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峻：威廉·巴勒斯不弹吉他

　　我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春天·给》，它是我正在写的组诗《春天》中的一首。这组诗从1992年写到1999年，现在还没有写完。不能说我懒惰，也决不是因为什么拯救汉语诗歌的宏愿，总之8个春天过去了，我的工作还在艰难、细致地进行着，这是我乏味的人生的一个标志。
　　目前我正在为这首诗的版权问题奔波，间或与另外14首的翻译讨论一些细节，每个星期六，我会和小朱、杨涛一起去耿家庄拍摄《春天·与天使同居》的镜头，《春天·手杖》的编程也拖到了现在。同时进行几项工作是很累的，这还不算长期以来我为《春天·致敬》坚持裸奔所花费的精力——今天上午，我沮丧地发现，连机车厂附近的羊肠小道也开始被游客占领了。我相信下个世纪的人们不会再像我这样写诗，他们坐汽垫船上班，吃电话亭那么大的西瓜，哪里有时间写诗呢。可问题是，下个世纪马上就要到了，我这组20世纪的诗还在以旧时代的速度进行，望着阳台上那坛酿了6年的《春天·在山坡上》，我不禁叹息起来，全身像坏了一样，开始涣散。
　　必须承认，我已经被诗歌包围起来了。为了节省时间，我放弃了所有与写作无关的生活细节，我为《春天·上帝》喝酒，为《春天·呸！》蓄长发，为《春天·在你心脏里》去了两次欧洲（但还没有最终拿到法国青少年与文化部的公文），为《春天·手机》养成了收集烟头的习惯……应该说大部分工作还是顺利的，只是它们太多、太繁杂，没办法规整起来堆放在心灵或行动的一个角落，只好让它们占据全部的生活。
　　《春天·给》是相对简单的一首，但它的工作量太大。今天晚上，刚勾搭上不久的刘媚会来找我，把威廉·巴勒斯那一部分的平面设计稿带来。我是说，上个星期我们刚认识就把衣服脱了，而周末，刘媚已经成了我的新助手。
　　有关威廉·巴勒斯，是从第16行的一个韵脚开始的。我从一张唱片中找到了那句“William Burroghs nevre play guitar”，让它和后面的“哦 我的家 我的她/让我再热一点 用大号袜子也装不下/我甚至可以去车站演奏两把吉他”有同样的韵，当时我的另一个助手，王小兰骑在我身上反复念这几句诗，她是搞打击乐的，很有节奏感，我们用4分之4拍朗诵和做爱，速度大约120Bpm，每100到200小节换一次姿势，但由于太累，事实上一度是以行板的速度进行的。在高潮到来之际，两具晕眩、炽热的肉体在我的床上相互撞击，散发着一股难以察觉的诱人气息；威廉·巴勒斯不弹吉他，他做爱。那天我们一共干了4次，最后一次不能算进来，因为我很快就软下来，睡着了。第一次是最好的，托威廉·巴勒斯的福，我们把耻骨硌得疼了几天，当时却浑然不觉，王小兰胸前满是汗水，微微散发着蒸汽，分不清是她的还我的，她的肩膀被我咬破，一丝血痕像真正的诗歌一样在滑嫩的皮肤上赫然暴露。她说：“颜峻，我们的爱情是最伟大的。”她还说：“颜峻，我就不增肥，你敢嫌我瘦！”
