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阳光下的舞者》

　　春雪的话
　　那时候我不愿意呆在家里。妈和姥姥有吵不完的架。我那时很想对她们说为什么不把架一次吵完，哪怕吵个天翻地覆，可我不敢。我只能出去。说实在的开始我并不喜欢太生他们。可是我自己呆着又没什么意思，只有和他们玩。我给他们跳舞看，我还跳过脱衣舞呢。呵呵，那时候我是不是像个小骚货。
　　妈总是起的很早。她先梳她的头，然后编好她的两条大辫子，又黑又粗。我的发质不如她。现在我的头发虽然经常保养，可是还是很脆，可能又是染又是烫把头发毁了。然后她给我梳头，我那时短发，但可以盖过耳朵。我不像村子里的其他小女孩用橡皮筋扎两个小辫子。我记得没钱买橡皮筋的小女孩都把自行车内胎当宝贝，尤其是红色的，那时候黑的的居多。一条自行车内胎可以剪出无数条橡皮筋，也许够一个人扎一辈子，直到头发全白了，全掉光了。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部挺老的电影叫做《城南旧事》，我想我小时候的发型就是那个样子的。看那电影的时候我哭了又哭，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样子就应该是那样子的，可是谁知道？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假如有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多好啊。十岁之前我长什么样子？抄家时我家的所有照片都被烧了。
　　
　　叙述者的话
　　我真想看看六七岁时的春雪是什么样子。可是历史如此无情的让记忆消失。很多照片都没有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样子。周太生总是对我说那时候小雪是那么单纯，那么精致，可是我让她说李春雪那时候到底长什么样子或者长的像谁他说不出来。他的记忆也是模糊的，像虚构的童话一样模糊，让你不忍心把对准那个时代的相机调好焦距。
　　那时候人们有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表情，甚至连数以亿计的领袖的肖像也是一模一样，永远是那张有苦涩而麻木的笑容的脸，一张标准的中国脸。
　　在新世纪的一个夏天，我翻开一本画册，里面有陈丹青画的一幅主席像。主席像孩子一样有着调皮的笑，笑的那么市侩，足以让人忘记他统治下的那个疯癫的时代。
　　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曾告诫过自己少谈政治。可是，当我写到那个年代，如果不谈一点政治背景，我觉得我愧对历史。因为如果不是那样的历史背景，小说中的人物的命运会是另一种样子。可是，这确实是一部言情小说，言的是人之常情或者人之不常情。我并不是某个党派或者集团的拥护者，小说中涉及政治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政治对环境和个人命运的影响，主要是后者，归根结底还是个人。
　　那么在这篇小说中，一切词句都是为了说李春雪和周太生。
　　
　　太生的话
　　后来，小学随他妈嫁到了李家林子村。第二年我们都上了学。李家林子村和周庄相隔不到二里。那一年学生特别多，小学是大革命后第一年招生。许多在大革命中没有上学的都从那一年开始读小学。那一年我八岁。我们班年龄最大的一个有十八岁，是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我看见他很害怕。这么一些学生分成了三个班，每个班六十多人。本来不该每个班有这么多人的，但是老师实在稀缺，只能这样凑合。
　　我和小雪分在一个班。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我们谁也不理谁。可能是因为大半年没见面，两个人有些生疏。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和她竟几乎没说过什么话，没什么接触，但我还是会偶尔看她一眼。她的衣服也就是那么几件，但是穿在她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干净和美丽。虽然那时候男女生之间的界限划得比较清，但还是会有些摩擦。此时有的女孩子便学着大人的样子大吵大闹。你该知道，北方的一些女孩子的嗓门都大的惊人，可能有人会将此美名曰“豪爽”或者“纯朴”，但我认为，这样的女人没有任何美感。小学总是静静的看书。有一次她抬起了头，看见我正在看她，她朝我笑了笑。我在急忙低头的同时激动得几乎吓了一跳。
　　我那个时候是个土气邋遢的小男孩，身上的衣服没有一刻是干净的。上课的时候装作听课，下课的时候便发疯的玩。玩四角，这种游戏在全国各地都盛行过，这种东西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谓，就是用两张纸折成那么一个方形的东西，放在地上打着玩。还有种游戏叫做打敌人，这种游戏大约需要五六个人一起玩。两边站了人，有一个或者几个在他们中间，然后拿沙包打中间的人。如果接住沙包，那叫一个“包儿”，可以加分，如果被打中了就要下去，换别人，两边站着的人便可以有一个上场。还有种游戏是滚玻璃球，有几种玩法。有的规则相当细致，我现在都记不清了。那时候玻璃球挺贵的，我们买不起。我玩的技术也不行，好不容易搞到几个，一会儿就输光了。看着有的孩子有专门盛玻璃球的布袋，里面装着沉甸甸的玻璃球，我有说不出的羡慕。终于有一天，我偷偷进了二姑的卧室，打开她的抽屉，取出她的跳棋，偷了十几个，然后在一个下午完全输光。二姑那时候也就是十八九岁，气得嚎啕大哭，不用说也知道能干这样的事的人不会是别人，只会是我。二姑和奶奶还有我的家人都告了密，我挨了一巴掌。我想，二姑会一气之下把剩下的玻璃球全给我，反正她的跳棋也没办法玩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打开那个抽屉，跳棋没有了。至今我也不知道二姑怎么处理了那些跳棋。二姑如今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和我关系很好。她肯定还记得跳棋的事。
　　我儿子整天呆在家里，哪里都不去，什么也不会玩。也许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娱乐方式。我没权劝他做我认为有意义的事，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即使我很担忧也挺伤心。
　　
　　春雪的话
　　我妈是被我姥姥卖了。
　　大革命的时候，村子里贴满了标语。写标语的纸有白的，有红的，有绿的，都是那种挺薄的纸。我那时候小，不知道谁写了这么多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贴在我姥姥家墙上。大字报下面有这么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我不知道这样粗俗的话是不是真的出自于毛主席之口。其实那时候村里人背的毛主席语录很多都是自己瞎编的，识字的人不多。那时候如果不背毛主席语录不但非常不与时俱进，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反动的罪名。那时候人们一张口就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后半句就是地方特产话了，如“鸡在谁家下了蛋，蛋就是谁家的！”
　　我姥姥随手撕了一块大字报擦鼻涕。她不认识字，他把大字报上的“要是不革命就”这几个字撕去了。大字报的最后一行变成了“毛主席滚你妈的蛋”。于是我姥姥差点变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多亏李家林子村的李前进说了情。
　　李前进，也就是我的后爸。现在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我妈死后我一直没听说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想，如果现在让我见了他，我会毫不犹豫地砍了他，即使他已经老成一堆枯骨头。
　　他凭什么给我姥姥说情？还不是因为我爸那时还是县里的官。我爸不太方便直接管姥姥的事。因为在那样一个人人像饿狼一样争进步争革命的时代，我爸如果给姥姥说请很容易被那些人抓住把柄。实际上我姥姥的释放我爸也出了力。这些事情都是在私下里做的。我妈后来告诉我，爸给了周庄的党委书记一块金表。可是，我姥姥对我爸恨之入骨。她根本不懂这里面的复杂关系和那时候人们的阴暗心理。她坚信女婿六亲不认，而认为是李家林子村的李前进救了她一命。
　　我爸被劳改后，我妈和他离婚后，我妈到乡下后，大革命结束后，李前进便来到我姥姥家，看到了我妈。
　　其实我和我妈的命一样。
　　我妈那时候长的很漂亮。我说过她的大辫子是吧。其实她身上长得好看的地方不止大辫子。生了我之后，她胖了。以前她的衣服都稍微有些紧，本来那些衣服她穿着就小，小一个号。那时候别人都穿很宽松的衣服，我妈打扮得与众不同。我想，如果我是个男的我也会看上我妈。回乡下后，李前进便开始打我妈的主意，到我姥姥家越来越频繁。每次都会给我带点糖之类的小玩意。
　　这个该死的老光棍把我妈从姥姥那里骗走了。我妈怎么会看上他那种粗人？他大我妈十岁，一脸横肉，祖上几代人都杀猪，到他这一代连媳妇都没娶上，人们都说这是他祖上造的孽。
　　我清楚地记着，他是怎样像野兽一样折腾我妈。其实我没睡，我醒着，我闭着眼，眼里全是泪。我不知道逃到哪里。家里只有一个炕。妈几乎每晚都哭。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的害怕，害怕这个像野兽一样的男人，甚至害怕所有人！
　　
　　叙述者和太生的对话
　　叙述者：你放心，我已经把所有与你有关的人名和地名都改了。我给你取了个名字叫周太生。
　　周太生：无所谓。
　　叙述者：我想你老婆都不会知道的，除非她想知道。
　　周太生：有哪个女人不想知道？虽然我老婆话很少，也没吃过我什么醋，可是有些事她知道的，只是不说罢了。
　　叙述者：这样也挺好，和谐社会。
　　周太生：和谐吗？马克思不是说世界上充满了矛盾吗？
　　叙述者：矛盾不恶化不就是和谐嘛。
　　周太生：呵呵，自欺欺人。应该构建一个性和谐社会。
　　叙述者：我已经写了这么多了，你觉得怎么样？
　　周太生：你是站在你的立场上，用你的视角看的。即使你把我和你说的一切都原样照搬在纸上，也是你的立场。我坐在你对面等你提问题，其实还是被动的。再说，我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的。你只对我的隐私感兴趣，对我不愿意说的事感兴趣。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太生的话
