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和自负的道德

　　自由与强制
　　休谟说，最伟大的政治之善，亦即和平，自由和正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否定性的。也就是说政治的功能是建立在“善”的对立面，也就是在恶的基础上。从这个基础上制定出防止“恶”的保护措施，也就是说，政治的人都是坏蛋。
　　也许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个热门话题，正如“后现代”之于现代中国。其实国家的内部的矛盾的严重程度要远远的超过国际社会和中国的矛盾。我们的政治还是继承着几千年来的神圣光环。毕竟现代语境中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传说中那个房舍俨然，人人自乐而悠闲的农业中国。有趣的是有着同样祖先的人种却在海峡的另一岸实现了现代民主政治，所以说这里并不存在太多的传统的因素，而是缺少对旧体制的修复和新生力量的及时补充。也许之前的人们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即使学术范畴内的“民主”观念也是中国式的。例如在我们的官方知识分子编写的课本中，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政治是真正的民主政治，由一党执政多党监督的民主政治，而美国的政治是“虚假”的民主，只不过是一个毛驴大象玩跷跷板的大笑话。其实那张漫画只不过是美国政治活动中极其普通的一个分子，正如今天的台湾有演员扮演陈水扁大总统出丑。如果我们也有大胆的幽默感，我们也完全可以画一幅更讽刺的漫画，例如画一群蚂蚁监督一只大狮子。这种监督更是玩笑。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对立，而不是看到驴象之争，看到《竞选州长》便沾沾自喜，其实最操蛋的民主社会中的人民也比最高尚的集权社会中的人民活得好。
　　在影片《全金属外壳》中，年轻的美国兵在越南遭遇了各种尴尬（酷似他们今天在伊拉克的遭遇），他们想把自由带给越南，但是越南人民只想能活着有口饭吃，那样就足够了，并不需要什么民主和自由，他们能活着就是一种自由。当时的情况是那样的，严酷的政治封锁已经使得人们习惯了被压制。事实上人们尝到自由的甜头后观念会改变的。南斯拉夫和阿富汗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向了正常，阿富汗有了自己的电影《阿公带我回家》，有了电视台，在塔利班时期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们的一些习俗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另一种自由，也就是美国式的自由，是以强制为基础的，不过这种强制被减少到阻止个人或者群体以专断方式强制其他人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外，一切都是自由的。而东方式的“自由”更趋向于一种政治暧昧性，也就是说看起来是没有强制的。相对于这种民间的无强制的官方便是一种权力的泛滥，也包括父权族权神权等。《水浒传》中出现的李逵断案那样的闹剧便是这种政治模式下的典型案例，近年来的孙志刚案也是如此。权力的无限膨胀的后果只会是民众受苦。也许有的人认为台湾的政治是个闹剧（朱镕基总理也这么说过），事实上，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台湾政治表象确实闹得挺欢。立委李敖和台国防部长李杰斗嘴，前些日子又在会场戴着电影《V怪客》中的面具放催泪瓦斯，陈水扁的女婿被查出有经济问题，然后老婆又被人爆料，施明德率领百万民众倒扁，他的前妻出来揭施明德的丑……表面上看，这些事情实在让台湾政府抬不起头来，但是正是这种闹剧，使得人民真正受益。海峡的这一岸的人也许还在沾沾自喜自己的领导人无比清廉。在民主社会中，官员在无孔不入的德法制监督和民众监督下权力被压缩到最小，或者说限制到一个职业的层面。而在大陆，人们自古以来都是盼望能有个好皇帝，如果碰上了狗皇帝便盼望能有个好官，事实上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前总理朱镕基说要用贪官的人头填满中国的财政亏空棺材，实际上这是永远填不满的，他的措施是减少贪官而不是减少贪污。的确，在我们国家确实有些好官，例如焦裕禄，孔繁森，都是菩萨一般的人物。这种造神运动只不过是一种巩固政权的贴金，从长远处看有百害而无一益。前几年的吕日周改革也是失败的，即使媒体对他表示了关注，这种关注与民主无关，又变成了变相的贴金。在台湾，连口碑最佳的小马哥马英九最近都被查出了发票问题，难道咱们这边的官员真的是特殊材料制造的？
　　
　　开放与道德
　　一切社会进步都是由坏人推动的，一切社会停滞或者退步都是由好人造成的。结合文章的前一部分，要知道，此时的知讯已经无孔不入，单纯的切断消息传播途径并不能阻止新的政治观念，思潮或者文化的传播，更多的传播途径是正式的。例如书籍，电影，唱片。此时的人们可以很容易的买到《致命的自负》，《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异端的权利》等书籍，也可以很容易买到《1984》，《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的盗版DVD，很容易买到绿日乐队的《美国白痴》……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带动政治和文化的改革。有了这种国家间（或干脆说两种文化）的观念的相互融合，开放是早晚的事。实际上在相对保守的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向往和颠覆过去的野心。欧美毛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以录像带的形式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广泛偷偷传播，今天这种传播已经成为几乎公开的事实。
　　控制人的欲望和野心不向无限处发展的唯一途径便是法律。法律条目的确定是建立在人行的恶处的基础上的，甚至法律要靠新生的犯罪行为或者犯罪形式来完备。所以，我们的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和消除犯罪，而仅仅是能够把将来要犯的罪的几率减少到最小，并为新的犯罪为基准点使与之同样的犯罪成为一种违法行为。
