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点钟的太阳

　　八九点钟的太阳
　　文：老了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已经好多年了，可我无法象熟悉我的家乡那样熟悉它。我尤其羡慕那些方向感好的人，因为我的大脑里没有方向的概念，我仅仅靠太阳的位置才能辨别东西南北。我很久都没有见过鲜活的太阳，虽然常常能感受到阳光的存在，尤其是在夏天，它那样毒辣的照射着我，可它究竟在哪里，我真的一无所知。城市中的太阳是融化在空气当中的，可城市中的空气却没有太阳的气息。
　　那一年，我回到故乡，那座小城还象从前一样清秀温和。大街上游荡着三五成群的年轻人，留着光头或者长发，胳膊上刺着象征黑社会的图腾。他们看样子不过十四五岁，眼神凶悍、单纯而又迷茫。他们喜欢恶狠狠的盯着每一个路人，得意看着别人从他们身旁低头走过去。在一家小型酒吧，夏国强对我说：这伙孩子，了不得。
　　我干了一杯啤酒，说：了不得。
　　那天我和夏国强喝的烂醉如泥，在一堆破水泥管子上，夏国强问我：还有烟吗？
　　我摸摸口袋：没了，光有火机。
　　这时候一个骑自行车的黑影从我面前掠过。过了一会，夏国强说：你看见她是谁了吗？我摇摇头。
　　张小洁。
　　我高二那年和夏国强分到了一个班，那时候张小洁是我们的音乐委员，其实早在入学军训期间张小洁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个子很高，站在那群穿军装的女生中间象一排邮筒中的垂柳。
　　那时我还不经常逃学，终日象个三好学生那样循规蹈矩。我还没有意识到使我感到窒息的原因是苦行僧似的学习生活。张小洁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同学，而且多才多艺，经常有比我们高一头的男孩子到班里找她，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张小洁优异的学习成绩，令我深深佩服。
　　有一天晚自习，有人找张小洁。张小洁没有出去。
　　窗户外面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张小洁！
　　张小洁纹丝未动。
　　张小洁！
　　张小洁还是纹丝未动，我在这一瞬间甚至想到了邱少云。
　　张小洁！
　　有病吗？说完这句话我后悔已经晚了，一个威猛的男孩闯进了教室。
　　谁说的？
　　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使劲咽了咽唾沫。
　　刚才那句话谁说的？
　　夏国强站起来：这位同学，我们在上自习，请你出去。
　　你是哪根葱，哪头蒜？
　　我是这个班的班长！夏国强说话时跟着又有几名男生从后面站了起来。
　　你等着。那人悻悻的退去，走到教室门口，突然朝门上砸了一拳，玻璃破碎的声音撕破死亡一样的寂静。
　　放学路上，张小洁从后面追上来，说：谢谢你。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张小洁笑了：吓坏了吧？
　　张小洁笑起来真好看，洁白的牙齿泛着玉石一样的光泽。
　　这件事情果然不能善罢甘休，那人约夏国强于周六下午在学校外一处草地决斗，说是双方可带人数不限，在全班同学的一致劝阻下，他仍然坚持要一个人去。
　　那天教室里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对正在换球鞋的夏国强说：我和你一起去。
　　和你没关系。他友善的笑笑。
　　那句话是我说的。
　　我们从教室角落里各捡一根破旧的板凳腿就去了草地，看见七八个年龄明显比我们大的男孩子斜跨在自行车上，嘴里叼着烟，冷冷的盯着我们。
　　就你们俩？有种！
　　他们把自行车撂在草地上，一步步向我们逼来。
　　我操你妈！夏国强挥起板凳腿，砸向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那个人绝没想到我们竟然那么勇猛，而且还敢率先动手，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一下子打翻在地，我迅速骑在那个人的身上用手死死的前者掐着那个人的脖子，任凭冰雹般的拳头打在我身上。
