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专访：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1994年12月17日，史称“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加上唐朝乐队，一齐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登台演出。这些乐手都是第一次离开内地，香港的乐迷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北京摇滚的现场模样。
　　　在张培仁的“香港演出后记”里，他这样写到：　
　　　“现场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香港观众。在此之前，他们很少有机会目睹来自北京的新音乐风采……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观众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年来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这是中国摇滚继崔健后第一次高峰的实地见证。10年一转眼，当年倾情忘我的观众渐渐淡忘了那个令他们嗓音嘶哑的夜晚。而那些乐手们呢？　
　　　1996年，何勇在一场工体演唱会结束后，便从人们眼中消失了；张楚在发表第二张专辑后便回老家西安过上了隐居生活。窦唯则彻底改变了音乐风格，走出了大众的视野。也许“魔岩三杰”和红磡的演出只是中国摇滚史上的一个坐标，并不能涵盖整个中国摇滚的进程。但追寻他们的这十年来的变化足迹，我们也许能隐约摸出一面中国摇滚乐的墙———尽管它残缺不全。　
　　　十年来，当初的乐迷现在都过得比我们好　
　　　新京报：有好多人特怀念10年前的魔岩三杰，有人说那是中国摇滚黄金年代的一面旗帜。你怎么看待大家对“魔岩三杰”的呼唤？你怎么评价当年在香港红馆的那场演出？
　　　何勇：我觉得人们怀念“魔岩三杰”是有理由的，那是中国摇滚最辉煌的年代，红磡的那场演出也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场演出。可这十年来，连当初的乐迷现在都过的比我们好。我说的好坏不单指钱。看看张楚、我和窦唯，我们这些年的境遇，你就明白了。如果说我是自己把自己毁了，那他们呢，他们并没招谁吧，不是一样吗？这里有我们自己的原因，需要好好反思，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我们。这原因很复杂，很难一下说清。　
　　　新京报：今年春节的时候，我还在KTV唱过你的歌———你这些年收到过作品版税吗？
　　　何勇：刚出专籍那一年多时间收过，后来一分钱都没有。我都不知道管谁去要，魔岩都没了。　
　　　新京报：你们那时候那么成功，为什么突然一下就衰落了？
　　　何勇：魔岩把孩子推出去就管不了了。他们没想长远发展，也没这实力。1996年的时候，我演出的时候没公司也没经纪人，要是背后有个公司，我的事情不会那么不好解决。这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摇滚乐当时对港台流行音乐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一些人可能不敢再叫它发展下去了。当然还有其他更深的原因了，我想不明白的事，就不去想了。　
　　　新京报：你现在怎么评价魔岩？有人说它就是为了挣钱。也有人说它缔造了中国摇滚。
　　　何勇：不能说魔岩就为了挣钱，他们有很多追求。挣了多少钱，只有天知道，但是他们确实做成事了，创造了品牌，也创造了历史。至今我依然觉得张培仁的那篇新音乐的宣言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文章。充满了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理想主义激情。我现在依旧很想念他和贾敏恕。但是，魔岩的问题也很多，它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的效益，虎头蛇尾，好大喜功，并没有长远的打算，没有能力去建设和保护他的歌手。这是我离开他的原因。　
　　　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新京报：人们习惯叫你们“魔岩三杰”。但是，首先从音乐上看，你们一开始就不太一样吧。然后再看这十年的走向，你们的差别恐怕就更大了。你觉得张培仁和贾敏恕当初为什么选了你们仨，而且一块推出来？
　　　何勇：正是因为我们不同，他们才选了我们。在推出我们之前，窦唯因为黑豹乐队，已经很有名气了；张楚在中国火也露面了；我完全是新人。如果我们相同，我和张楚就完全被窦唯“盖”下去了。只有不同才能一起推。从唱片工业的规律看，一起做宣传可以节省不少成本，还能造势，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做法。　