　　实际上，小说写到这里已经进入了一个误区，或者俗套。我没写过小说，我也很少读小说，但我知道写作者不该太主观了，更不该为了使小说合情合理而有一条或者两条线索。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有条线索，那他的生命该多么无趣呀，像拉磨的驴，走不出磨坊。
　　小说中种种迹象表明我和小雪似乎像青梅竹马，即使以后我和小雪之间没发生什么，她也会是我一辈子的向往。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当然记得小雪，也幻想过和她结婚。小时候的性幻想有局限性，也就是局限在结婚二字。有时候我特别想摸一下她的头发，那么黑，那么顺。其他的孩子头上会有虱子，而且因为营养不良，头发枯黄，没有光泽。我看见过坐在我前面的女生的头发里有几个虮子。我盯了一节课。第二节课不见了，不知道是孵化了还是丢了。
　　我始终觉得小学离我很远。而班里其他的女生，有些大我七八岁，她们似乎更能吸引我的目光。她们弯下腰时会使大屁股显露出来。她们的屁股那么大，那么圆。可是她们没有裙子，也没有漂亮的裤子。统一的蓝，统一的绿。因为我年龄小，她们逼我叫姐姐。在一个班里，像两代人一样。
　　我可以用比较小文人的话来修饰一下她们，还有小雪。她们其实也很美，那种美是成熟旷野的，透着玉米味。而小雪是一种纯洁的恬静的美，有花一样的味道。
　　
　　春雪的话
　　小学发生的很多事都没有什么印象了。也许我就是在那里坐着，什么事也没在我身上发生。我几乎连一个小学同学的名字都说不出。要不是见到了太生，我连他的名字也忘记了。有两个老实我倒是记得很清楚。估计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
　　我先说第一个。他是个下乡的知识青年，名字我忘记了。那时他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数学。我不是那种爱学习的。在别人的眼中，我整天拿着书，可能很像学习好的学生。其实我学习很差，中游偏下吧。我坐在那里是因为没有人和我玩，或者说我不原意和别人玩，有时候我挺希望有个人和我玩，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班主任上课时总是端着一个罐头瓶子，里面装满了茶水。他总是盯着我，要么就盯班里几个发育较早的女孩子。他从省里来的，经常给我们讲济南，讲济南的泉眼和天桥。
　　那时学校下午放学很早。下午上三节课就放学，不到五点就放学，可能学校照顾到很多学生要去割草挣工分。这些活我不会干，年龄小，还有我对花粉过敏，如果在田里呆久了，我就会不停的打喷嚏，身上还会长红色的斑点。妈说我命好，一辈子不用出苦力。姥姥则说我克夫。
　　大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傍晚，班主任把我还有几个女生叫到了办公室。我们几个作业错题太多。他让我们把题目做对了再走。记得有一个女生急得哭了。她说一个傍晚可以割三十斤草。班主任皱紧眉头看着她，让她赶紧去割草，说她是一辈子割草的命。另外几个女生没多久把题目都做对了，也离开了办公室。我站在她的办公桌边，手里拿着铅笔，没有一点头绪。没多久，我也急哭了。班主任说，你也要回家割草喂猪？我说，我不会割草，我害怕猪。他告诉我女孩子不该割草，更不该喂猪。他问我那些题目做好了没有。我说不会。他说我肯定是因为上课没听讲。不知为什么，小孩特别害怕老师说这样的话。我哭得更厉害了。他说，不要怕，老师辅导你一下。他把我抱了起来，放在他的腿上。又突然把我放下，把办公室门关上。然后又重新把我放到他腿上。他拿着我的手做题。
　　有件事我始终没弄明白。女人是不是天生一身贱骨头。或者说我是不是天生一身贱骨头。当时我觉得挺舒服，很幸福，甚至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体会过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比性高潮来的更有快感。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抱过我，这样给我体温。天哪，我在赞美他，像赞美父亲一样。他根本不是人！
　　开始他只是抚摸我的背，后来他把手伸进了我的裙子里，他的手在我的裙子里乱捏，有时候把我捏疼了我会叫一声。他似乎更喜欢这种声音，使劲地捏会让我大叫的地方，直到我大哭起来。
　　我是不是该把他宰了，我那时还不足十岁！
　　
　　叙述者的话
　　我突然想退出小说的写作。
　　沉默了好久，还是继续写下去。
　　小说有什么意义？不过是一个人写出来让另外的人读而已。读过之后，能够记住的或许仅仅是读过而已。
　　周太生和李春雪在讲述中似乎又回到了他们各自的童年。许多年以后，再重新看过去，过去已经不再是真正的过去。李春雪曾经对我说，我这半辈子如果能写成小说，估计会有不少人看。我笑着对她说，我给你写吧。李春雪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子拉开。她朝窗外吐了一口烟。外面车辆的声音涌进屋子，风吹着她的头发。我看见了她眼角的皱纹。忽然，她转头问，你是写小说的？
　　像往常和别人交谈一样，我急忙否定。即使我写了那么多的小说。有时候我也想，如果有朝一日能把这些粗陋不堪的小说印成一本集子该多好，像梦一样。我对春雪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发表小说，不是我的小说水平太低了，而是我的小说水平太高了。
　　李春雪笑了，我也笑了。
　　我的脑子一塌糊涂。我写东西的确是想让别人看的。我希望这种情景就像老朋友在客厅里交谈，没有主宾之分，没有性别差异，没有地域差异，但是彼此之间又保留着距离，这样可以像永远在冰箱里一般保持新鲜。
　　
　　太生的话
　　我对那时候的老师没有什么印象了。如果有点提示我或许会记忆起一些事情。我记得老师拿扫把打我的屁股或者手，这是一些很经常的事。我没有任何怨言。
　　你偏要让我说与小雪有关的事。
　　我已经说过了，上学期间真的对她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她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和我们玩。就是这样子了。我记不起其他的事情。再说，我们那时候那么小，怎么可能有什么值得让人记住的事。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和她之间也越来越陌生，最后在路上见了面也不会打招呼。那个年代的孩子好像都是这样假正经。
　　有一个孩子拿了一张春宫图去学校。如果那张纸能留到现在就会是古董了。在旧社会，没有毛片，性教育也没有。现在都没有正式而健全的性教育更不必说万恶的旧社会了。那时，女方的家长一般都要搞一张春宫图放在盛嫁妆的箱子底下。这样，新婚之夜的新娘新郎就可以像看毛片一样参考那张纸上画的动作才能完成人类的繁衍。我上小学是七十年代末。刚改革开放，不知道还有没有春宫图。我那个同学的那张估计是他的父母那辈人的，要不就是他爷爷奶奶的。那张图在班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男生以看到那张图为荣，而且一般的男生看不到，谁打架厉害谁先看，一看可以看一节课。女生是坚决不看的。我现在还记得那几张图的大体样子，线条很粗糙，应该是用木版印的。它有几种很常见的体位，有一个是男上女下，还有一个侧着身子的，还有个老汉推车。记得有个同学说老汉推车和狗似的。
　　女同学不看。男同学偏让她们看。我还记得有个细节。这个细节最终导致了春宫图被老师没收，然后在课堂上当场焚烧。有个学习好的女孩子总是警告我们如果再拿一些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东西在课堂传播就告诉老师。我估计她早和老师说了，老师没行动而已。在我的上学过程中，总有一些这样的告密者，让人防不胜防，非常讨厌。这样的人以女生居多，男生也有。
　　几个男生把那张图打开，它是折页的，然后猛地把图放在了那个女生的眼前。结果这个品学兼优的女孩子看到了，立即在班上嚎啕大哭。她这纯粹是哭给老师看，老师就喜欢这样学习好的孩子，因为他们往往会为老师发泄兽欲惩罚学习不好的学生提供线索。但是那个老师不喜欢多管闲事，不理她，任由她在课堂上大呼小叫。她见老师不理她觉得更委屈了，哭声越来越大。老师就是不理她。课还没下她便跑到了办公室，把事情告诉了班主任。下课后，班主任叫了七八个男生去办公室，就是春雪刚说的班主任老师。他是济南人，和我们说话的口音不一样。这七八个男生里有我。我虽然没逼人看图，但我描了几张图。老师拿教杆打我们。有个同学挺有意思。老师一打他他就笑，弄的我们也跟着笑，越笑越打。
　　最后春宫图在上课的时候被当场焚烧。女生们无不拍手称快。我用薄白纸描的那些也被老师烧了。那时候我觉得自己错了。我觉得自己错了是因为老师说我错了，而不是因为我知道画那些画不对。那些假正经的女孩子现在是不是都是老处女？呵呵。
　　
　　春雪的话
　　从那以后，班主任便经常傍晚到办公室给我补课，快天黑的时候才让我回家。我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是不是天生很贱。
　　后来天凉了，我穿上了裤子，他还是把手伸到我的裤子里。课堂上，他一本正经的讲课。我那时候已经懂事了。我知道自己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我的成绩直线下滑，尤其是数学。我怎么可能听他的课？他那样对我。后来他可能觉得那样还是不过瘾，便让我脱裤子。我在他宿舍里，在他被窝里。办公室前的合欢树被砍掉了。办公室内的一切外面的人一目了然。他把我脱的一丝不挂。她舔我的阴部，舔我的肛门。我身上为什么没有毒呢？如果有毒多好，我看着他毒死在我面前。
　　他自己也脱了，把我紧紧抱住，用被子把两个人盖住。他让我摸他那东西。当时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大。后来他在我面前手淫，有时抱着我手淫。
　　在办公室，我说我想撒尿。他看了看窗外没人，便拿起喝水用的罐头瓶子，把里面的茶叶浇到了窗台上的君子兰里。他让我尿到他的瓶子里。我说会弄脏的。他说没事。他瞪着眼看我撒尿。他把盛着尿的瓶子放在写字桌上。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用那只杯子喝水。茶水的颜色是淡黄的。他的嘴滔滔不绝的讲课，给我们讲人生的道理。那张嘴接触过我身体的每个部位。
　　

　　叙述者的话
　　我一直在追求一种冰冷的语调。用最简练最直接的语句来书写。写作分两种，一种是热的，一种是冷的。在前一种写作中，作者是写作的人，他可能写出警句一般正确的文章。他可以任意的对人物进行褒扬或者贬斥。你随时可以看到作者的情绪，不管这种情绪是真的还是出于其他目的。而另一种写作是冷的。作者把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然后静静的描绘他看到的天堂或者地狱。即使他对天堂是那样的向往，对地狱是那样的憎恨，他也不会在文章中透露半点自己的想法，因为表象已经足以表达作者所有的喜悦和愤怒。他知道，真正能读懂文章的人自然会和作者思想相通，而不需要作者自己证明自己是什么品质。