　　我的头都麻木了，只有一个信念坚定的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宁愿被打死，也要把我下面这个人掐死。
　　后来我晕过去了，醒来后看见鼻青脸肿的夏国强坐在我身边，他说你没事吗？我说没事，你呢？他说缝了几针。
　　事后我和夏国强成了最好的朋友，那场架也成了我学生生涯的转折点，在我看来，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从第二天起，我们开始锻炼身体，压腿、打拳、练俯卧撑，我的偶像已经从鲁迅转为李小龙。
　　我还迷恋上武侠小说，幻想着自己就是那一个个笑傲江湖的大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每次看到小说中的柔情部分，我都会抬眼看看张小洁，她正在一本正经的听课，仿佛华山派的某个女弟子。
　　有次夏国强神秘的对我说：你知道接吻是怎么会事吗？
　　就是亲嘴呗！
　　他说：那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还要把舌头伸进对方嘴里。
　　我操！那多恶心。
　　我也是听人说的。
　　夏国强的这一番话令我不可思议了很久，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看过类似动物世界的黄色录象，风靡一时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中开头那一段拥吻就是我目睹过的最暴露镜头，原来其中还有这样的奥妙，真让人跃跃欲试。
　　可我怎样也无法把这种事情联系到张小洁身上，她在我心目中虽然不是那么完美无暇，但我决不容许用这样的动作去玷污她纯洁的形象。她知道打架事件后专门去找我，我开玩笑似的问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男孩围追堵截，她严肃的说：他们找的那个张小洁不是我。
　　这句话的深沉程度似乎跟她的年龄不太相称，我说：那跟他们打架的那俩人也不是我和夏国强。
　　我们都笑了。
　　夏国强在那个春天爱上了一个叫王小静的女生。她在我们邻班上课，肤色微黑，笑起来有两个很深的酒窝，他时常给我讲起关于王小静的鸡毛蒜皮，我问他：你是不是爱上她了？夏国强义正词严的说：谈不上爱，是喜欢。
　　是不是想练习练习？
　　胡说。
　　那阵子我们的学习已经开始糟糕了，有次我的一本武侠小说在上课时被当场没收，那个女数学老师凶狠的象《倚天屠龙记》中的灭绝师太，说如果我不叫家长，就不能来上课。我考虑了半天，接受了她提供的这个如果。
　　很多事情想象和事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样子，包括梦想，它破碎的过程并不象气球那样一下子就化为乌有；准确的说，梦想更象块晶莹的冰，在现实中不知不觉的融化，当你在成长的路上蓦然回首，只见一地泪水。
　　我在学校外面租了一间民房，那是一个不足20平方的小屋子，可那个空间是属于我的，我向往这种自由的感觉。每天都有一窝人到这里找我，他们大多是逃学的孩子，我们打牌、唱歌或者讲黄色笑话，用张小洁后来的一句话来形容：你们都快成神仙了。
　　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具有非凡的赌博天赋，我们玩赌烟卷的游戏，根据扑克的花色点数来比大小，有个家伙输给我一万根“红金”烟，他写的借条我保存了许多年，有时想想那些烟够我抽到八十岁。
　　常到我这里来的还有一个叫刘三的补习生，他自称能讲几千个黄色笑话，而我听到的最有趣的黄色笑话是关于他名字的来历。夏国强说刘三原名叫刘大庆，之所以叫刘三并不指他排行第三，而是因为他每天都要手淫三次，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几年，他因此有个“饭后洗手”的绰号。并且他还是校运会的百米亚军，这一切令人不可思议。
　　夏国强和王小静的进展还算顺利，已经到了没话说就海誓山盟的地步。他们双双到我这里来，眼睛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我真为他们感到欣慰，总是主动把房子让给他们，去河边的草地晒太阳。
