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两个国家的“作家代表大会”，看中国知识分子与东欧知识分子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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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两个国家的“作家代表大会”，看中国知识分子与东欧知识分子的差距！！　
　　发表于 - 2003-05-13 08:13:05 　　　
　　
　　2000年 北京，中国作家代表大会；
　　1967年 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会--
　　沙叶新：为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所作的演讲
　　（沙叶新演讲中提到“作家代表大会”是2000年北京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
　　我认为，这样的所谓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没意思。一是最近几届大会从来不安排代表们的大会发言，只安排代表们听中央首长的大会报告，因此各个代表团之间无从交流，你无法了解其他地区代表团的意见。各个代表团是虽然有小组发言，但没有会议简报，因此各代表团之间也无从了解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情况。没大会发言，没会议简报，这叫什么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会议情况，山东的不知道山西的会议情况，议不起来嘛（笑声、鼓掌）。那各个代表团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会不是一样吗？干吗还要浪费那么多经费跑到北京来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开会，我都说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会开得像没开一样（笑声、鼓掌）。
　　　但不开也不行，作协章程上规定了的呀，几年……大概四年就要开一次吧？开了又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我看每次开会，最紧张的是领导，就怕出事。防范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见，串通一气，形成舆论，或是决定，给上面造成压力，打乱上面的战略部署，无法和上面保持一致，无法维持那“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所谓大会，总是在开幕之前先要召开党员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听说另外一种局面，就是要党员带头各抒己见、言无不尽，或者要党员鼓动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如果有过这样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为了“阳谋”，为了 “钓鱼”，为了打你个“右派”。
　　　你说这样的会又有什么意思？会议、会议，就是要“议”嘛；不“议 ”，光让大家到北京来“会”一下，有什么意思？当然也不能说没“议” ；也“议”了，问题是“议”了什么。按我的理解，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应该议一议在上一届会议之后的几年里全国的创作情况，有什么经验和问题等等，总之主要应该议的是创作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代表大会呢？主要的议题是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或学习文件，谈体会，谈心得，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然后表示决心，坚决贯彻。你这样“议”也行，反正也听惯了，可是你不要议得肉麻呀。怎么个肉麻？听我慢慢说。
　　　先说开幕式我为啥不去呢？说实话，我怕拍照片。这虽然是“无尚的荣光”，可我怕等，怕排队。文联的代表，作协的代表，数千人，排队要一个小时。排好之后又要等一个小时（笑声）。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你最好别动。像我这样多动症的人肯定受不了（笑声）。我怕受这个罪。那不是听不到领导的报告了吗？听开幕式的报告好几次了，不听也罢，我估计不会有什么新意。所以我就没参加开幕式。报告没听，怎么讨论呀？报纸上有呀，绝对是头版头条，不可能登在中缝，连找都不用找，翻也不用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看到。况且我还不一定参加小组讨论。但也不能做得太绝，第三天吧，我就到了小组会上去了。
　　说来真巧，那天下午全国作协的一位领导亲临会场，来听我们上海代表团的讨论，听听大家学习领导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位领导原来在上海工作，是部长。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没听说他整过人，只听说他在当大学党委书记的时候还保护过学生。我对他毫无恶感。大家都叫他某部长。他刚坐下，就有一位作家发言。这个作家曾在这位部长手下工作过。我对他也有好感，我喜欢他的性格，虽接触不多，但印象不错，我们甚至还相约以后一起运动。这个人的小说和文章写得也挺好，很风趣。真的是如此。这位老兄第一个发言，说：“哎呀，部长你来了，看到你，我感到非常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在你在离开市委的那天告别会上的发言。你的讲话，你的作风，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笑声）……”
　　第二点，我讲三个代表。我说我不反对“三个代表”。但我反对把 “三个代表”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笑声）。“三个代表”居然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笑声），到处泛滥，什么都要加上“三个代表 ”。你搞什么一个工作，都是“在三个代表的鼓舞下”（笑声），你反正总可以那样说，这是庸俗化。文革不就是这样吗？全国都讲一个模式的话。干嘛老重复这一套呢？搞宣传的同志有些创意行不行？
　　“三个代表”主要是针对党组织讲的，对党员干部讲的，对党员讲的，是针对党说的。而作协是群众性组织，是文学组织，你把“三个代表” 列入作协章程，那么你怎么能要求金庸这样的作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写武侠小说呢（笑声、鼓掌）？不是荒唐吗？虽然金庸先生也爱国，也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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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启强：光荣的荆棘路——改革家们
　　第四篇: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
　　（赵文中描写了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家们对专制制度勇敢而深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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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在布拉格举行的作家代表大会，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
　　这个代表团加重了这次会议的政治色彩，再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议程。这次大会简直不象文学界的一次盛会，倒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事实上，这次大会的政治影响也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打响战斗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题目。