　　我在努力的想李春雪小学时的样子，或者说，我在努力的从此时的李春雪身上寻找她彼时的影子。
　　我走在街上，看每个过往的女人的脸。人们都走的很快，我也很快的把她们的容貌忘记。
　　那时候李春雪背者书包抄近路回家。那天路的两边都长满了蓝色的野菊花。成片的野菊花有着浓郁的香。李春雪背着书包，慢慢的走。
　　八十年代很快来临。
　　李春雪本来可以从大路回家的，而且有座石桥可以走。他喜欢走那座石桥。但桥下洗衣服的女人不是窃窃私语就是放声大笑。当春雪经过时，那些人也不免要评头论足一番。
　　这小骚货长大了和她娘一样骚。
　　不能这么说，社会变了。新社会就要这样的。
　　她能长高个，和她娘一样，双眼皮，俊。
　　李春雪很烦她们，李春雪的母亲也很烦他们，她几乎不去那里洗衣服。她一大早挑了水回家在院子里洗。于是李春雪便抄近路，那条有野菊花的路，但是路不平，而且有条水沟要跳过去。还好，谁不太大的时候她能跳过去。
　　
　　太生的话
　　我绝对想象不出班主任会做这样的事。我也绝对相信小雪说的是真的。在我的心目中，那个老师是个博学多才，能说会道的人，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他这样年轻的老师。他能带给我们一些新鲜的信息，毕竟他来自大城市。我们在课堂上津津有味的听着他讲课，那张嘴喝过尿！
　　经小雪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班主任有些奇怪。那时他大约三十多岁吧，竟没有妻子。在神圣的教师队伍中混进了这样的败类。我记得有个男同学也经常傍晚去补课。我不敢想象他对那个小男孩做了什么。
　　我非常看不起欺负比自己小这么多岁的女孩，包括我后来见到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在工作期间，我见了许多高官达贵。有一次省水利局的几个领导来我们这里检查农村灌溉设施，然后会适当的给市里一个巨额的补贴，温家宝说要重视农民嘛。领导们到市区东边的试验田里站了一下，然后我像狗一样给他们仰拍了几个漂亮的镜头。他们在市领导的陪同下到市里的一家三星级酒店吃饭，那时候本市还没有五星级。我和另一个出镜记者也坐着他们的车，所以一同进餐。做一个记者就有这点好处，尤其是做看起来很正规的电视台的记者。吃完饭后我们一起看脱衣舞表演，据说那是从澳门请来的艳舞团，专门给大干部或者打企业家表演的。当时我看得热血沸腾。台上有六个姑娘。看完表演我和同事回台里编片子。省里来的干部则可以每个人选一个舞女晚上陪睡。回家后我和老婆说了这事，那些干部都五六十岁了，那些姑娘也就二十岁。老婆先说要打《焦点访谈》电话，赚点举报费。又说我是因为没有碰到那些娘们心理不平衡。我说我是因为那些老头糟蹋那么好看的姑娘而感到不平衡。老婆说其实都一样。她说《焦点访谈》给钱吗？我说好像不给。她睡觉去了。
　　小雪才那么小，什么都不懂。
　　
　　春雪的话
　　在李家林子村，后爹杀猪，妈下地干活。我没有一个伙伴。我甚至不敢走出院子。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心理疾病。
　　大革命的时候，城里的人都跳忠字舞，男女老少都跳。我觉得那种舞挺丑，是对人的肢体的侮辱。我在家常常听收音机，当收音机放一段音乐时，我便和着拍子跳舞。那时候的音乐都很激昂，也都是革命歌曲，甚至老三篇都改成了歌。堂屋很窄，放了锅碗瓢盆，在那里是不能跳的。我便到了院子里，把收音机也拿到院子里。我使劲地跳，直到汗水把衣服湿透。有时候实在热得不行，我便把衣服脱了，只穿一个三角裤衩在院子里，不停的奔跑，不停的跳。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那么的自由。幸福不需要什么是买的场地，设备，能够随心所欲的做事就是幸福。自由也不是需要多么大的天地，只要自己不约束自己便是自由。
　　我没什么文化，不会用文人的话来解释这些东西，我说不明白我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想一想那时候我真够大胆的。门缝那么宽，院墙那么低，我竟敢脱的剩下一个小裤衩。真想再回到那时候，无忧无虑。
　　
　　叙述者的话
　　李春雪提到了“文人”这个概念。我突然觉得有些反胃。是谁把这个词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记得我小时候，文人在村里是很有威望的，文人的生活也充满了情调，舞文弄墨。后来，我的视野中的文人变成了这样一种人，专门写一些如《人生是曲折的》，《落叶像我的心一样忧伤》，《坚强的选择》之类的文章，像老伯伯告诉子孙一些人生大道理，而他们往往还挺年轻。在我从事被教育业的过程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里的老师都清一色的喜欢这样的文章，杂志报纸上也到处是这样的文章。我像恨自己的情敌一样恨这些文人。当然，他们也会像恨自己的情敌一样恨我写的文章。我的文章没有什么描写，不会引用名言警句，不会写“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这样有分量的话，词汇量不丰富，结构分散，中心思想表达不明……
　　我坚信文学是一门最奇妙最神圣的艺术。它不是历史，却给历史和政治一个近乎完美的答案。高行健，廖亦武，陈忠实，王小波等等，这些人的作品可以让几千年后的人清楚地再现这个时而绚丽，时而落泊的二十世纪的中国。
　　
　　太生的话
　　其实仔细想想我是个蛮平庸的人。在某些事上往往有贼心没贼胆。八六年的时候我考上了高中。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些诗。那时候好像人人都写诗。我的诗在黑板报上意外发表了。那时候的同学大都喜欢汪国真。我不喜欢他，我觉得那样的男人太软了。我喜欢北岛。我的诗也是北岛那种风格的，好像有点刻意的模仿。现在那些底稿都不见了，如果还存在就可以在这篇小说里选几篇亮亮相。有一首里有个句子我还记得，是这么写的，“你抛弃了我，时代抛弃了你，我抛弃了时代”，比较不要脸，呵呵。每一次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我都特意从墙报那里走，看看有没有人读我的诗。结果我很失望，很少有人在我的诗那里驻足。黑板报的保留时间是一星期，眼看自己的大作就要被擦掉了。我失望的食欲不振。
　　有一个晚自习的课间，有一个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高三的女孩子写的。我高兴得彻夜未眠。信的内容大约是说她在黑板报上读了我的诗，很喜欢，于是记下了诗下面的班级和姓名，写了这封信，希望交个朋友。
　　班上的男生也有人收到过这样的信，但是大都是低年级的学生送来的。很难想象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还是女生，会主动联系一个低年级的。那女孩子的字写得特别清秀，我猜她长得也一定很清秀。其实那时候我和我们班的一个女生的感情非常好，特别朦胧的好感。那时候的青年都是很含蓄的。但是这个高我一届的女孩子的偶然出现还是让我觉得异常的刺激。我们班的那个女生也知道了这件事，知道后便不理我了，躲着我。我心里也觉得有些内疚，但又不知道怎么向她解释。人可能都不会满足于只有一个异性朋友，虽然时常蒙受着巨大的道德压力。我还是热血沸腾的给那个女孩子回了信。过了几天，我又收到了她的信。这样一来二往，我和班上的那个女生之间彻底没戏了。
　　写信的女孩子很有激情，经常说些出格的话，说一些我们不敢说的话。其实我早知道她长什么样子了，她也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但我们还是通过同学送信，或者干脆把信塞到彼此班的信箱里。
　　课间操的时候我时常会遇到她，她也会朝我笑一下。她眼睛很大，体型非常的好看，打扮的也很时髦。高一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便见过她，而且记住了她。当然，那个时候她肯定对我没有任何印象。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个体验，在校园里总要找几个美女，怎么看怎么舒服的那种。但是也仅仅局限在看几眼，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举动。
　　如果不是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想不到一个这样美丽聪明的女孩子竟会给我写信。我当时挺寒碜的，家里穷嘛，裤子屁股上还有个补丁呢，眼镜左脚缠着铁丝。
　　
　　春雪的话
　　反正我听不懂课，后来我干脆不听了。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基本上进了后五名。
　　家里人根本不管我，后爹和妈有吵不完的架，有时甚至动手。晚上后爹折磨我妈，妈憋着不哭出声。我用被子蒙着头，紧紧地塞住耳朵。
　　那时候如果你看到我，绝对会认为我是个学习非常好的学生。我会非常安静的坐在那里看课本，虽然什么也记不住，什么也不懂。我的衣服也非常整洁。你也许会认为我现在后悔，我应该好好学习，也许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会后悔的，我就是不想上学。我在骗自己，其实我根本不甘心。我希望我女儿能好好的读书，能有很多朋友，还能有个完整的家。
　　快升五年级的时候学校准备举行首届小学生艺术节。好像说西哈努克亲王有可能会到我们那地方。我们要排些节目给他看。这些事情都是与我无关的。在小学，如果一个人学习不好，那将意味着他什么都不行。但是我们学校与艺术根本不搭边。“艺术节”这三个字当时喊起来觉得挺别扭，那时候一般都叫联欢会。说起联欢会，其实那个也特没意思，一个节目可以演几年。
　　在一节音乐课上，音乐老师突然叫了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红着脸站起来。老师点我名一般都是因为我的作业没做完或者考试不及格，其他时候不会有人叫我名字的。音乐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问我会跳舞吗？小学二年级的音乐课上我跳过一次，她竟记住了。其实我记得更清楚。我说我好长时间不跳了。她让我再试一试。于是我在讲台边上跳了一会儿，脑袋差点碰到她的风琴上。
　　第二天傍晚，音乐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让我编个舞，她再找几个小姑娘，让我们一起跳。自从老班主任调回济南后傍晚我很少留在学校了。从那天起，傍晚我又会在学校多呆一个小时。
　　音乐老师问我的学习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她甚至给我补过课。可是我哪里听得懂，尤其是数学。