　　那时候我常常一个人躺草地上，呆呆的望着湛蓝的天空，幻想着它会颓然而倒。那该是多么壮丽的事情，我充满向往。
　　一次我遇上张小洁，她惊诧的问：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我站起来，故做轻松的说：凉快。
　　你转过去。说着张小洁开始替我拍落后背的草屑。
　　那一刻我们离得那么近，五月的阳光洒落在两个孩子的身上，张小洁的巴掌暖暖的拍打着我，象湖面上一只划动的桨。
　　张小洁问我：你还上学吗？
　　我说：我是一个不适合上学的人。张小洁笑着摇摇头。
　　那你将来干什么？
　　我真的不敢想象自己的将来，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极其遥远渺茫的梦；我更不知道我怎样去回答张小洁才好，我说该学的东西不上学也能学会，不该学的东西上学也学不会，比如生孩子。
　　后来我们坐在绿草如茵的地上整整聊了一个下午，那天是星期六，有许多放学的孩子从我们身边诧异的走过，他们的表情让我感到自豪。我给张小洁背我写的诗，张小洁就笑，那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灿烂的笑容，真的难以用文字去精确的形容。有首诗叫“我的政治课本”，内容好象是：他是我的爸爸，他要我听话，他说他很伟大，他要我怕他… …张小洁的评介是：你如果早生几十年，大概会被枪毙。
　　原来我欣逢盛世，是祖国大花园中鲜艳的花儿，可惜我一直都不知道。
　　小房子里聚集了一堆人，烟雾弥漫的如同抗日时期的前线。
　　刘三被人揍了。夏国强说，是大军那伙人。
　　大军是学校附近很有名气的社会青年，据说有一伙打起架来不要命的兄弟。刘三因为和他手下的一个小子争一名女孩被他们揍了一顿。我们要给他报仇，虽然明知道非常危险。
　　刘三提了一捆啤酒过来，大家各持一瓶，面无表情的喝着。那种啤酒有一种苦艾草的味道，从嘴流到胃，再涌上后脑勺，瞬间就有了头重脚轻的感觉。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一个黑影闪过来。
　　我叫大军，这里有不少人都认识我。大军的嗓门粗粗的，象一个摇滚歌手。
　　屋里的气氛紧张起来，夏国强站起来说：你有事吗？
　　我想认识一下在坐的几位朋友。说完又进来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提了一捆啤酒放在地上。
　　那件事情基本上就这么了结了，其实大军很早就想拉拢我们加入他的团伙，我和夏国强都很清楚这样做的恶劣后果，我们不想和他走的太近，虽然在此事的态度上，我和夏国强也存在一定分歧，我不愿太叛逆，夏国强认为他的老大应该是他自己。
　　总之我们和大军成了朋友，他常常请我们去他家喝酒，每次都做几个比较象样的菜。他还时不时跟我们聊起文学和音乐，倒也有几分投机。刘三已经欣然成为他的小弟，被他呼来唤去。有次酒后大军对我说：我很欣赏你和夏国强，你们和他们不一样，你们是有头脑的人。
　　大军才是真正有头脑的人，传闻他做了许多不法勾当，这种级别的人物每次严打都会抓进去一批，可他始终安然无恙，我不能不感到钦佩。
　　旧日子总能给人一种虚假的幸福，因为有太多平庸、琐碎的事情都被岁月遗忘了。不过恰恰是那些平庸和琐碎才构成了生活的真实。三十岁以后我拥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不再愤世嫉俗，不再年少轻狂；在世人看来，我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可每次在夜深时不经意回首往事，总会有那么多伤感的思绪纷至沓来。
　　有段时间，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每天都到校外的草地上，嘴里叼着一根说不出名字的青草，期盼着另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到来。我知道张小洁每天放学都要从这里路过，背着一只浅蓝色的书包，浅蓝色也因此成为我至今最喜欢的颜色之一。
　　每次从小路远方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我都会想起席慕容的一句诗：当千帆过尽，你翩然来临。张小洁翩然来临了。
