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弗里德里克．怀斯曼的工作日记

　　　1992年8月12日　缅因州
　　　我喜欢工作在我那有能俯瞰艾波顿山的大窗户和壁炉的旧大房子里。为了迎接寒冷的秋季，在门廊下堆满了干燥的桦木干柴。地下室里静静地等着我的是那425尺《动物园》一片的素材胶片。对《动物园》这部片子，我已经剪了一部分，但不太多。拍摄《芭蕾舞》和《高等学校》的工作经常打断我的剪辑工作。我不喜欢在手头上同时有三部未完成的片子，但非常喜欢去剪辑它们。《动物园》一片拍的，几乎全是野生动物的动作，很少对话，而《高等学校》都是对话。《芭蕾舞》是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和谐而有技巧地运动。每一部片子我都得找出一种合适的剪辑风格去配合它们。像平常，这是不成问题的，我可以在理论上解决它。但是现在我不能仅有这么一个笼统的剪辑风格的概念就动手，而必须在详细研究了素材并具体做好素材的整理和剪辑计划后才可以真正开始工作。任何纪录片——我的或是任何人的，无论何种风格，都是有思想性、有倾向性，都是经过提炼和带有主观性的，就像任何相关的情节性影片一样，一开始拍摄，就是根据主题、内容进行一系列选择的过程，选择包括:拍摄地点、人物、摄影机角度、镜头的长短、段落的剪辑、转场手法和切换手段的运用等。
　　　《动物园》的拍摄工作结束了，我盯着挂在剪辑间墙上的这一百小时的电影样片，一系列的选择冒了出来。这一大堆黏糊糊的东西，是对我们整个拍摄经历记忆的形象记录，肯定是未完成的东西。这些记忆不光存在于胶片上，而且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时常会在我的头脑里冒出来。这些东西目前这样是毫无意义的，非常重要的程序，是进一步开发和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剪辑。这个剪辑过程，有时是逻辑推理的过程，有时是发挥联想的过程，有时又是非逻辑的过程，还有时是个失败的过程。这个过程偶尔是令人生厌的，然而多数时间是让人激动的。对我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用无论何种能将它们和谐地组接到一起的方式去尝试，并用我所拥有的所有相关知识去思考和如何处理这些素材。这种剪辑过程，就像自我对话的过程，需要在我自己、正在剪辑的影片、我自己的记忆和我整体的经验与价值观念四个方面之间进行对话沟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否让自己坐到地下室去并开始考虑怎样完成《动物园》这部影片?写了这些关于剪辑的理论陈述完全是为了消遣。
　　　我必须去工作了。
　　　1992年8月13日　缅因州
　　　今天早上6:30开始，我精神饱满地投入了剪辑工作。中间只是被短暂的吃午饭时间打断了一下，然后一直工作到傍晚散步。现在我头脑里所想的是希望能从各处收集起犀牛出生的那些镜头。这个段落将是完成片中关键的段落。那只母犀牛分娩用了11个小时，小犀牛生出来，母犀牛闻了闻小犀牛，然后就走开了。园长把僵直的小犀牛拎出了圈舍。兽医为小犀牛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园长配合着兽医交替着为小犀牛击打着肺部，但小犀牛一直没能苏醒。兽医叫喊着，园长和饲养员们流露出悲伤的神色。死去的小犀牛被放到小卡车上送往陈尸所。
　　　对这件在现实中经历11个小时，在胶片上纪录大约3个小时的事件，我仅写了86个字的陈述(它花费了我11秒钟去写)。作为剪辑，我的工作是删减多余部分，压缩小犀牛出生整个过程的影片时间，使之成为既能适合最终完成片结构，又能适合它的节奏的独立的段落形式。
　　　1992年8月17日　缅因州
　　　在剪辑过程中，我对镜头的思维必须比在拍摄时更明确、更具体。前期，拍摄某一个具体镜头的动机也许是因为某人的走动或装束；也可能是见到两个人开始谈话预感到或凭直觉感到可能会发生某些有意思的事，当我有了这种感觉就马上意识到去跟踪拍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直觉总是对的，但我宁可冒这个险去跟踪下去，而绝不允许错过一个好镜头。拍摄时，没有时间对这个镜头好在哪里进行分析，只要引起我的注意，我便直接去拍摄到该镜头以便以后再做具体、详细的分析。这类分析只是对部分镜头而不是全部，像犀牛生产。这些镜头段落直接地、显而易见地在完成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接下来，剪辑的任务就是肯定或推翻原来的直觉，然后进行剪辑。对这类镜头进行如此的分析和处理，为的是使这些镜头能传达出一些信息给原本没有在事件现场目睹事件发生过程(例如:犀牛生产)的观众，而对这些观众来说，事件和相关的影片能以一种可以看懂的形式展现在眼前。