　　回到家后，我找出最漂亮的裙子，虽然它有些小了。我站在镜子前面，我看见我在笑，我看见我有两条美丽的大腿。
　　
　　叙述者的话
　　周太生的故事已经讲到了高中，而李春雪的故事还迟迟停留在小学。本来两个人的故事应该同步发展的，可是现在相距这么多年。
　　周太生似乎对自己的童年没有什么深刻的记忆了。他说他能记住的有那么几个女孩子，而且都是青春期时候的事。其他的事情虽然也很重要，例如在打麦场上差点把胳膊绞到机器里。那些事已经与周太生无关了。当回忆往事，真正重要的经历只有与感情有关的事。有一次我和周太生，还有周太生的妻子一起吃饭，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太生妻子说，男人嘛，哪个不想三妻四妾，都是迟早的事。
　　李春雪不愿意说她后来的事。她说没什么好说的。她说后来经历过的事在童年都经历过了。即使成人的世界更黑暗，更冷，也不及童年时的伤害。
　　李春雪突然问我，听我说这些你是不是有种满足感？
　　我问她，满足什么？
　　李春雪说，你自己知道。
　　
　　太生的话
　　后来我又写了很多诗，但是那些诗从未在黑板报上刊登过，我再也没投稿。这些诗我都给她看过，她写的一些诗和文章我也看过。
　　你不会体会到当时我是多么的幸福。我发现她是全学校最漂亮的女孩子。她好像没有男朋友，独来独往。我当时胆子小，从未要求过与她真正面对面地交谈。当然，更多的可能是我的自卑。
　　我快升高三的时候，她在信中告诉我她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快放暑假的时候，还有几天都要高考了。有一天傍晚，我端着两个馒头回宿舍，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问我是不是叫太生（叙述者给我起的化名，我可不叫这个名字）。我说，是。我的脸红到了脚后跟。她好像也很害羞。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说，送给你，再写些好诗。然后她走了。我端着两个馒头呆呆的站在那里。我那时候根本不懂怎样讨女孩子喜欢，现在也不懂。当时我多么应该也送她点东西呀。
　　高三时，我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看到她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她考了全校文科第一名。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从北京寄过来的信。我是多么的骄傲。她鼓励我好好学习，也考到北京师范大学。她说那里有很多好老师，还有个老师敢在学术上批判李泽厚。我当然要努力学习了，可是一学习就想起她。后来她给我寄来了一张她在北大未名湖边的照片。她比高中时更漂亮了。可是照片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男同学，这让我不太舒服。她说那都是她的同学，北京有很多学校，有很多有激情有才华的学生，像你一样的学生。
　　后来她说北京的学生可能要做一件大事。在我快高考的时候，北京果然出了大事。家人和老师都极力反对我填报北京的院校。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刚开始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虽然报纸和广播每天都说这件事，我还是觉得这件事离我好远。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几个画面，我看到全是学生，我看到那些学生在哭。
　　我知道她一定会参加。
　　学校每天都用大喇叭广播，说境外一小撮反动分子煽动学生闹事，破坏社会主义，请同学们以大局为重。学校团委还召集了每个班的班长和团支书开秘密会议，看见谁有不良举动立即报告给学校。不良举动包括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当然，最大的不良举动就是去北京了。
　　我每天到传达室看有没有我的信。我哪里知道，只要是从北京来的信都被学校没收了，都被学校拆开了。发到北京去的信也都被邮局扣了，不管什么信。
　　我每天都去校门口的饭店里看《新闻联播》，每次看到杜宪的播报我都强忍着泪水。我多么想在电视上看到她，看到她还安全。
　　
　　春雪的话
　　艺术节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次彩排。学校领导和几位老师都在那里，很多同学也在那里看。但他们只能挤在窗户上看，老师不让他们进屋。
　　我们的舞跳完之后没有一个人鼓掌。我们只好又鞠了一躬。这时他们才反应过来，使劲地鼓掌，尤其是我的音乐老师。在跳完后的半分钟，那间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别提我多紧张了。但是我知道我成功了。
　　如果按现在的标准看，那些舞没什么。但是那是八十年代初。很多老师都夸我，当然，夸完之后总免不了再叹口气，说这孩子如果学习好一点多好。也有几个老师说我们的舞蹈格调不高，但他们不占上风。
　　跳舞的时候，我完全忘记了我自己，更忽略了身边的观众。我的眼睛是睁开的，但是我什么也看不见。七彩阳光在我眼前晃动，我能看见的只有这些。我的每个细胞都在跳舞，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幸福。
　　后来，西哈努克亲王并没有去我们那里，艺术节也没有举办，但是我们的舞却在学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们班长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他学习非常好。那天他看了我们跳舞，从那以后再也不用对待差生的眼光看我了。太生应该没看到，不知道他整天在忙什么。我的作业从来都没认真做过，我根本不会。班长有几次没记我的名字，记了名字要挨罚的。
　　新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她是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在作文课上，有这样一个题目，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让我们写认识的一个人，但是在作文中不能出现人物的真实姓名，看我们能不能把人物写得传神，让其他人认出来。
　　班长的作文一向写得最好，老师让他站起来在课堂上读。以前他读作文都非常从容，但那一次他很害羞。他写了一个学习不怎么样的女同学，说那个女同学有特长，擅长跳舞，联系跳舞的时候也非常刻苦，膝盖磨破了也不怕疼。她给班级争了光。
　　如果现在还能找到这篇作文多好呀，等我死了后可以刻在我的碑上，作为墓志铭。其实在场的人都知道他写的人是我。
　　听他读作文时我强忍着不流泪，泪水还是不争气的流到了嘴里。他读完后，同学们都鼓掌，不知道是为他鼓掌还是为我鼓掌。老师说他写的很好，词汇丰富，语句通顺，描写人物也非常成功，把握的比较准确。听老师说这些我也非常高兴，毕竟这是第一次有人写我。但是老师随后说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说，但是写作的时候要注意写作对象，写作的对象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我的泪流的更凶了。话不在于多少，一句话，让我一辈子不忘！
　　我想，当时如果他表扬我一下，我说不定会努力学习，我根本不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学什么都很快，很多客户都认为我是大学毕业生呢。
　　
　　叙述者的话
　　后来，李春雪险些没考上初中。在初中，常有些坏小子在教室门口看李春雪。李春雪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情书。李春雪把情书读完后便扔到垃圾桶里。有时，班上的男生会捡一些她没撕碎的纸片来读，在教室里大声地读。
　　开始的时候李春雪很生气，后来他们再读的时候她也懒得理会了。
　　李春雪突然笑了。她说她那时候过的够无聊的，除了趁家人不在的时候跳一会儿舞，几乎没做过别的事。她说，那些时间她一直在睡觉，直到有一天突然惊醒。
　　李太生说，他开始是醒着的，偶尔打个盹儿，做一个梦，后来便深深地睡着了，连梦都懒得做。
　　
　　太生的一个梦
　　我去了北京。
　　在广场上我看到了她。我们拥抱，我们接吻。她的手在发抖。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已经绝食四天了。我抱着她，我第一次认真地看她的脸。她是如此美丽，即使脸上没有了血色。我为她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她说，国家不会看着自己的孩子这样死在广场上的。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会变得民主，自由，不会再有独裁。民主女神将永远立在广场上，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韩国就是通过这样的道路走上了民主。自由是等不来的，我们只能自己争取！
　　我说，我不期望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想看到你们用肉体对抗他们的机器，我不想看到你这样子。
　　她说，我们一无所有。太生，你说我们有什么？我们一无所有！从来没有人把我们当人！
　　我说，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她变得异常温柔。在香港捐赠的帐篷里，我紧紧地搂着她。
　　她说，如果这是个房子多好呀！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
　　夜幕降临。她把头紧紧地贴在我的胸上。广场变得像白天一样明亮，石头上开出了如血般艳丽的花，装甲车变成了敞篷的轿车，子弹长出了蝴蝶的翅膀，广场上的学生互相微笑，互相拥抱，领导人走出机关，与学生们一起狂欢……
　　零星的枪声不断传入耳朵，随后是更密集的枪声。血像潮水一样漫过脚，漫过了腿。她不见了。血漫过了我的喉咙，腥的让人难受！
　　
　　春雪的一个梦
　　有一个看不见边的舞台。舞台上铺了红色的地毯。一片漆黑。两束光照下来，一个小女孩在灯光下跳舞。她穿着白色的裙子，白色的舞鞋。一头乌黑柔软的长发飘在她身后。我仔细看了一下，那是十几岁的我。她的腰肢还柔软，手臂和腿还那么细长。台下不时爆出雷鸣般的掌声。
　　她的舞跳得越来越快，灯光迅速的移动，灯光移动到的地方全变亮了。最后舞台变得像在阳光下一样明亮。她使劲地跳。我也走上舞台，我想追上她，可她跳得太快了。
　　我看了一下台下，没有一个观众。可是刚才的掌声是从哪里来的呢？
　　
　　太生的话