　　我跟夏国强学了点吉他，为了让我看起来能具有流浪歌手的气质，我不顾家人反对，蓄了一头长发。张小洁说：你怎么跟刚放出来似的？
　　我说：张小洁，我为你写了首歌。
　　是吗？张小洁眼睛眨啊眨的。
　　那是我写的第一首歌，旋律幼稚，歌词清新，现在说谁写的东西清新和骂他差不多，然而“清新”一词至今仍让我感到有一股春天的草地气息扑面而来。
　　落花缤纷出风景，岁月反复无常；远方鸽哨声声，是少年寂寞时光；美丽的女孩散开了长发，双眸在黄昏闪亮… …
　　张小洁听的很陶醉，她说：写的真好。
　　张小洁又说：你要是在大城市就好了。
　　我说：大城市？那很远吧？
　　张小洁笑了一阵子，又突然严肃起来：你打算就这样混下去吗？
　　我被她问蒙了：别这样说话，跟小学教师似的。
　　她沉默了。
　　我说：其实我父母对我也伤透了心，他们总想让我和别的孩子一样，读书、结婚、生孩子，生活难道只能象数学公式吗？这不是我向往的。
　　那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呢？
　　你这个问题马克思也回答不出来。
　　你为什么天天在这里？
　　我……我的脸红了，我随便……反正也是闲着。
　　张小洁说：你心里有鬼。
　　她竟然说我心里有鬼，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以为是我们两个人都有鬼，谁知她这么快就洞穿了我的心思，令我难以接受，并且我无法判断她心里究竟有没有鬼，天哪。
　　我说：那我就不来了。
　　一群鸽子从张小洁身后飞过，我使劲挤出个笑脸，转身走了。
　　张小洁后来考上南中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再后来又读了研究生，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直到音讯全无。
　　夏国强因为和王小静恋爱的事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他们任凭百般训导，宁死不屈，颇有地下党员被捕后的那股精神。班主任最后通知了家长，王小静的母亲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她文质彬彬的对夏国强的父亲说：你儿子再找我女儿，我就报警。
　　夏国强的父亲气的咳嗽了好几天。
　　晚上，夏国强在我的小屋就着两包榨菜喝了多半捆啤酒，他说他要去砍了王小静的母亲还有班主任，我说：别砍，太疼。他说他决定要和王小静分手，我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姑娘多的是。
　　于是夏国强索性也搬过来，不再去学校上课了。
　　王小静不久便转学，后来据说又退学了。几年后我曾在一家灯光昏暗的歌厅见到过她，浓妆艳抹的与几个黑道人物混在一起，我狠狠的盯着她，她依然若无其事的和那几个人调笑，装作没看见我。就在那一年的秋天，她打电话给夏国强，说她要结婚了。夏国强说：我还得过几年。
　　夏国强的第二个女朋友是在和王小静分手后的第三个月认识的。有个经常逃学找我的孩子叫小九，是来自农村的学生，据说他母亲一怒之下给他生了八个姐姐才把他熬出来，他也挺争气，坚持做了很多年品学兼优的学生，成绩优异的考上了城里的高中，然后疯狂的迷上了城里的电子游戏机，把学费慷慨捐给IT行业的先驱。所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只好在校外闲逛，很多时候到我这里来，一声不吭的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墙角的扫帚发呆。
　　有一次小九领来一个叫孙小玉的女生，是他的同班同学，因为不愿听数学课，想让小九帮她找个地方学英语，小九把她领过来，小九介绍说：他叫孙小玉，他叫王小明。
　　我叫夏国强。
　　孙小玉看着夏国强笑了笑。
　　年少时许多感情都来得那么草率、那么匆忙，一个微笑都足以使人陷入情网，一场雨水就能让我们的心情变的潮湿。夏国强和孙小玉理所当然的一见钟情，为了不让我感到尴尬，孙小玉每次来都带着刘小丽，那帮坏小子们给我们起了个绰号——“四人帮”。