　　与之相对的是所谓的良民，有着强烈道德观点和所谓的良心的人。这种人也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者。道德观念是没有明确的标准的（正如中国的法律不健全，或者有法不依），所以很容易造假（事实上人民也一直期待如此）和打着道德的金字招牌做一些与法律相悖的事。这一群人包括处于高职的官方知识分子，媒体人员，或者企业家等等。当然，这些人也并不在我讨论的人之列，我说的是真正的道德者。这种好人看起来特别有原则，实际上是最没有原则的一群人。例如李银河老师在媒体上为同性恋或者虐恋辩护，她仅仅说这些行为并不危害社会，所以没必要把之定位为不道德甚至违法，她并不是提倡这些非常态的性行为。无数人出来质问李银河，说她支持这些行为，甚至让李老师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言论。其实“辩护”和“支持”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前者针对的是既成的事实，后者针对的是将来的未知。李银河老师的观点在这个伪道德的过渡确实有些时髦，她还受到西方民主社会中的自有知识分子福柯，加缪等人的影响，其实他们在西方也没有完全被接受。但是李银河有自己的原则。保守主义者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原则，缺乏对与自己不同道德观念的人的宽容，更缺乏同异己者建立一种双方互相遵守的秩序（或法律）的意念。这样的后果便是制造了无休止的仇恨和歧视。虽然房龙的《宽容》出版将近一个世纪，而且不断重印，事实上能读懂序言中那则故事的人没有多少。
　　说到李银河老师我想到了王小波。王小波的文章同样曾引起过一大堆人的讨伐，尤其是在文学圈这个伪道德和伪崇高浓度极高的地方。事实上，如果没有王小波，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会黯淡许多。他文章中的性爱描写纯洁到几乎经过过滤，而且他的目的也是对人性的肯定和对秩序的反叛，更多了一些狂欢的色彩。国外的很多文艺作品都有狂欢的主题，例如拉伯雷的《巨人传》，巴赫金对此有精辟的叙述，帕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夜》也对这种开放思想进行了自己独特的解释。也许在中国讨论狂欢还为时过早，古时中国人民的聚会都是在菜市口看杀头，这种意识是对秩序的肯定和对权力的崇拜。当代的一些模仿性质的所谓的狂欢，例如山东省青岛市的啤酒节也说要全民狂欢，但是高价的门票使人无论如何都狂欢不起来。在笔者看来，狂欢是一种法律范围内的活动，通过戏谑国王，嘲弄权威，颠覆荣辱等达到目的。也许这在西方没什么好谈的，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中国离狂欢还有一定的距离。
　　《东宫西宫》算是一部大胆的电影，影片中的警察小史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或者秩序的象征，同性恋者阿兰最后还是把他的观念给颠覆了，即使这个过程困难重重，处处被动，但最后的胜利的还是人性。这种结果本身也是对当时法律的一种侵犯，或者说破坏。戴思杰新拍的《植物园》通过女同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片中的女孩子都成了法律进步的牺牲品。
　　
　　民主与极权
　　当然，并不是说仅仅是对“异端”的权利的关注才是一种体现民主的行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这样一种情形，犯人在监狱里要进行一定的体力工作，如果他们的工作环境恶劣，例如与汞打交道，科学界会非常关注，其热心程度远远超过对普通的与汞打交道的工人。影片《昨天》说的是吸毒的演员，《霸王别姬》中说的是同性恋的戏子，等等。很多影片都是选取了不平常人的平常生活片断或者平常人的不平常生活片段，像小津安二郎那样一辈子安静的拍日本平民生活的导演不多见。从另一方面考虑，关注这些“另类”人或者事件的人也是处于劣势的，起码在数量上是如此。要使社会环境更开放，更宽容，需要少数“另类人”来打破和重建一些陈腐和停滞不前的东西，当然，主要还是政治上的。也就是说突破极权可能是少数精英来做的事，而民众起的作用是对新构建的社会形式进行监督和补充。当然，不能排除另外一种情况，由民众自发的突破极权（这种自发是消极的，不同于前面所说的积极的颠覆），从面上突破，这种情况产生的基础是民众的物质和知讯都主动或被动的与外界进行了真正的交流，从而迫使权力所有者对自身和对体制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进。事实上这种方式也是要付出代价最小的，采取其它的方式可能造成流血事件或用另一种极权取代这种极权。
　　鸡窝里掏不出凤凰蛋。不管怎么说，“点”上的进步不是目的，重要的是“面”上的进步。虽然从上世纪初便有知识分子提出了“德先生”和“塞先生”，那时胡适，蔡元培等人也提出了一些开放和宽容的观点，但是政治的压力还是让这些观点仅仅停留在书本或者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中国中央电视台前些日子竟然又回顾西哈努克亲王来中国参观访问，以亲切又怀旧的态度。笔者不知道是因为这些节目制作者愚蠢还是迫于某些压力。当年西哈努克去四川的时候，当地的官员看到那里的房屋又低又破，怕因之影响国家形象。于是他们雇佣建筑工沿街建了无数只有临街一面或者三面的房子，也就是说建了一些墙，而且还要求质量要过关，不能没参观完就倒了。前些年北京申奥的时候，为了给奥委会的官员一个绿色北京的形象，但那时是初春，北京一片枯黄，有关单位用绿色颜料把枯草喷成了绿色，有的干脆用麦苗代替草皮。笔者小学的时候，省市领导到学校视察，我们都要从家里每人带一盆花。有一个同学家没有花，他便从笔者家里取了一个破花盆，从路边挖了一盆野菊花代替。那时候笔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有次被选上与省领导座谈。座谈之前教导主任把可能遇到的所有提问的标准答案都告诉我，并恐吓我说如果说错了就开除我……
　　如此现象说明公众的个人权力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所有权，属于政治的，而不是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该被归因于“占有”和“操控”，而应该是调度，协商。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反叛和自我的否定，而不是进行某种或者某些类型的交易。事实上，反叛也不是绝对的，而永远是相对的，或者说是一种妥协。正如解决政治问题最好的方法也是妥协，说到底，还是一份宽容。
　　魏晓波
　　2006-11-29于株洲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