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峻：霍乱时期的爱情

　　很好，人们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才5个月，从佛山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冠状病毒，已经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不像战争或暴动，而是像一场持续不退的薄雾，悄悄地渗透了我们脆弱的神经，每一天，人们不安地，要不就是兴奋地生活在其中。有人在死去，但更多的还在生活，他们做爱、做饭、修理自行车、写工作报告，顺便谈论小道消息，慢慢地，一切都受到了感染，和病毒有关的一切都变成了习惯。那些从不哭泣的人仍然没有学会哭泣，但甚至他们，也感觉到了一种必需做点什么的不安。那些原本希望减少恐慌和经济损失的人，用落后于时代的愚蠢而暴力的方法去和病毒对抗，最后成了罪人。那些精力过剩的人，为自己掌握和扩散了新的小道消息而骄傲，为好看的口罩而激动，为自己突然爆发的恐惧而津津乐道。那些一说话就哼哼的人，找到了话题，就像老舍笔下的相册一样，在没话可说的时候我们不说今天的天气哈哈哈，我们说非典。
　　广东人买水，北京人买中药，香港人设计口罩，武汉人也赶时髦熏白醋，4月21日，心怀侥幸、摩拳擦掌等待病毒入侵的兰州人也终于进入了实战。而我认识的一位美女，已经因为中药而伤了胃和肾，眼泪哗哗地流。可怜的人，我们都知道，手机短信和报纸上公布的那些药方，最多只能预防感冒。
　　这时候我在看马尔克斯58岁时写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
　　“公众生活的问题是要学会控制恐惧情绪，夫妻生活的问题是要学会控制厌恶情绪。”他通过女主人公的口，这样说。这样我又可以引用另一位老头的话了，他叫塞斯，有名的心灵导师，他在《论流行病和战争》里写到：“绝望比蚊虫或任一种疾病的外在病毒动作更快。”我们其实很明白，这些天以来，被日常生活麻木的身体得到了驱动，这是一种收获。但很快，一种盲目的生活转换成另一种盲目的生活，从前我们盲目地以为自己是安全的，现在我们盲目地以为自己是不安全的。每一个人都在动，要么动手，要么动嘴，即使滔滔不绝地谈论，也可以证实自己的存在。
　　是的，恐慌比病毒传播得更快。轻度的、失去了组织和信任的恐慌、从根源上讲是因为对自身存在毫无认识而滋生的恐慌，比病毒更有效地控制了人们。从美国人安全感的丧失，到中国人对病毒的盲动，一种深深的虚无，从东到西，并无例外。除了已经被安排好的生活，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追求、改善？几个月以前还容光焕发的城市，在几天之内就憔悴得如同真的生了病——这时候你听得到塞斯的其他说法：“流行病达到了好几种目的——警告说某种情况将不被容忍。有一种生物性的愤激将会继续被表现出来，直到情况被改变为止。”全世界都找到了责骂的目标，中国人用他们习惯了的方法，自己照顾着自己。除了相互传递“来自内部”的消息，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政治。生物性的本能，和集体无意识一样，对生活的内容、社会的运行、政治的未来都提出了挑战。别担心，这样的恐慌一定会是有价值的……
　　“如果生命不值得活下去，没有一个‘族类’会有理由继续生存下去。”塞斯继续说。而我们都知道，脆弱的生命，或者沉闷太久的社会，都有理由从压抑中解脱出来。
　　这不过是几个月。如果它像医学落后、政局混乱的时代一样，在臭水沟密布的欧洲或者饥饿的亚洲持续两年，甚至10年，50年那么长，并且像恐怖电影里那样进化成一种以取代人类为意志的超级病毒——那么我们又会怎样？黎巴嫩和巴格达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也得怎样生活。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是的，延绵不断的战争和霍乱，早于主人公的出生，直到他们生命尽头也没有结束的迹象。死亡随时发生，森林被轮船的发动机吞噬，海牛绝迹，只有情欲和爱情还在持续。在弗洛伦蒂诺73岁的时候，经过了51年9个月零4天的等待，他终于再度对费尔明娜说出了爱字。