　　我第一次见刘小丽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她梳着一条高高的马尾，鼻子翘翘的，很象一个当时颇有名气的香港影星。我常开玩笑似的问孙小玉如果我追刘小丽有多大戏，孙小玉总是笑而不答。孙小玉过生日那天，夏国强写了个吉他的曲子送给她，叫“小家碧玉”，温婉柔情。傍晚在小房子里吃过生日蛋糕，我对刘小丽说：走，咱出去。
　　刘小丽便跟我出去，我说：我是在为他们制造机会。
　　刘小丽一脸狐疑：是吗？你心里没鬼？
　　我和刘小丽漫无目的散步，穿过一条又一条漆黑的胡同，象一对年轻的情侣。
　　刘小丽问我：你还上学吗？
　　我说：我是一个不适合上学的人。
　　那你将来干什么？
　　我说：该学的东西不上学也能学会，不该学的东西上学也学不会，比如生孩子。
　　刘小丽笑起来真好看，洁白的牙齿泛着玉石一样的光泽。
　　在一条黑胡同里，突然有人走到我们身后，狠狠撞了刘小丽一下。
　　刘小丽尖叫了一声。
　　怎么个意思？我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
　　你们在前面挡路了。
　　他们大约有三四个人，都和我差不多高，说话的声音和语气一听就不是善茬。
　　你们想怎么着？我的小腿微微发抖，浑身的血象千百条虫子一样往头上涌。
　　从第一次打架，我就铭记着“先下手为强”这一重要方针。我飞起一脚，踢中为首那个人的要害，那人捂着肚子蹲下了。第二个扑来的人有些迟疑，被我一拳打在脸上，人仰马翻。场面变的混乱起来，不知是谁拍了我一砖，生疼生疼。我重重的被打倒在地，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没有上来继续打我，而是一溜烟的跑了。
　　刘小丽站在一旁都傻了，在他们快跑远的时候大喊：王宾！
　　有个黑影一楞，象是打了个寒噤，紧接着便头也不回的消失在黑夜之中。
　　刘小丽把我扶起来，眼泪涟涟的问我有事吗，我对视着她，照准那光洁的额头狠狠的吻了一下。
　　王宾是谁？
　　刘小丽始终不肯告诉我王宾究竟是谁，后来夏国强从孙小玉口中得知王宾是刘小丽原来的同桌，据说曾经追过刘小丽很长时间，有一天刘小丽把他写的情书统统交给了教务处，王宾自动退了学。
　　王宾的事让我对刘小丽有了另外一种看法，以至后来刘小丽绝不允许我在她面前提王宾的名字。大军说他能找到王宾，果然三天以后就把王宾叫到了我这里来。
　　那天小屋外面的院子里站满了大军的手下，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饿狼般年轻人聚在一起，场面就象文革时期的批斗大会。王宾和三四个人被围在中间，如同谷堆中的一捆麦秸。
　　我赶到的时候王宾他们已经满脸是血了，那个眉清目秀的男孩眼睛始终望着天空的某一处，昂首挺胸，象一尊革命烈士的雕像。
　　大军说：知道错了吗？
　　知道了，你让他们先走。
　　我一眼就认出了王宾身边的一个胖子，他的右脸高高的肿着，是我那天晚上为数不多的战绩之一。
　　除了王宾外，那几个人已经有开始哭的了。
　　大军皱皱眉头说：让他们走？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人群中忽然窜出一个赤背的小子，照着王宾又是一顿拳脚。
　　大军脸上浮现出于心不忍的神情，说：别打了。
　　赤背的小子迅速撤到了人群中间。大军说：你服吗？
　　王宾面无表情：今天你们人多，我肯定服了。
　　大军“啪啪”几巴掌，声音象爆竹一样清脆响亮，王宾的脸上又多了几个鲜红的掌印。
　　无论怎么说，通过这次事件，我对大军平生了几分感激。夏国强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大军这次帮我对他来说无非是小事一桩，等他需要我们帮他的时候，就不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后来我常在街上遇见王宾，他每次都主动打招呼，脸上却是冷冷的。不久他去参军，在若干年前的一次抗洪抢险中牺牲了。
　　夏国强除了和孙小玉恋爱之外，每天都要练很长时间的吉他。我们深深的迷恋上了摇滚乐，我们发现在自己身上，有那么多摇滚的精神与生俱来。夏国强的嗓子有点所谓的磁性，孙小玉很喜欢听他唱歌，而且每次倾听时都有一种陶醉的神情，很动人。
　　有天小九背一把崭新的红棉吉他来找我们：强哥，我想学吉他。