　　一切似乎都在一夜之间静了下来，静的让人怀疑这都是假的。没有一个人再提那些学生，不管以前支持他们的还是反对他们的。这些人太他妈没良心了。这段记忆就这样消失在二十世纪末。
　　我的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但是我的分数不够。我只能上第二志愿填报的学校，我去了湖北。在我提着行李跨上火车的一瞬间，我环视了一下站台。我多么希望她能出现在这里，假如能和她握一下手我死也没什么遗憾。现在想想我是多么粗心，我甚至连她的家住在哪里都不知道。我知道的一切都是来自她的信，而她在信中又很少提及关于她的家庭这样的问题。我也没问，其实很容易打听到的。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
　　我和老婆提起过她。我老婆非要让我讲感情经历。当我提到她时，我已经热泪盈眶。老婆却说，你还有个革命家女朋友，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因为这一句话，我一个星期没理她，我在办公室睡了一个星期。
　　到湖北后，我费了好大力气托人帮我打听关于她的消息。我知道了她家在县城，挺有钱，但是现在不知去向。有人告诉我北师大中文系大二根本没这个人。也有人告诉我她在纪念碑那里没有撤，被坦克碾成了肉酱。还有人告诉我她去了美国，找了个洋老公。面对这些答案，在很多年后再重新面对这些答案，我怀疑这都是假的。或者根本没有她这个人，甚至那场运动也是假的，根本没有发生过。可是，既然是假的，为什么想起她时我总是哭得这样伤心。
　　我为谁哭泣？
　　

　　春雪的话
　　刚开始去初中的时候我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毕竟环境换了，再也见不到那些低素质的老师了。怎么说也是个初中呀，老师应该比小学的要好一些。可能我是个意志非常不坚强的人，有时候我根本说服不了自己。
　　好多男孩子都认识我，尤其是那些小混混，打仗比较厉害的。他们经常在教室门口叫我的名字，或者给我写一些很肉麻的信。这样导致了我在班里非常没有威信。我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班里的女生骂我是骚货，贱人，她们不理我。班里的男生，那些打架比较厉害的，他们不想得罪那些高年级的或者同年级的混混，他们会经常读那些“情书”，算是一种报复吧，或者说是一种发泄。我最看不起这样的男人，他们根本不叫男人。还有一种男生是那种很老实的，学习比较好，他们也不会理我，假如他们理我，放学后一定会挨一顿揍。
　　其实你别看那些小混混平日横行霸道，真正让他们去大的场合，他们狗屁不是。有一个大我五六岁的高年级的男生每天给我写纸条，竟没有一样的，他写了几个月，可就是没提出什么实质的要求。那时候大约是八四或者八五年的样子，可能那时候的孩子在这方面比较保守。当然，我也很保守，我们那地方的人都保守。可是越是这样保守的地方就越容易出现一些很肮脏的人。
　　后来，小混混们也不理我了，可能因为我非常不配合，根本没办法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我陷入了抑郁，偶尔写一下日记，但是坚持不下去。再说，我也没什么事可写，每天过的很无聊。
　　我的身体在那个时候开始发育了。洗澡的时候我都不忍心看自己的身体。在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总觉得洗澡的时候总有人盯着我。
　　有一次午休时，后爹趴在了我的身上，将手伸进了我的衣服。我哭着跑出去，可我又不好意思对别人说，这算是什么事呀。可是越不说，村里人传的越开，后爹也对我更大胆。我想过在他睡觉的时候拿他的杀猪刀捅了他，可是每当我看到刀柄上的血迹，我又会把刀放下。
　　妈知道了这件事，她只是陪着我哭。
　　
　　叙述者的话
　　我对李春雪说，能不能多说一些细节。因为在小说中，细节是最吸引人的，尤其是与男人女人有关的。春雪使劲地低着头，说，没什么好说的。那年我十五六岁，还没来例假。对那样一个败类，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知道我当时喊什么吗？我喊，爹，你别。一口一个爹。可是没有用。我没干过粗活，没多少劲。
　　太生问我，我说的那些你可以写在小说里吗？当然，他的意思是问我敢不敢写。我当然写了。这里不存在胆子大小的问题。殉道者，我们称死去的学生为殉道者吧，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个人都会尊重他们，即使为了一些目的不得不把事实歪曲，即使学生的行为有些冲动。几千年来，一代代的殉道者被以异端的名义推上了绞刑架。面对这些被遗忘的痛苦，呐喊和折磨，如果一个写作者硬是要为了一些目的而回避，或者把文字当成一种奢侈品，在经历了地狱般的黑暗后还充满了欢声笑语，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李春雪告诉我，女人在床上才是女人，这是对男人来说。而对于女人来说，女人在床上根本不是人。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李春雪的继父终于强暴了自己的女儿。强暴完之后，他去为别人宰了一头猪。李春雪在家里哭，一直哭到她母亲回家。母亲问为什么哭。李春雪不告诉她。母亲看到李春雪裤子上的血知道了怎么回事。母亲对李春雪说，让你浪，整天跳舞，使劲跳吧。李春雪猛的抬头看了母亲一眼。
　　再说周太生。他在大学里学习非常刻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又虚度了三年光阴。
　　
　　太生的话
　　她在我生命中就出现了一会儿，我却一辈子都记得她，不会有谁能超过她。可能因为她，我在大学期间没找女朋友。曾经有女孩子想和我建立朋友关系，可我拒绝了。毕业后，我开始庸俗，赚钱。九十年代我的唯一任务就是赚钱。你说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只有赚钱既可以使自己高兴又不犯法。
　　刚开始我在电台工作，后来调到了电视台。刚毕业那会儿比较迷茫，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正好那时候地区电台新开了几个频道，要招聘文字编辑。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后便到电台应聘了。本来我托熟人找到了一个会计的工作，虽然我的数学不是很好，但在一个运输公司算点帐还是能应付的过去的，怎么说我也是个大学生呀，虽然是个专科。
　　当时应聘的人有三十多个，电台只收四个人。我一向不善于和别人竞争，因为不管谁失败了我都觉得不舒服。当时的考卷有几个题目我还记得。第一题让我填空，几句唐诗，我一句也没有填上。第二题是改病句，我全做对了。第三题以“我心中的广播事业”为题写一篇作文，要求内容生动，诙谐，文体不限。这个题目本身就够诙谐了。我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竟然得了最高分。就这样，我进电台工作了，成了一名新闻编辑。我的工作是每天从传达室把报纸拿到办公室，然后找几篇稿子。开始我还把新闻抄下来，后来干脆拿剪刀剪。全台唯一的一台打字机效率非常低，给领导打工作报告还要排队，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小职员了。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没有激光打印机。如果有这些东西，我10分钟就可以把一天的工作做完。我把报纸剪好，数好字数，标在报纸上，然后把它给播音员。就这样，我做一份文盲都会做的工作。
　　虽然我不喜欢那个工作，我和台里的员工还是很友好的，直到现在也很友好。毕竟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那时候的电台还是比较像样的，现在的电台全部给性病医院做广告了。打开收音机全是“前列腺炎，阴道炎，宫颈炎，阴茎短小”这样生猛的词汇。不知道和我一同进入电台现在走上领导岗位的那些同事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我在电台的时候，有个北京的新闻学博士到我们那里讲座，所有电台都派了人去听。我记得老师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台。他说在资本主义国家，有正式的电台，还有私营的电台。私营电台的设备很简单，主要从事的活动就是卖药，当然那方面的药多一些。没想到现在国家管理的电台都成了药房，呵呵。
　　那时候在电台工作还是有些好处的。我可以听到最新最流行的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几乎隔几天便有一首出来，然后满大街的人都会唱。例如《涛声依旧》，《笑脸》，《中华民谣》。现在和朋友们一起去KTV我还是唱这些歌，我也只会唱这些歌，唱的我都厌倦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些歌真的极大的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枯燥的生活。现在说这些歌可能会有人觉得你土，现在都听冷门的了，爵士，蓝调，但是，在那时候，没人会说这些歌土。在办公室静坐发呆之余，我便听听这些歌。这种状态一直到95年底我调到电视台。
　　
　　春雪的话
　　似乎在一夜之间，全村的人都知道后爹占有了我的身体。我根本不敢出家门，更不必说上学校。后爹仍然像以前一样杀猪。本来他的名声在方圆几里就很坏，他也不在于这些。他只要有猪杀，有酒喝，有肉吃，有女人发泄就足够了。那就是他的一辈子。
　　妈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妈说，要不，我托人给你找个婆家吧。我说，我不要！我才16！她说出了这档子事你让妈怎么办？你还小，有些事妈经历的比你多，比你更明白。你现在16，趁着年轻或许还能找个好人家，要是你再长大些，别人都知道咱家的事，谁会要你？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我看着她哭。我早已哭干了泪。
　　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没去学校。竟然没有一个老师和同学来问我是出了什么事。我的事在学校被添油加醋还不知道被说成了什么样子。老师应该很高兴，一个成绩差的人在班里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拖班级后腿，用老师的话说就是“平均分让你一个笨蛋就拉下来了”。况且，我还导致了一些闲杂人到教室门口，这也是个安全隐患。
　　我说，妈，我不上了。你把我的书拿回来。
　　妈去了学校，找到了老师，问清了我的座位，把课桌里的几本书给我拿回了家。
　　我问妈，老师有没有说什么？
