是官方没有对蒋先生作出明确评价？您是如何看待蒋先生率先披露疫情的事情？您对他本人有什么评价？”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竟然如此回答：“我知道已经有很多记者在不同场合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蒋彦永教授如此感兴趣。……在这场斗争中，我深深地感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中国有600万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工作人员，蒋彦永先生只是其中之一。” 以不屑一顾的口吻对说真话的人评价如此之低，令人心寒。这只会造成这样一种不安：还有可能说谎，还有可能继续隐瞒真相。为此，网民纷纷抨击高强，其中一个帖子说：“建议高强担任宣传部长。”这是在“非典”时期的一个典型帖子，它说明人们对中国宣传的真实态度。 须知，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一直欺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骗所有的人。毛泽东这句话说得对：“隐瞒是不能持久的。” 　 2、第二类是敏感的社会信息和负面的政治批评 　 为了封锁消息，以致宣传部成了“不宣传部”。某大城市市委宣传部在2002年4月16日至8月22日的129天内有29天给该市各宣传部门以及媒体下达禁令，一天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这个不能登载，那个不能报道，使得媒体的老总高度紧张，生怕触犯禁令。宣传部有时甚至还追加通知，如8月1号、8月16号、8月18号，一天之内竟连发两个通知，确实盯得很紧。 宣传禁令多达60多项，皆为社会敏感信息，从球迷骚乱到明星发型，从学生自杀到民房拆迁，从三元桥银行被抢到汤河口交通事故，从凯迪克大酒店失火到全聚德烤鸭店被告，等等，皆禁止报道。有的禁令还具体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刘晓庆的偷税一案，不要报道学者张五常的活动和观点等等，确实管得很宽。 宣传部的有些通知虽无具体禁令，但有宣传精神，如6月3日，宣传部下达紧急通知，要求：“6月4日所有播出节目要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特别是对广播专题节目、热线谈话节目等要采取严格措施，保证安全。” 又比如6月15日的通知，重申宣传精神：“新闻宣传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讲大局、讲原则、讲纪律。各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宣传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决杜绝一切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诱发不稳定因素的报道。……一定要为十六大的召开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定要牢牢掌握宣传工作的这个政治大方向。”在十六大召开前后，该市的这个政治方向也确实跟得很牢。 对国内的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社会新闻，对国外的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政治批评。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严禁外国报纸进口，干扰境外电台广播。1949年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公民不能收听短波，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公安局证明，各无线电修理店铺也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那时收听短波就是“收听敌台”，有特务之嫌，有判刑之险，也确实有无数的人因“收听敌台”而遭受牢狱之灾，劳改之难。如今看来，太难想象，连听也有罪！ 后来有了电视，开始时国外的电视看不到，香港的电视也不让看，看也有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后是半公开地架设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深圳、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楼台，大都收看香港电视，因为香港电视比较真实和有趣，少有教条和宣传。但每当香港电视荧屏出现所谓的“不良信息”和“敏感画面”时，立即会被删剪和屏蔽，使得民众啧有烦言。后来为平息民怨，一旦出现删剪时，便在电视荧屏上打出一行字，称：“根据上级指示，本地有线电视节目统一由省管理，不便之处，敬希谅解！”这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也说明当地电视台是奉命行事，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后来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信息更加丰富和快捷了，这是上一世纪的伟大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先进，可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却拒绝这样的文化先进，设置一道道防火墙，禁止信息全球共享，禁止信息自由传输，尽管这样有违中国自己签署的一些国际条约和书面承诺，但还是阳奉阴违，照旧封杀西方网站，甚至连Google这样并无政治倾向的查询工具也几次遭到封杀。据说克林顿访华期间，美国官员曾来华检查中国是否封堵外国网站。该官员在上网检查时，站在背后的中国陪同人员立即通知网管部门拆除防火墙，致使美国官员检查不出中国的封堵，并惊喜地表示中国的网络和国外一样的自由开放。如果真有其事，那中国的骗术未免太下作了。但中国的很多事情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力，这类骗术也并非不可能。 封锁消息的直接结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比如林彪出逃事件，中央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一些”，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这最具爆炸性的重大事件，只有道听途说，小道传播，而且越传越离奇，越传越荒唐。有些地方甚至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后面还跟着一群（叶群）人，死了好多……” 封锁消息还有一个更为尴尬的后果，便是政治笑话的蓬勃。在中国凡是稍微有点文化知识的，谁没听过和说过政治笑话？这是客厅里的余兴节目，是饭局上的最后一道菜。