　　于是他成为夏国强第一个学生，而且天赋相当不错，短时间内就掌握了很多技巧。有时我甚至以为，他不久便会超过夏国强。而且小九看上去那么谦虚，每次请教夏国强都显得毕恭毕敬，好象地方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国家领导人。
　　小九学吉他的真正动机暴露在一个秋天的傍晚，他写了一首歌，叫“美丽的玉”，这首歌我和夏国强都没有听过，是写给孙小玉的。
　　那时候我们连表达感情的方式都那么单纯直接，有时候明知道会给自己造成伤害仍会去孤注一掷。孙小玉把小九追她的事情告诉了夏国强，她说她根本就没想到。
　　我们更没想到。
　　夏国强气愤的说：忘恩负义！
　　别给他计较。
　　夏国强也并没有给小九计较，他从没有当着小九提关于孙小玉的事。小九还象从前一样谦虚的学习着吉他，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和刘小丽进展的基本顺利，她也时常逃学来找我，我们在一起聊过许多幼稚的话题，现在大多记不清了。每天晚自习放学，我都在学校门口等她，然后送她回家。我常常坐在她的自行车后架上，拨弄着她长长的马尾，她用那种洗发水的香味很美妙，我永远都忘不了。有那么几刻，我觉得自己是爱上她了。
　　有时我用开玩笑的口吻问她和王宾的事，她便马上生气不理我。其实她生气的样子也很可爱，恰似一朵不胜娇羞的花儿。
　　每个人记忆的片断都是一部露天电影，无论它的情节多么雷同，在自己看来却那样的的美丽浪漫。我听过一首名叫“青春无悔”的歌，是一个以创作怀旧民谣的音乐人写的，在我看来，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非它莫属。
　　“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
　　在送刘小丽回家的路上我遇见了张小洁，她目不斜视的和我擦肩而过，眼睛里流露着对某种美好事物的向往。
　　夏国强第一次接吻是和王小静，事后刘三问他接吻的感受，他笑着说和吃肉差不多。孙小玉和刘小丽读高三那年冬天，有回我回小屋，看见夏国强和孙小玉正拥在一起接吻。
　　我操，吃肉呢？我关上门，扬长而去。
　　院子外面有个民工正蹲在地上吃饭，我冲他说：伙计，你吃肉吗？
　　那个民工紧张的咽了一口饭：不用，我喝点汤就行了。
　　虽然我和刘小丽早就发展到了“吃肉“的程度，可我总不甘心。有几次我厚着脸皮提出了我的设想，都被她坚定的否决了，令我大失颜面。
　　有回刘小丽说他不喜欢我的这群朋友，包括夏国强在内，尤其是大军。她让我少和他们在一起，我恼羞成怒，说我可以没有女朋友，但是不能没有朋友。
　　我和刘小丽之间的这种分歧明显存在着，她总是劝我重新回到学校，发奋读书；我说：你他妈不也整天逃课吗？然后我们终于发展到见面就吵架的地步，当时我有一个卑劣的想法，就是把该解决的事都解决了就一刀两断，从此分道扬镳。
　　这一险恶用心并未成为事实，最接近的一次是快放寒假的时候，那次我用劲全力将刘小丽剥了个干净，动作笨拙的象剥一个不是十分熟的橙子。准备脱自己衣服突然响起敲门声，我把门开了一条缝。
　　刘三说：打牌吗？
　　我怒不可遏：不打！
　　这一会，刘小丽在被窝里飞速穿好了衣服。惊人的速度让我怀疑她在军队上练习过紧急集合。
　　经过此事后刘小丽不再单独到小屋找我，并且拒绝让我送她回家。
　　整整一个寒假，她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是在春节那天，她说：恭喜恭喜。我想过年有什么好喜的，便说：同喜同喜。
　　刘小丽毕业当年没有考上大学，去了另外一个高中复课，第二年，她收到了来自一所重点大学的通知书，后来传说去了加拿大，嫁给一名美籍华人；也有人说她分到北京的一个机关里，嫁给了一名国家干部，后来辞职经营家快餐店，生意十分兴隆。
　　正月十五元宵节，大军请我和夏国强去他家吃饭，同去的还有刘三、小九等人。那天的菜做的很丰盛，大家都多喝了几杯。
　　大军借酒兴说：我们几个结拜一下吧。
　　刘三说：好啊，军哥就是老大。
　　夏国强笑笑，我没做声。
　　大军瞟了我们一眼，说：我大军在江湖上看重一个义字，在座的几位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年龄上比你们大几岁，什么老大不老大的，在一起好好玩就是了。
　　后面的酒喝起来就显得有些沉重，大军再没提结拜的事，每个人都喝了很多酒。