　　妈说，没有。
　　同学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
　　老师有没有问为什么？
　　没有。
　　没有人挽留一下吗？
　　没有。
　　我以为我的眼里再也哭不出泪了，听了这些我又哭了。我看了妈拿回的书，还不到原来的一半。我的日记本也没有了。我的学校生涯就这样划上了句号。
　　
　　叙述者的话
　　周太生对李春雪说的这些事不太了解。那时他正在准备考高中。上了初中后太生和春雪几乎没有了任何联系，以至于太生的记忆里根本没有春雪。有时候周太生会遇到李春雪的，但两人最多也就是互相微笑一下。太生说，那时候他是个傻小子，什么都不懂。如果那时候他和李春雪发展一下早恋会很容易的。毕竟小时候一起玩过。李太生说，那时候我要是和小雪接近会被那些混混揍死的。
　　李春雪离开学校周太生不知道。周太生曾经想过为什么一连几天都见不着她。后来，周太生基本上把这个童年的伙伴忘了。
　　李春雪问周太生，你看不起我吧。
　　周太生说，不是，我根本不知道出了这么多事。
　　李春雪说，呵呵，我又没怪你。
　　周太生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理你，可能我这人比较木，还有，那个年龄我比较……比较……
　　比较单纯，是吧，李春雪说。
　　
　　太生的话
　　我的第一个正式女朋友是电台里的副台长给我介绍的。那是她在文工团时战友家的姑娘。她几乎被每一个新到那电台工作的年轻人找过配偶。似乎她们这代人有种使命感，看着身边有个未婚青年，心里会有种负罪感。
　　姑娘来自机关大院。她有一个严厉的父亲和看似和蔼的母亲，而她完全没有主见。在与她相处的八个月的时间里，他爸给次看我时眼睛里都像充满了仇恨的火花。
　　我说，凤呀，你爸爸怎么总是用那种眼光看我？
　　凤说，当军官的都那样。
　　事情进一步恶化是双方家长的一次会晤。我早和她家人说明白了，我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勤劳朴实的庄稼人。凤去过我家，不是很满意。我父母非常喜欢凤。凤说，有空你们去我家玩吧。
　　我父母均高兴得乐不拢嘴。
　　终于有一天，二老乘坐公共汽车到了市里。我向台里请假，把他们先接到了我宿舍，把他们带的一部分乡土礼物扣留，又带他们买了衣服。我娘嫌衣服太嫩了。我爹说，我什么干部没见过！
　　中午，我们三个去他家吃饭。城乡差别明显的表现出来了。我觉得也有些尴尬。刚进门的时候，我对父母说你们就不要脱鞋了。爹说不脱鞋会弄脏人家的地板，于是他们脱了。凤的妈妈在吃饭的过程中不时地看我娘袜子上的一个补丁，焦躁不安。
　　我家人对她们家非常满意，包括他们虚假的殷勤。时候凤对我说，她的父母极力反对，怎么办？我问她，你愿意吗？她不说话。
　　
　　春雪的话
　　很快，媒人便要走了我的一张照片，然后换来了一大堆彩礼，还有两千块钱。两千块钱在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目。她给我介绍的人离我家三十里，比我大12岁，他的妻子喝农药死了。
　　媒人说，他家有钱，而且娶过一房媳妇了，懂得关心女人，妇女的事他都懂，不会像毛孩没长齐的小伙子一样毛手毛脚。
　　可我知道他的媳妇是被他逼死的。但我没有选择权。
　　我们结婚的时候去了一院子人，都是三十多的男人，个个满口粗话。有几个还对我动手动脚。他什么也不管。刚入洞房他便脱我裤子，我死活不让他脱。他从褥子底下拿出一把砍刀，用刀拍了我一个耳光。我吓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现在的法律条文里，这应该叫强奸吧。
　　当地人都较他老三。他兄弟五个，在村里横行霸道。很多无业的人经常去他家喝酒。我不会炒菜，他便扯着我的头发往菜板上捧。那些人左一个嫂子又一个嫂子的叫。当老三不在的时候，他们便对我动手动脚。
　　秋天，老三便靠收棉花赚钱。当时政府规定棉农必须把棉花卖给镇上的棉站，不许自己私自买卖。但是每年都有外地的棉花贩子到这里收购棉花。老三在家里收棉花，再高价卖给外地的棉贩。他收购棉花的价格比镇棉站高一些。私人一般不会把棉花直接卖给他们，一方面怕有人举报，镇上追究，那一阵子管的非常严，老三收棉花也是在晚上。那时派出所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棉花贩子和卖棉花给他们的棉农。另一方面，他们怕老三。老三应该算是个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头目，当地的派出所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有一天晚上一个外省的大棉花贩子在我家吃饭。他一个劲地说嫂子长得好看，细皮嫩肉。老三说，你嫂子还会跳舞呢。雪，跳个舞给老板看。我装出笑脸说，你们喝醉了酒别胡说八道。“啪”，老三打了我一个耳光。他说，杨老板从江苏大老远来，这个脸面都不给我！老三一把把我搂在怀里，撕开了我的上衣和内衣，他非要让那个棉贩摸一下我的胸部，说不摸就是看不起他。当时老五也在场，也就是我的五小叔子。那个棉贩有些害怕，忙说，大哥，大哥，开玩笑呢，别为难嫂子。老三说，不开玩笑！你不摸就是看不起兄弟我！他摸了我两把，老三才放了我。他又让我陪客人喝酒，一直到客人喝醉。老三从拖拉机的工具箱里拿出一把锤子，朝棉贩的后脑勺狠狠地敲了三下，血溅到了我的脸上。
　　我吓得几乎要昏过去，老五也害怕。那些棉花贩子大多一两个人出来，身上带着不少钱。老三和老五拿了他的钱，然后把他的尸体拖到村东面的沟里，挖坑埋了。我不敢一个人在家，我也跟着他们去了埋死人的地方。我脸上的血没来得及擦。我只记得我去那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叙述者的话
　　周太生现任妻子的父亲是局长，比前面提到的那个凤的父亲还要高一级。周太生一脸苦笑对我说，又是一次门不当户不对的实验。还好，岳父和父亲很聊得来，他的家人都不是很势利，当时最重要的还是我老婆不势利。
　　周太生完全融入了这个城市。用他的话说就是变成了一个及其庸俗的小市民，以前还是一个纯朴的小村民。周太生的妻子说她更惨，由一个大千金变成了一个小主妇，又是买菜又是洗衣服。
　　周太生脸上有无法掩饰的幸福。此时，李春雪分明在哭泣。
　　我后悔不该把周太生和李春雪放在一篇小说里。因为在一篇小说中，更确切的说是这部只有两个主要人物的小说里，两个人物之间一定要有一些关系，即使小说的结构和情节再特别。写到这里，我发现他们二人很难再有什么关系。此时，会不会是因为周太生一家人生活太无聊了，把李春雪的故事插入进去，使故事稍微显得刺激一些。或者，因为李春雪的故事太过悲凉，把周太生的故事插入使悲剧气氛有所缓和。这个解释是我刚才想到的。
　　这一段以后该怎么写呢？我不知道。就像小说中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更像活在现实里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太生的话
　　我现在的妻子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我们刚接触时，我警告过她。我家在一个贫苦的小村，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她问我，你们村子土地贵不，咱们去盖个小别墅吧，两层就可以。说实在的，我很怕出现上一次那样的结局。不过她看起来还不错。我在电视台的时候主持过几次招聘，有的女孩子骨子里透着一股俗气，即使有些才华，即使能说会道。我录取的两个播音员都是闷葫芦型的，五个业务员都是很内向的。不过经过半年的磨合，他们的业绩都很让台长满意。其实，不管做什么，都要先学会做人。
　　岳父和岳母都是很好的人。他们喜欢吃野菜，粗粮。我爹专门划出一块地给他们种苦菜，种绿豆，种芋头，种地瓜。岳父经常到我家周围的河里钓鱼。总之，两家的关系比较正常。我父母到他们送粗粮和野菜，每次回家必定带回一大包好烟好酒。她家的地下室里有好多别人送的东西。
　　现在我在台里算是个高级管理人员了吧。估计我会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还要做少年啊，有些厌倦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得如此无聊，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金钱对美女都没了兴趣。我才三十多岁，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啊！
　　

　　春雪的话
　　那个棉花贩子的司机报了警。派出所很快找到了尸体。我们三个很快被抓到了派出所。
　　老五是个不错的人，比我小一点。经常到家里帮我抬一下面袋子，修一下农具。在被逮捕之前他们兄弟几个商量过。本来老三打算逃跑，可他又舍不得这片地。那时候法律规定为成年人杀了人没什么事的，到少管所呆几年就放出来了。于是老三和老五商量，让老五顶罪，这样可以保住老三一条命。老三和老五说，等你出来，哥给你盖座新房，给你娶个漂亮的媳妇。你说，你和哥说，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媳妇。老五说，要嫂子这样的。老三笑了，露出满嘴的黄牙，说，行，行，行，好说！
　　就这样，老五说人是他杀的。我和老三被拘留了三个月便被释放了。老五被判了三年零六个月。可是刚过了两年，老五便被一枪崩了。据说，国家又出台了新的法律。我和老三吵架吵得天翻地覆。我为老五感到伤心，是老三害了他。还没有成人的孩子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去了。在老三家的日子里，我的嗓门变粗了，胆子变大了，什么脏话都会说了。
　　我没办法忍受，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地方没法呆。我想了很长时间，我想给自己找条出路。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但我下了决心我必须离开。我拿了三百块钱，带了几身衣服，永远的离开了这个鬼地方，没有一点值得我留恋的。
　　那一年我十八岁。
　　
　　叙述者的话
　　你不觉得“无聊”是一个很无聊的话题吗？而事实上，无聊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梦魇。梦中的一切都与做梦人无关。路边的玻璃和铝合金修饰的高楼，路上是行驶的汽车和尾气，还有数不清的男男女女，在人们的眼中，这一切与他们的影子不再有任何区别。没有人知道对面的人是谁，更没有人能看得出对面的人小时候是不是一个流鼻涕的小子。事实上这些都不重要。一个年幼时平庸而愚蠢的家伙可以操纵一个一万人的集团，一个正人君子可以在高级宾馆和几个姑娘玩性游戏，一个街头躺着的傻子没准正在做一个关于火箭的梦。