　　从王小兰的话来看，她已经不只是我的助手了。去年3月，我以每小时30元钱的高价雇她来做《春天·手杖》和《春天·给》的音乐。刘健用电脑把这两首诗的文字部分做成简单的数列，然后我拿一个在QY700编曲机上随机选择的节奏对它进行分析，最后把得到的MP3小样录下来，让王小兰照着打——音高可以改变——我再拿采访机录下来。这样可以得到比较粗糙、偶然的音乐，比完全数码的要好，我的诗就是这样的。为了让王小兰有更多即兴处理的自信，我照例对她进行了勾引，甚至不惜送给她朗姆酒和牛仔裤。在第一次做爱之后，她不再是处女，嚎啕大哭，几个小时后却赤裸着全身坐在录音室敲打那堆铁器。她后背光洁得耀眼，脊椎和肩胛骨把皮肤顶起来，倔强而又委屈，她的手臂在微暗的晨光照射下翻飞舞动，虽然太细，但却有力；她打出了全世界最诡异、冷静和自由的音乐，我从梦中醒来，为之清醒、沉默，当她转而击打木制品时，我仿佛听到永生的诗神在寂静中散步和买菜的声音，这就是诗歌的力量，我喃喃自语，双手颤抖着穿上内裤，为那声音中果断的重击与傲慢的休止而深深折服。
　　但威廉·巴勒斯只是刚刚开始。我在多媒体光盘的计划上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一个大醉而归的黎明，我在原来的链接上增加了两个突然想起来的主页，这样，人们读到“William Burroghs never play guitar”的时候，不仅可以听到“伊斯兰挖掘者”1996年向威廉·巴勒斯致敬的作品“William Burroghs Don''t Play Guitar”，听到威廉·巴勒斯亲自朗诵的《裸体午餐》片断，还可以直接进入“垮掉的一代”作家的综合主页，和查看对威廉·巴勒斯的评论文章——如果他们上网的话。另一个黎明，我吃完第二包康师傅方便面，给索尼娱乐公司总部负责“索尼经典”制作部的杰罗米老头打电话，以便得到科特·威尔的音乐作品版权，妈的，谁让威廉·巴勒斯向他致敬过呢。“无与伦比”公司就没这么麻烦，来回十几封电子邮件，他们就同意我使用特丽莎·斯特拉塔斯演唱科特·威尔作品的录音，全部**！至于特丽莎·斯特拉塔斯的照片和中学成绩单，我一直在请我的第一任助手，旅居美国长岛的前妻与她本人联系——女人嘛 ，沟通起来容易一点——只是至今还没有约好见面。
　　现在我有6位助手，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已经不在身边，后来的6位中，小朱负责开车、订票、财务和请工商局吃饭一类杂务，杨涛负责图像摄制和一部分平面设计，刘健要操作3台电脑、阅读47份海外艺术杂志，还得定期为我洗衣服；3个女助手从不做家务，她们太忙了，王小兰要掌握和运用新方法做音乐，Kiky操持大多数生意上的事务，业余时间去我们的作坊指导诗歌手工部分的制作，现在又有了刘媚，她不仅对服饰和考古有研究，而且还乐意接手所有的版权事务和演员培训。我的诗始终秩序井然，每写一点，都在向完美逼近一步。
　　甚至刘媚和王小兰也奇迹般地互相视而不见。这一周以来，刘媚已经发现了王小兰的照片、发卡和半包该死的卫生巾，她只是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然后骄傲地解开衣扣、皮带、鞋带，连同我的。而王小兰忙于研究新买的罗兰1680数码录音机，对我身上的异香从未有过疑问。星期一早晨，这两个年龄相差16岁的女人在我门口相遇，王小兰抱着从邮局取来的两箱原版VCD：“刘姐，早啊。”
　　而刘媚则拎着1万2千片阿斯匹林：
　　“嗯，早。你可真有劲。”
　　“都练出来了。刘姐，你好像没睡好，工作太忙，不大习惯吧？”
　　“是没睡好，你看，又起迟了，这会还得去订斯德哥尔摩的机票呢，路上肯定又堵车。”
　　“你可以请Kiky帮忙，她刚休完假。”
　　“颜峻说Kiky要去拉萨收购牛粪，我自己干吧……”