　　　新京报：那可不可以这样看，“魔岩三杰”的结合完全是商业的结果？
　　　何勇：对，可以这么说。就是商业的。但商业的不意味着不好。恰好相反，摇滚衰落很大程度因为在它背后从来没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商业规则来。
　　　新京报：能描述一下你们三人的关系吗？94年前的，还有94年后的。
　　　何勇：我们是君子之交。都是一个圈子的，早就熟。后来，各奔东西了。这几年，我跟张楚只见过几次。跟窦唯在后海常碰见，有时候还杀两盘棋。
　　　新京报：贺兰山音乐节上，你和张楚都复出了。张楚的演出状态不好，很多人看了都有点难受……
　　　何勇：我看了也很难受，而且特不满意那天他那几个乐手的发挥，后来我还骂了他们。我原来说过，我们是魔岩三病人，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我在现在的摇滚里找不到真的，全是假的　
　　　新京报：1994年红?，你说四大天王只有张学友会唱歌。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这个事件甚至叫好多孩子分成了两派，听摇滚的和听四大天王的。你现在怎么看这件事？
　　　何勇：我对当年说过的话今天还承认，但我现在不想再说他们了。因为这两年港台流行音乐太伤感了。走了那么多人。我不忍心再张口说什么了。　
　　　新京报：如今的摇滚圈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很多人认为你是中国朋克的祖师爷。另一方面，现在的孩子并不认老前辈。
　　　何勇：我摇了很多年，一直在摇，后来我“滚”了，“滚”了很多年，对我来说，这个圈子已经不存在了，我一直是自由独立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觉得我不需要什么准备，我回来了，没带什么礼物，我也知道有人不高兴。我跟现在孩子接触不多，但我认识的那些孩子都很尊重我。现在谁认不认我们没关系，因为没有人可以否认，没有我们这些人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摇滚。历史和事实是存在的，不需要你认，音乐不是给圈子里做的，音乐最主要的是要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还有，时间会见证一切。　
　　　新京报：那你对现在的中国摇滚有怎么看？
　　　何勇：首先你得承认，现在摇滚从当年我们的星星之火已经初见燎原了。但确实也有好多问题。摇滚不是宣扬谁比谁更惨，摇滚是建立在最民间的基础上的。而现在讲的民间都是精英分子的民间，不是真正的民间。　
　　　我在现在好多摇滚里找不到真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我说的虚假的和假唱那种虚假还不一样。假唱的人还知道他想要什么，目的很明确。但他们还不如假唱，他们是自己把自己骗了，用更流行点的说法是，这些人自己把自己给虚拟了。对自己不知所云，以为自己在真唱呢。
　　　现在，摇滚出了多少叫大众接受的东西，离开大众的摇滚是什么，现在的很多摇滚是意淫是模仿，可悲的是还自以为很真。
　　　这次纪念演出，哪怕只有我一个人，也要演.
　　　新京报：说到你的复出，好多人都看到了希望，觉得又看到了十年前的何勇。
　　　何勇：我的状态其实比十年前差远了，不过我觉得有些地方又比十年前要强。我之所以要复出，是因为我要生活，要还债，我要为我父母想。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还有一些人记得我和想念着我，我要做点事和尽点责任，我依然热爱音乐和舞台。
　　　新京报：12月17日，将是你8年来第一次在北京正式登台演出。但是，魔岩三杰很有可能无法聚首。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要纪念红馆的演出？
　　　何勇：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正式演出，这就是一聚会，如果我和有待不张罗这事，我不演，这个活动就不存在了。这个十年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过去了，从各个方面来讲，都只能说三个字：对不住。对不住任何人。这个十年的活动从各个角度来说都该做个大的，但就这么个小活动没有我和有待就没了。另外，这么多年不见了，我特想看看北京的知音。这是大家的记忆。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演。等到什么时候再去纪念呢？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这场演出值得去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