　　这不是一本关于霍乱的小说。而是关于爱和生活。
　　关于霍乱，我可以提供的惟一话题就是，那个叫“霍乱”的兰州朋克乐队早已解散。他们曾经饱受攻击，因为他们“讨厌所有穿制服的人”，而且音乐混乱，甚至错乱。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但并非像疾病那样属于虚无主义的范畴。在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大停电中，有人统计了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人们自发地团结起来，互助，付出关怀和信任，以此对抗停电的暴力，和混乱、邪恶的虚无主义行为。在疾病流行的时期，虚无是最可怕的敌人，但有组织的谎言和暴力则更可怕，因此生活在自己灰头土脸的身体里萌发出不屈服的爱，也产生了朋克，还有以通风报信这种方式出现的自发的行动。马尔克斯在诺贝尔受奖演说里说：“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答是生活下去。”这时候（1982年，54岁）他还没有写《霍乱时期的爱情》，但我知道他心里充满希望。
　　年轻的朋克，年迈的爱人，这都是希望。
　　马尔克斯曾经用《百年孤独》里无尽的姑妈和姨妈弄得我头晕目眩，但这次他现实主义得一塌糊涂。弗洛伦蒂诺爱上了费尔明娜，后者甚至也答应要和他结婚；但是当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费尔明娜突然发现这种爱情不过是幻影；于是结束了，她嫁给了一个不需要爱情的有名望的医生，并和他牢固地、相互依靠着生活到老；医生死了，终生未娶的弗洛伦蒂诺发出了爱情的邀请；不，他不再是那个急噪的、哭泣的瘦弱男孩，他的记事本上记载了600多次风流韵事——情欲让这个需要爱的人温暖，并保持了生命力——而且他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了航运公司的董事长；他每天写一封信，讨论老年、生活和其他的思考，像“受到天启”一样智慧；费尔明娜第一次爱上了他，这个依然坚持着性生活的平静、顽强的老头；他们一同乘船出游，在马格达莱纳河“直到永远都可以航行的河水”上，在经过了53年7个月零11天以后，弗洛伦蒂诺“对此早已胸有成竹。‘一生一世’。他说。”
　　这就是小说的结尾。
　　“不是死亡而是生活才是永无止境的。”在倒数第4段，有这样的句子。这样的话我上初中就已经会说了。但那时侯我无法忍受一本长达375页、一直在叙述琐事和风俗、语调平静到枯燥的小说。现在不同了，我仍然不认为马尔克斯是个多么优秀的作家，但我深深为他而感动。并且，是为这平静、枯燥的生活所蕴藏着的生命力感动。SARS不是霍乱，北京不是拉丁美洲，但我们知道如果活在那样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也一样会跳舞、恋爱，并发明飞机。某些地区的中国人曾经有这样的习惯——在家人生病的时候，把中药的药渣子倒在门口让行人带走疾病。甚至这也可以被原谅。中国的媒体人为了饭碗，曾经公开造谣。甚至这也可以被原谅。一家制药公司暗示自己的产品可以防治非典，导致疯狂的抢购。甚至这也可以被原谅。“在这个世界上，爱比任何事情都困难。”马尔克斯说。但爱发生着。
　　霍乱流行的时代，生活仿佛被photoshop蒙上了10%的不透明度，非典时期，则好象降低了5%的对比度。可如果没有疾病流行，生活难道就是真实的吗？4月21日，胡旭冬写了一首诗，《爱在瘟疫蔓延时》——这个题目来自盗版DVD，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港台译法——“我跑步，是要从瘟疫里/跑出一条通向大海的路”。跑起来吧，大海遥不可及，不要等到下一次真正的瘟疫，为了不生活在恐慌中，我们还是早一点跑起来吧。
　　
　　（《经济观察报》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