　　而我正在收拾地上的卫生纸，一本威廉·巴勒斯的图片集上还洒着精液，我蹲在床边一动不动，盯着这个戴礼帽的老家伙看。汗水正在冷却、蒸发，我打了一个喷嚏，气流掀动了书面，威廉·巴勒斯脸上的反光改变了，他变得更加苍老、冷漠，身旁的木桌纹丝不动，像是从思想中延伸出的平台。威廉·巴勒斯肯定是刚说过些什么，眼神还在望着镜头，他的沉着让我感动，我想要失去重心，轻轻地倒向地面，那冰凉的水泥地面。我在一瞬间想起了《春天》全部的经过，从安宁区一家肮脏的牛肉面馆，到张掖路那棵枯死的槐树，从我第一次写在脸颊上的“风沙”，到硬盘上储存的固执的剧本，从兰州大学的茶水，到我透过卡迪拉克车窗望见的壮丽的晚霞……我没有想起图书馆、舞台和铁路，威廉·巴勒斯不弹吉他，他戴礼帽。
　　这时候王小兰进来了：
　　“哎，你不怕感冒吗？”
　　她关了灯，脱下外套，拉开窗帘，从胡乱扔在地上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扒出一双拖鞋，换上，向仍然一动不动的我走来：
　　“不听话，又手淫了？你看，我们家老二多可怜啊？”
　　她拉起我，弯腰吻了一下阴茎，然后把被子扔到我身上，转身直奔调音台而去。
　　这是个美好的星期一，在我乏味的生活中，一星期中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总的来讲，诗歌在我这个时代还是很辉煌的。我请一位研究脑垂体后叶的电影放映员为《春天》作了序，他在其中提到了我的助手们，他说：“……有比较恒定的体温和身高，但多巴胺和催产素的整体水平却高于颜峻本人，这是20世纪末期诗歌写作的一个特色。以‘于坚’为例，作者在创造‘于坚’的时候，安排后者在亚洲东部发烧，在欧洲西部发臆病，但最终还是以‘我再不写作，汉语诗歌就变成废墟了’，完成了戏谑的高潮——事实上，颜峻在处理活体的时候，还是相当传统的。”于坚曾是我虚构时使用的第二位助手，我不想再提他。
　　那篇序言已经先于作品制作完毕。鉴于电影放映员及其观众对诗歌的理解，我准备在这个周末开一个Party，杨涛、王小兰他们都将作为主角出现——我是作者，应该躲起来。但问题是，按照计划，周末的白天要用于拍摄和占卜，晚上我约了安全厅的顾问打台球，这些事情全得挤到这几天来。如果今晚刘媚带来的设计稿没问题，那倒也罢了，但要是还得返工，刘媚就会没时间加班分析甲骨文——写作就是这样，一环套一环，牵一发则动千钧。
　　我要求刘媚给威廉·巴勒斯的122幅头像做出不同的效果，以便在“地下玫瑰”传真来的授权书上叠加出迷离的效果。“地下玫瑰”是比利时一家很小的唱片公司，但他们对待版权问题很严格，那套向威廉·巴勒斯致敬的双唱片里只有23首作品，他们给我的授权书上却用3种语言列出了一百多个条目。刘媚为此兴高采烈，她相信“多就是美”，星期一吃晚饭的时候，她夸张地用米饭比喻了授权书的文字，又用授权书解释了崇高的起源，我说不过她，只有扔下碗筷，结了账就走。因为兴奋，刘媚还做了件对不起王小兰的事情，她追到我房间去了。她说：“我在门口想了一个小时！这个方案真的是可行的哇。”该死的珠海口音。我和王小兰正在洗澡，刘媚却要隔着门谈论崇高。她有一半是故意开玩笑，可一听到这性感的声音，我就马上对王小兰产生了性趣，后来我们一边洗澡一边给水声做录音采样，我几次喘着气抱王小兰，都被她用禁声的手势挡住了，结果，我使用了比较强硬的手段，以至于弄伤了她的后背。后半夜我叫王小兰睡觉，她还生着气，在分轨录音机上胡乱调动旋钮。