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政治笑话里成主角时，那他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只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应承认中国和过去相比确实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尤其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已有很大变化。但千变万变，至今仍有两样丝毫未变，一是宣传，一是军队。尽管经济体制已经日月换新天，但宣传和军队，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党一如既往，仍然控制笔，仍然指挥枪。因为宣传和军队是党的命根子，是最后还牢牢掌握着的两块地盘。十六大之后，新的领导人多次提出要政治文明，要政治改革。而宣传的改革应该是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宣传工作的改革，在毛泽东时期也不是没议论过，没打算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发表过这方面的讲话，毛泽东甚至提出过“宣传要转，必须要转”（吴冷西《忆毛主席》），但都无关宏旨，他们都是在原有框架内改革一点细微末节，比如提出要深入实际、要改变文风等等；所谓的“转”，也只是从1958年的浮夸转向冷静，从吹牛转向承认现实。而宣传是党的喉舌、坚持党性原则等等，始终没变。他们那一代领导人更不可能提出什么新闻自由的主张。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系统，宣传工作的保守、僵化、浮夸、虚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局面，但从长远来看，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中国历经曲折，终于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尤其是加入了WTO，中国的发展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如果宣传工作再延续以往的路线，不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那就是逆潮流而动，将阻碍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也将难以维持中国的稳定。 目前形势逼人，多年形成的宣传模式早已失去公信，名誉扫地，不得人心，难以存活了。虽然1955年毛泽东就发出豪迈的指令：“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 到目前为止新华社也已经在世界10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社、总分社，共有驻外记者、编辑335人。但有没有真正“把地球管起来”了呢？有没有真正跻身于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讯社的行列呢？遗憾的是直到45年之后，才在前年年底第一次和国外的一张大报（法国《费加罗报》）签订供稿协议，地球上的更多的其他的老牌通讯社和资深的报刊仍旧对我们提供的信息不感兴趣，认为中国通讯社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敏感问题的信息还是为了宣传目的，缺乏公信力，不予采用。《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海外订户很少，多为赠阅。在香港发行的大陆背景的四家报纸也是同样命运，报摊在晚上收摊之前如果你买《成报》《明报》或《东方日报》，可以奉送一种或多种大陆背景的报纸，冷落凄惨，令人蹙眉。江泽民在美国接受华莱士采访时说：“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其实不是“翻译机器”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宣传机器出了问题。 在境内，中国是老子天下第一。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2年首届上海传媒高峰论坛上的发表演讲说：“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国出版报纸2100多种，总印数350亿份；期刊8800多种，总印张已超过100亿。”世界报业协会2000年6月9日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报纸的日发行量高达8200万份，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日本为7080万份，印度为5784万份，美国为5518万份。但中国报纸之所以日发行量雄踞世界第一，一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基数大；二是因为多为机关和单位的公费订阅；三是没有外国报纸在国内竞争，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发行量。如果有一两家外国报纸的中文版被允许在中国发行，那中国报纸的发行量肯定一落千丈，甚至会使一大半报纸倒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竞争，胜负自然铁定。这也是目前中国始终不让外国报纸在中国发行的缘故。 近几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幅度加大，更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网民数已经高达7000万，正好和中共党员的人数相同。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已逐渐从传统媒体走向网络媒体，所以即便在国内中国报纸的发行也日趋艰难。去年，全国几十家党报，除了三家的发行量持平或略有上升外，余者全都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非常之大。若不是“红头文件”支撑，如不是党费、公费订阅，情况可能更糟。 为了维持发行量，一些报纸甚至让读者强行订阅。湖北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教师刘飞跃因为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而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多年来我本人一直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2003年又被强迫征订半年，每年的订阅费不是被强迫交纳现金就是被直接从工资中扣除。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