　　没有什么高贵的灵魂，没有什么真理和主义。我们能真正拥有的只有我们的思考和欲望。可是这仅有的思考和欲望已经被这个妖艳的世界包裹的严严实实。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衣食无忧的人们要么感到了阵阵等死般的无聊和虚空，要么为无所事事而无所事事，奔忙者依然在奔忙……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我们曾经接触过的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没意义的。一个十几岁的人大约不会感觉到无聊，法律上称这样的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活在谎言里，虽然有时候说慌者不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被告知世界到处美好，真理到处闪光。终于有一天，人们有了民事行为能力，发现一切只不过是谎言，即使是善意的。于是人们开始拒绝承认生命的空虚和无聊，更不会去改变这种状况。被骗者本身也变成骗人者。面对偶尔的瞬间，让一个人的灵魂愉悦的瞬间，人们不再去把握，人们期待一个永恒的天堂和可以被占有的极乐世界。其实，可以举一个例子，一次隐蔽的艳遇比一次漫长的婚姻更能使人接近人自己的灵魂。
　　
　　太生的话
　　我对你说的艳遇好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我的一生是不是就要这样无聊下去？我和我老婆结婚的那一夜，我们都曾经发过誓，不让彼此吃醋，可以有异性的朋友。可是真正有异性朋友时彼此并不是那么宽宏大量。只要有婚姻制度就不会有正常的人际交往。
　　上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抽烟。那时候有心事我就抽上一根。那时候我还经常有心事呢，多好。大学时期的我非常内向。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发呆。那时候抽烟其实并不是真抽。烟在口里打个转马上吐出来，最多也就是从鼻子里出来。结婚后妻子不让我抽烟。突然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她和她单位的一个小伙子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我的喉咙口里立即充满了醋。我下午没上班，在家抽了整整一下午烟，手指抽黄了，嗓子抽哑了。这次是真抽，烟全部经过了我的肺的过滤。晚上她回家看到了满屋子的烟，马上发火。我问她中午那个男的是谁。她说同事。她突然明白怎么回事了。我也突然明白了。我不知道自己明白了什么，反正心里一亮。我们的关系又迅速友好。那一夜我们折腾了半宿，好像以前从没有那么和谐过。
　　身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常在河边走，有时候难免会湿鞋。经常有人请我们去吃饭，洗脚，或者按摩。有的地方看起来很高雅，其实真的淫乱不堪。有一次按摩，小姐专门按摩我的敏感部位。我看了她一眼，长得和个肉墩似的，没什么美感。我说你给我按摩一下背好不？她说，你傻呀，一分钱一分货，按摩背值几个钱。她按摩来按摩去，把我按摩的欲火焚身。我只好说，小姐，有套没。她马上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然后把裙子和内衣在10秒内脱去。我抱起她把她按在身子低下。她说，老板你好体格！她在我身下，我们四目相对，她那一双画了浓眼影的眼扑闪扑闪的。我问她，你多大？她说，老板你没看电视上问女孩子的年龄是不礼貌的？和她交谈了几句，我无法忍受，欲望全无。她又说，老板，我们这里有药，可以管七八天，要不？不贵。我说，不要！她从腿间拿出那个萎靡不振的套子，说，哎，又浪费了一个。你要知道，她说的可是地方味十足的普通话。“药”这个字她读“YUE”，“个”这个字她读“GUO”。我不是在讽刺她，她们支撑着服务业一片天也不容易。古代的时候，妓女都会弹琴画画，当然，那样的高级妓女毕竟是少数，现在可能有比她们更有本事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衍伸一下，不只是妓女，不管什么行业的女人，或者男人，只靠外表是不行的，有的人一张口就露出狐狸尾巴，露出马脚。也许我们全民族的素质还有待提高。让我们一起期待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吧！
　　
　　春雪的话
　　我能去哪？一个只有小学毕业证的人。
　　我哪里也没去过，哪里也不知道。在火车站我站了半天，看着来往的行人，看他们背着沉重的行李进入候车室，或者看见他们一脸轻松的走出出站口。我买了五毛钱的包子，坐在一根电线杆下，一边哭一边吃。
　　我想了想，我去北京吧。我就知道北京是个大城市，或许我去北京能创出一番事业。我去售票厅排队，等轮到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说要一张去北京的票。售票员问我，你去北京干什么？不知道那边戒严？我说，我去走亲戚。她说，没票了。我问，那你们有哪里的票？她说，你脑袋有问题吧，你家人呢？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出来？下一个！
　　我在大厅看墙上贴着的大地图，我又看到了一个我听说过的城市，黑龙江。于是我买了票，半夜上了车，去了东北。
　　我在车上晕车晕的几乎要死掉，几次我都想从车窗跳出去。还好，那时候乘客还不是太多，有空座。一个上年纪的女人给了我一片药，说可以治晕车。我一口把药吞下去，又用她的搪瓷杯喝了水。吃了药我感觉好一些了，可是还是想吐。路上，我和她说了我的经历，并且叫她赵奶奶。赵奶奶说，你别去黑龙江了，跟着我去大庆吧。我对别人没有任何防备，心里全是感激。赵奶奶是个很好的人。到哈尔滨站下了火车后，她帮我买了去大庆的汽车票。到了大庆后，她让我先住在她家里。她一个人住，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在赵奶奶家，所有家务活我都抢着干。她不让我叫她奶奶，她说她刚六十，叫阿姨就可以了。
　　她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去她的一个亲戚家开的小商店工作。那里主要有一些军大衣，皮鞋，书包之类的货。我很快学会了东北话。你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东北腔，改不过来了。
　　
　　叙述者的话
　　在一本字典上，“鸡”这个字的意义比原来多了一条。字典上说“鸡”是“妓女”的简称，又说年龄小的叫“小鸡仔”，年龄大的叫“老鸡婆”。我佩服这家出版社的胆识。他们的这一条小小的改动似乎说明了出版界开始正视现实。当然，《现代汉语词典》增添这样一些条目还需要等些时间。真正的国语字典至今还没有人编写，从来没有一本官方字典收录市井俚语。而一些生僻字倒是堂而皇之的收录在内，这些字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是个字。茴香豆的“茴”有六种写法。不知道这样的笑话到什么时候才能消失。
　　像对待字典一样，我读历史也喜欢读非官方人士编著的书。我记得上学时的《历史》课本上全是战争，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开始便开始了漫长的战争，每天都有打不完的仗。除此之外便是我最讨厌的数字和年份。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当然，小说没有重大的使命，没有改造人类灵魂的伟大责任，小说也没有政治目的。小说仅仅是一幅失去时间的图景。在许多年之后，一个人看到很多年前的人写的小说，从小说里找到了心灵上的某种共鸣，或者从小说中找到了自己，然后在现实中也找到自己。秘史可以有很多解释，可以是社会史，政治史，建筑史，服饰史，民族史，语言史，等等。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心灵史。
　　
　　太生的话
　　我觉得说这些有些无耻。在我管理下的几个电视栏目，整天说的都是传统美德。不知道这节目还能维持多久。我想，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伪善，我就有饭吃。也许，小孩子会相信我们的节目，虽然节目的定位是成人。成人？呵呵。我们做的是成人节目。刚才你说到了“鸡”，“成人”这个词是不是也要改，“成人”的意思可不单纯是成年人了。小孩子相信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节目中吹捧的好典型，好婆媳，孝顺儿子，然后被社会熏陶，变成熏肉，然后再装做自己是鲜肉，教育自己的孩子。按照我的理解，人类的文明史就是这样熏肉和鲜肉来回折腾的欺骗史。
　　不要再让我说了，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我每天都干一样的事，十几年如一日，行尸走肉。有部电影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台湾导演杨德昌拍的《一一》。我们台里一个小伙子给我推荐的。刚开始我以为是一部很平常的台湾家庭片。迷迷糊糊的看了一大半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于是我又从头认真看，一口气看完。我很想流些泪，但是流不出来。电影中的老婆婆变成植物人了，医生让她的家人每天陪她说些话，这样有助于她醒来。她的儿子每天都在她的床边说，今天生意不错，赚钱了，别人都问我借钱。她的女儿也是每天都说一样的话。里面的中年人不就是我吗？整部电影中，只有那个小男孩每天拿着相机拍别人的后脑勺，拍蚊子，和混蛋老师对抗。我把碟拿到影视频道，让他们放这部电影。领导连看都没看一眼，说，没听说过这片，有政治问题怎么办？你负责？我劝他把电影看一看。他说，好几年没看这些东西了。我补充一句，他是影视频道《电影先锋》栏目的监制。
　　现在我每天回家和儿子玩，看他长得挺茁壮我心里很高兴。我的人生就这点乐趣了。欲哭无泪呀，能告诉我做点什么能摆脱这种状态吗？
　　
　　春雪的话
　　在大庆一直呆到几个月前。转眼就是二十年。
　　在阿姨家住了四年。阿姨去世我便自己租了房子。阿姨在齐齐哈尔医学院教书的儿子回家看到了我，以为我是他妈妈雇的保姆，后来知道我是阿姨从火车上捡来的，他想娶我。他回家常常给我带一些手套，围巾什么的，阿姨不愿意，我也不答应。我知道自己值几个钱。我配不上他。再说，我只有小学文化，和白痴差不多。
　　阿姨去世后我和他再也没什么联系。他是个很好的人。如果我这辈子能有这样一个丈夫我宁愿为他做任何事。
　　后来我学习了理发，当了一年学徒，在老师的店里做了三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我赚了很多钱，大约几十万吧。你不要问我怎么赚了这么多钱。我用这些钱开了一个服装店。这期间我受的苦你一年都写不完。几乎没有一天我是安心的。可是我学会了怎样养活自己，也学会了怎样和工商，派出所，顾客，黑道上的人打交道。在这个社会上混，你只要学会利用钱和色，没有什么事你办不成，除非你的脑袋笨的和木头似的。还有，还要有一些胆量。