　　昆德拉明确地针对群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而实际上， "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昆德拉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及反动本质的揭露真是一针见血，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了赫鲁晓夫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有了昆德拉的发言，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一场真正的战斗开始了。他们群情激奋。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
　　因为作者所具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这封信未能在莫斯科宣读。捷克作家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这封信，既表明他们的勇气，也表明这场斗争已经深入到什么地带。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他说："审查制度象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600名无辜的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结果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反专制，要民主；反斯大林主义，要人道精神；反审查制度，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官方代表团长曾经几次上台，耐心地劝说作家们，别脱离马列主义世界观，别偏离党的路线。
　　这种陈词监调当然不可能改变会议的进程。
　　于是，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脱掉外衣，穿着衬衫和背带裤到台上发表了一篇尖锐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
　　这种激动的表演同样未能奏效，反而用他自己的形象将诺沃提尼政权的统治人格化、具象化了--那是一个倒运的、被击败的政客，一个既要反扑，又无力自卫的形象。
　　最后，亨德利赫只能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岁的党员作家卢·瓦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以政治权力为题，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发言。瓦丘利克以一个作家的敏感，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气氛、人际关系、人民的处境、心态都准确地感受到了。他的充满激情的发言既深刻又富有文彩。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地宣称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什么公民了。
　　他说："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公民是倒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准备讨好敌人，说他们是倒在绞刑架上的。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公民会有这样的遭遇。但这已经够了，因为这接着就会使全国陷入恐怖之中，使人们回避政治，要求很低，只关心一些细小的日常琐事，使人们越来越依附那些基层的统治者，形成一种新的和不寻常的农奴制。"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是因为"当权者喜欢那些内心世界和他们相似的人们"。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贴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在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要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瓦丘利克认为失去自由的社会，将是失去创造力的社会：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力的保证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瓦丘利克没有选择恶毒咒骂的字眼，但这篇演说的份量却是显而易见的--深刻，而且有着非常准确的现实针对性。它甚至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反共人士对这个制度的批判份量。
　　然而瓦丘利克不是反共人士，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的代言人。他的力量在于他的背后有整个民族正在悄悄地诉说着同样的话题；他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伪社会主义的批判。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矛盾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瓦丘利克严肃地声明了这一立场：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要说明的是，瓦丘利克的这篇演说未能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出来。它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才与读者见面，并成为这个春天的基本纲领之一。它是"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宣言书，是"人道的社会主义"的雏型。
　　瓦丘利克因为这次大会发言而被开除出党。这个决定是在3个月后召开的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作出的。
　　在这次全会上，气急败坏的诺沃提尼，对"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实行全面反击。
　　这次全会取消了作家杨·普洛哈磁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因为他在作协代表会议上发出警言："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作家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作家昆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捷共中央还决定将作协的《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19名编辑被开除，成立新的编辑部。减少分配给作协印刷厂的纸张。
　　这次反动是全面的，连经济改革也要停下来--限制在报上讨论改革，不准希克教授再召集改革委员会会议、不准他公开讲话。
　　专制又一次占了上风。然而没关系，这些作为日后运动的指导思想已经写在作家大会的决议中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的纲领能自觉地抵制文明进步的非人道方面，抵制它的非人道主义倾向"。
　　这是人民的愿望。既然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那么顺应这股强大意志力的阶层和个人迟早会汇集起巨大的政治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次小小反复，这点儿黎明前的黑暗是短暂的。对捷克人民来说，重要的是作家们完成了经济学家未完成的对旧体制的批判，完成了政治改革的设计。
　　现在--1967年冬天就要降临的捷克斯洛伐克，痛苦有过了，成熟的改革思想有过了，不成功的改革实践有过了，摧毁旧体制的壮举有过了，表达整个民族意志的勇气也有过了；
　　现在，改革派共产党人应该登上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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