　　不知是谁说：我们去学校吧？
　　去学校干什么？
　　砸了那个破烂地方！
　　这个建议令人振奋不已，那时候毕竟太年轻，不能找到更科学的发泄方式，总是被酒精冲昏头脑，为所欲为。我们五六个人晃悠着走到学校门口已经快到深夜了，寒假还没开学，校园的铁门紧锁着，大军上去揣了几脚。传达室里吼出一个苍老的声音：干什么？
　　上厕所！不开门我就砸死你！
　　大军的话颇具威胁，一个老头颤巍巍的把锁打开。
　　我们在学校的操场跑啊、喊啊、骂啊，夏国强还扯开嗓子唱着黑豹的“别来纠缠我”，声音慷慨激昂。我们捡了一块块碎砖头砸向教学楼的窗户，直到清脆的警笛声逼来，那时候跑已经来不及了。
　　那天晚上我把砖头掷向一个窗户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曾经就坐在这个窗户的左边，在我前面是张小洁，我们品学兼优班长正是身旁这个比我还`疯狂的夏国强。
　　被抓进派出所的人中没有大军，事后他说他去上厕所拉屎，转眼功夫就不见了我们。我们并没有过多的怀疑他，因为是他交的罚金才把我们保释出来。在派出所里，我们狠狠的挨了一顿打，有一个干警居然是曾经跟着王宾的那个胖子，他装做不认识我们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小九被打的叫爹喊娘，夏国强用身体护着他，对那伙警察说：别打他，他有心脏病。
　　在那里熬的一天一夜是那么漫长，我真切的体验到了“红岩”中那些英雄的不易。小九哭着对我说：我对不住强哥，对不住他。
　　怎么对不住他呢？我问。
　　我不会再追孙小玉了。
　　我说：夏国强是不会在意的。
　　小九抽噎着说：我出去后一定好好学习，不混了，不混了。
　　那一刻，他是真心的。
　　第二天，大军把我们保释出来，给我们设宴压惊。那是一顿很沉默的饭，饭后我们各自回去，我让小九跟我去住，他坚持要骑自行车回家，在路上，被一辆客货两用车撞飞了。
　　我和夏国强又被叫进了派出所，这次他们很客气的调查小九出事前的详细情况，我们如实回答，心情沉重如铁。　
　　小九的父母和八个姐姐把他的尸体拉回家，偷偷的埋了。现在我每次回家乡都路过那片麦田，能依稀看到一个小小的土包，是小九的坟，上面开满白色的野花。
　　孙小玉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就和夏国强结了婚，婚礼举办的非常热闹。大军没有参加，他那时正被通缉，据说逃到了西北的一座城市，下落不明。
　　我也离开了小城，我的故乡，混迹于人群之中，渐渐地衣冠楚楚，谈吐风雅。“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能装的象个人 ”，这是一位诗人说的，我不敢忘。
　　写到这里我已经充分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我不能肯定这些事情是否真实的发生过，可能它更多的来自我潜意识中的幻觉或者意愿。青春就象一场梦，醒来的时候有点暗自庆幸、有点怅然若失。
　　那座小城还象从前一样清秀温和。大街上游荡着三五成群的年轻人，留着光头或者长发，胳膊上刺着象征黑社会的图腾。他们看样子不过十四五岁，眼神凶悍、单纯而又迷茫。他们喜欢恶恨恨的盯着每一个路人，得意看着别人从他们身旁低头走过去。在一家小型酒吧，夏国强对我说：这伙孩子，了不得。
　　我干了一杯啤酒，说：了不得。
　　那天我和夏国强喝的烂醉如泥，在一堆破水泥管子上，夏国强问我：还有烟吗？
　　我摸摸口袋：没了，光有火机。
　　这时候一个骑自行车的黑影从我面前掠过。过了一会，夏国强说：你看见她是谁了吗？我摇摇头。
　　张小洁。
　　我问：张小洁是谁？
　　夏国强说：她是我们班主任啊，当时学校最年轻的语文教师。
　　我又问：你老婆还好吧？
　　我老婆？
　　就是孙小玉啊。
　　你喝大了吧，我和孙小玉谈了一年就分手了。我跟谁结婚去？
　　那她？
　　她嫁给大军了，就是那个学美术的小男生。
　　我们整整聊了一个晚上，天终于亮了，马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上班的人们，一轮火红的太阳从远处渐渐升起来，朝气蓬勃，光芒四射。象红旗下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