　　当时那条街上有两伙人。说这些王八蛋是黑社会有些抬举他们。他们两帮人都到我店里来捣乱。开始给他们点钱也就算了，后来有伙人想劫色。我说，可以，你们行吗？他们和我打赌，他们派出一个代表，说如果能坚持３０分钟，以后我可以随时被他们操，随叫随到。如果不能坚持３０分钟，再也不进这个店半步。我当学徒的时候学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你们男人那里有几个穴位的，按准了，不出半分钟就漏了。结果那家伙从脱衣服到走出卧室还不到３分钟。这一伙人挺讲道义，再也没捣乱。那一伙人看到这一伙人不到我店里了，他们可能以为我找到了什么靠山，他们也不来了。
　　2003年，我又结婚了。我们用假的户口本和身份证领到了真的结婚证。他是在油田工作的，和妻子离婚后一直一个人过。他比我大七岁。我期待着，能与他好好的生活下去。
　　

　　叙述者的话
　　周太生一个劲的劝我不要再问问题，更不要再写他。我问他，现在你最想干的事是什么？他说想炸楼。他在电视台里拍摄过几次爆破现场。他说看见那么高大的建筑物瞬间变成两截，然后消失，地上升起厚厚的烟尘，相当刺激。他说如果能重新让他上学，选择专业，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爆破专业。周太生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几乎放着幸福的光芒。
　　我问李春雪，现在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选择什么。李春雪说，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每天在家做家务。她说希望自己的丈夫老实本分，没有钱不要紧。我问她今生最想做的事业是什么。她说她想跳舞。她又马上说，可不是舞女。
　　我上小学时语文课本上有一片课文，说的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然后课本上列了一大堆职业，工人，农民，解放军，医生，科学家，教师……老师挨个让我们说自己的理想。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说的是科学家，我想搞无数好玩又有用的发明造福人类。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成为科学家，甚至从那节课以后我就再也没想到自己要做一个科学家。我的同学有的作了农民，有的做了工人，有的做了医生，有的做了教师……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回答老师的。
　　我看到一个小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坐在一个破凳子上，凳子反面用小刀刻了他的名字。课桌上刻着一个“早”字。这是学习了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后刻下的，班里的每张桌子几乎都刻了，他当然不能例外。桌子的中间也划了一条线，好与他的女同桌划清界限。老师突然把他叫起来，说，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想当个科学家。老师问，为什么。他说，能天天发明东西。老师本来想说，好，你天天发明东西去吧，你牛逼。老师说的是，好，很有理想，希望你成为爱迪生！
　　傻逼！我说了一声。
　　不知道说那个小孩还是那个老师，或者……
　　
　　太生的话
　　昨天和司机小陈去开会。小陈总是比较抑郁，但是车开得好。在我们开会或者采访的时候，小陈总是孤独的坐在车里等我们。他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几年来，他参与过无数电台的有奖竞猜，打过无数谈心热线。以至于最后主持人听完了他编的凄惨的爱情故事，说，这位听众我怎么觉得你的声音这么耳熟啊。然后又一个听众打进热线，说，刚才那个人打了好几次热线了，我能听出他的声，他就是胡编乱造故事，不要脸！
　　昨天电台里有这样一档节目，编辑短信回答问题，答对的听众朋友可以参加抽奖，一等奖可以免费洗五次脚。主持人提了一个问题，以热爱祖国为荣，下一句是什么。答案A是以破坏团结为耻，答案B是以危害祖国为耻。编辑答案A或B发到那号码就可以抽奖了。小陈马上发了一个B过去，电台没读他的手机尾号。接下来以服务人民为荣，以崇尚科学为荣的下半句他也发过去了，还是没读他的手机尾号。最后小陈发了一条“以操你妈为荣”，结果中奖了。
　　晚上，我在被窝里想起了这事，忍不住笑出了声。老婆说，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我看着她，觉得更好笑了。
　　我够无聊吧！
　　
　　春雪的话
　　和他结婚后我觉得很奇怪。他每天都要求性生活，有时一天几次。开始我想是因为他结婚后一直独身，受了太多压抑。后来觉得根本不是那回事。他不在家的时候我打开他的抽屉，看见了满抽屉的黄色ＶＣＤ。我哭了，难道我的命该如此？
　　刚开始的时候他一个人看，后来让我陪他看，然后让我学电视里的那些动作。我其实是个很传统的女人，我真的无法接受。每天晚上我都受他折磨。白天我在服装店里根本没心思，经常算错帐。我的身子也垮了。我买了些西洋参口服液来喝。他看到了我的药，那药的说明书最后一条说可以壮阳。他也喝我的药。我求他，我说，你的身子不用补，再补我就死了！他根本不管我死活。
　　我一看到他就想吐，我对房事也产生了恐惧。你知道吗，后来他又把小姐带回家玩。曾经有邻居告诉我说他在外面沾花惹草，我说你他妈乱搞去吧，我可以少受点罪。这个王八蛋竟然在我睡觉的地方和小姐乱搞，让我看着他们乱搞。
　　我的服装店有两层，一楼卖服装，二楼算是仓库，还有一小块地方安了一张床。我自己忙不过来，雇了一个小姑娘帮我打理。她叫我干妈。她也是个苦孩子，父母在她１０岁的时候离婚，她由外婆养大，现在１７了。有一天早晨我提前半个小时去了店里，税务所里的人给我打招呼说过几天要查账，我去整理账目。当我推开二楼的门的时候我看见我丈夫和她在睡觉！我几乎晕过去。那个王八蛋说，破簸箕，把门关上。
　　她说她自愿的。
　　我眼前一片模糊。我的脾气在这些年变的很不好，很容易激动。我不要那些衣服了，不就是十几万块钱嘛，我什么也不要了！
　　我变成了一个赌徒。我到了大连后，又把自己押上了。我住在一个做服装生意的小伙子家里，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有过交往。我怀了那个畜生的种，想了又想，我还是把孩子留了下来。我要和小伙子真正的结婚。
　　
　　叙述者的话
　　李春雪和周太生在旅馆里。李春雪第二天的火车，她要回辽宁。她回去让她的未婚夫到她老家的派出所去为她办理户口手续。她说她自己再也不想跨进那块土地半步。周太生想帮她办理这些事情，她说，不用了，省得别人说三道四。
　　李春雪把窗帘拉开了。她说，又不是什么坏事，你拉窗帘干嘛。
　　周太生说，你跳个舞吧。
　　李春雪想了一会儿，把烟放在桌子上，整理了一下裙子，在地上跳了起来。
　　哎呀，哈哈，跳不动了，头晕……李春雪笑道。
　　
　　
　　第一稿 2006-8-19于龙池
　　第二稿　2006-9-11于株洲
　　
　　
　　写在后面的话
　　几经删改，终于把文章输入电脑。不过心里却没觉出有多少舒畅。
　　写这篇小说时我在老家。大约有一个月我基本没走出家门半步。儿时的伙伴现在都已生儿育女，偶尔遇上一个，彼此感叹一下，如此而已。书桌上的电话上面盖了一层灰，我失去了一切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院子里有两条大狼狗。我本以为它们会把我当陌生人，好在几天之后它们都认识了我。这两条狼狗一公一母，从小一起长大，共用一个盆喝水，共用一个盆吃饭。它们喜欢吃水果，尤其是西瓜。每当我们在堂屋里切西瓜，它们便在院子里叫唤。得到几块西瓜皮后便会很高兴。它们活动的地方的上面是两棵大葡萄树，结满了葡萄。有时，我摘一个绿的给它们，它们一会儿含在口里，一会儿吐出来。
　　还有两棵高大的柿子树。结满了柿子。它们在我离开老家的那一年开始结柿子，可我一只也没赶上吃。被霜打过的柿子是很好吃的。无花果成熟的较早。每天早晨父亲起的很早，他把晚上熟了的无花果摘下，放在桌子上让我吃。我晚上常常两三点睡，早晨实在起不早。我起床后变可看见家乡特有的蓝得耀眼的天。锅里有温暖的饭，我还可以自己做面条，日子过得倒也舒坦。
　　中午或者晚上我经常亲自下厨，我做的鱼汤越来越接近我想要的口味了。
　　今年天旱，很多河都快干了。河里的鱼都被抓走了，浅水里的小鱼招来了一群群的白鹭和灰鹤。我骑着单车，拿着摄像机，蹲在河边静静的看这些纯洁的鸟儿。本来我买了带子，想再拍点纪录片，或许还能赢得一点名利。
　　可我实在舍不得这难得的美景和美妙的平静。
　　其余的时间，我用来写作。我知道我的文字不会为我带来任何物质上的补偿，这些文字注定不会在任何一家刊物上发表。但是我还是写完了，因为我爱这个。还有什么比爱更美好的感觉呢？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想过我爱过的几个女人，想过我塞得满满的书橱，想过经历的痛苦，想过我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历史，总的来说，心情一直很糟，我掩饰不住自己的沮丧。我笔下的内容同样不能让我舒服，不过通过写作我明白了一些东西，这些都已经渗透在这篇小说的字里行间。在这个到处宣扬快乐和物质的时代，看了这篇小说，也许，你也不会舒服。为此我向你表示歉意！
　　感谢我的父母，在家的一个月我胖了许多。感谢给我鼓励，让我坚持理想的朋友，也感谢让我赶紧面对现实赶紧多赚钱的朋友，还感谢看不起我的人，是你们让我更加坚持自己的事业。我还要笑着对你说，我也看不起你。
　　
　　魏晓波
　　2006-9-11
　　

　　深更半夜，先顶后看！
　　

　　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很难再有那种感觉了。你不要误会，我说的这种感觉是看到一个女人或者女人，然后便认定可以和这个女孩或者女人发生很多故事，即使是在梦里。或者可以粗俗的说，一个可以让我为之遗精的女人，一个在我和妻子做爱时会闯入我脑子的女人。
　　这个年代的女孩子比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都漂亮了许多。可是没有几个会让人有那种感觉。从这些女孩子的眼中，透过眼影，透过假睫毛，然后就是一双大眼，似乎缺少点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喜欢这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