　　整个星期二，我是说昨天，122幅威廉·巴勒斯的头像飘扬在我脑海上空，性欲在精神中闪着微光，我洞察了自我，又陷入回忆。那个大鼻子老头1975年在麦克米兰剧院的朗诵令人神往，甚至他迷恋过的摩洛哥也浮出了地图的表面；我迷恋着自己，因而也迷恋着被我写到的一切，甚至整个世界。车过黄河铁桥的时候，水声从车流中传入我耳中，这个国家，这些风景是如此乏味，又如此迷人，威廉·巴勒斯会用什么样的目光注视车外的行人呢？我们驶向城外。路上，我和王小兰在电话里讨论了《春天·给》的漏洞，她认为配乐应该分为现场、录音和互动三个版本，而我认为症结在于我的手写体太圆滑，造成了与中音萨克斯音色的差异，我们吵了起来。我想，刘媚的来到，终于使我对王小兰产生了温情，在争吵中，它终于暴露了出来。
　　我说：
　　“威廉·巴勒斯不弹吉他，他是一个局外人。我操！”
　　“你操谁？告诉你，视觉效果和听觉部分已经很和谐了，我们应该用不同的版本来增加幻觉，就像《春天·红楼梦》那样。”
　　“不对，我不想让读者找不着北，我要的是冷静的观察，然后才有可能抒情。我操。”
　　“你操谁？”
　　“手机快没电了。见面再谈，你先去搞定平面设计吧。”
　　我感到全世界都是诗歌。整个星期二，我不断地使用着“我操”，以威廉·巴勒斯式的口吻，漫不经心地说出这个词。它让我感动。
　　事实上，这个词的另一种念法是从刘媚那儿听到的。俗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刘媚总是以艳俗派画家的方式将我拉倒在床上，当她不断转调，大喊“我操”的时候，我像表现主义画家那样挣扎、兴奋。她的皮肤白，身体饱满、发光，我的皮肤干燥，身体变形、痉挛。星期一早晨那次，我们从睡梦中猛然醒来，拨开枕边的书本和笔记，匆忙地呼喊起来。看表的时候，我从镜中望见两个身体以各自的方式、向各自的方向晃动，基本吻合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冲突的阐述，当时我忍不住想：这个女人是上帝派来榨干我的吧。“我操”？
　　当然，刘媚还有其他的特点，例如过分细心。她在我们的群众演员身上花了太多时间，连他们的手表都要检查，我正需要精力过剩的助手，因为写作有时候是偏执的。为了鼓励刘媚这种过度，我赞成她所有的奇思异想，并且在她说“我操”的时候大声回答：“操吧！”这样，当我和王小兰为细节争执不清的时候，刘媚正在把整体推向想象力的新境界，到昨天晚上，她已经不厌其烦地修改了29遍《春天·给》的服装设计，到今天凌晨，她告诉我服装厂已经开工了，到今天中午，第一批被偏执感染的的读者已经穿上了它们，像动词一样，在小吃店和工地之间飘然而过，他们裸露着微凉的后背，狂妄而又热情。
　　我告诉刘媚，晚饭后去西湖花园找王小兰，把平面设计样稿带回来，顺便把王小兰的东西交给她：半包卫生巾、两套黛安芬内衣、一瓶积架男用香水、一套雅芳护肤品、几支廉价发夹、早早孕试纸、《新概念英语》……等等。我站在三楼窗口，下边是混乱不堪的地摊和小贩，人们推着自行车，头顶阳光，交谈或沉默着经过，我冲着敏捷前行的刘媚大喊：
　　“刘媚！别忘了，回来的时候剃个光头！”
　　她半转过身来，掏出笔和笔记本，弯下腰，把本子放在大腿上记下任务，然后站起来向我微笑。在我看来，春天就应该这样度过：在你哀悼往事的时候，不会因遗忘而干扰手头的工作。
　　我向刘媚挥了挥手，然后关上了窗户。
　　（1999.4.7-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