　　　1993年8月20日　缅因州
　　　今天我继续拍摄《高等学校》这部片子。我遇到了一位因生小孩而辍学六个星期后返回学校的15岁的女孩。就像平常经常碰到的那样，这个场面也是在我拍摄时完全偶然遇到的。当时我正走过校长室旁的走廊，看到了一辆婴儿车，这在中学里是很少见的场面。我站了下来并和一位站在婴儿车后的女孩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她和她的母亲、哥哥一起在等着和校长谈话。我征求全家的意见:是否可以拍摄他们与校长会谈的过程?并向他们解释我正在为一家公共电视网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个家庭和校长都没有拒绝我。会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除了约3分钟时间外，几乎全部过程都拍了下来。
　　　这次会谈有好几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校长想要弄清:是否这个女孩确实想回到学校来?假如回来后，上学期间如何照看婴儿?回到学校后她还将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与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但现在已不是女孩男朋友的婴儿的父亲相处的问题。这位父亲对孩子是否要负某些责任?孩子的父亲和女孩的哥哥原来曾是好朋友，他们现在如何相处?孩子父亲现在的女友是否会骚扰母亲和她的孩子?女孩是否知道这个城市里还有另一所带有托儿所的中学，在那里女孩可以带着孩子上学。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女孩是否希望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大学继续学习?
　　　剪辑的任务就是如何在不全部展示这一个半小时素材的情况下使人对整个会谈中发生了什么有所了解。我尝试着尽可能全面地表述这件事，努力在剪辑中平衡叙述整个事件、镜头组接引发的联想和剪辑形式表面给人的感觉等几个方面因素，以便能得到既能完整地讲述事件，又能有精彩的戏剧冲突的段落。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段落缩减到22分钟了，但它仍需要精剪。
　　　1993年8月21日　缅因州
　　　我又将未成年母亲的段落剪掉了7分钟，主要是剪掉了那些重复和停顿的段落，并试着保留了能最好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对话段落。幸运的是有足够的剪接点，使我可以更容易地做到这点。如果在这里有什么经验我可以总结的话，那就是你不会总是可以找到这种剪接点的。在这类对话的段落里，那些没人说话的地方，或者你期望某人讲话，而他却没有讲话的地方，都提供给你需要的可供剪辑的镜头，以便精减和压缩这个段落。主要的方法是让观众在你保留的那2秒钟镜头里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他们看到的镜头内容正像当时他们亲眼目睹的那样的。
　　　1993年8月22日　缅因州
　　　当这部影片发行放映时，这个未成年母亲段落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也许有一些人会说在中央公园东部的学校里，没有多少学生成为母亲。尽管这类事经常发生，很普遍，但这个段落里表现的在学校里发生的问题也不具有代表性。我没有办法和标准来决定在任何段落里哪些具有代表性或不具有代表性。在我出现时它发生了，同时我在所有素材中发现它很符合主题，这就足够了。我对意识形态类的影片制作不感兴趣，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我记得在我制作《医院》这部纪录片时，遭到左倾思想的一些人的批评，他们从左翼思想出发，认为中产阶级的白人医院和护士剥削贫穷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然而，像《医院》这部纪录片，里边显示了许多白人医生和护士(也有黑人和拉丁美洲医生和护士)努力工作，长时间地为病人服务，在这方面又是很好的反证。电影理论家们对纪录片制作者的作品中的探索和令人惊奇的发现方面不感兴趣，也不相信他们或任何其他人的独立判断，但却试图让纪录片制作者确立自己的思想观点，实际上这些思想观点与实践仅有一点或毫无关联。
　　　有时，一些纪录片制作者以教师爷的态度试图带来一些启蒙的东西给那些“极度无知”的观众，并强迫灌输这样或那样时髦的政治性极强但又缺乏实质性内容的东西给他们；而这些观众既无机会，也许甚至也不希望与这位纪录片制作者共同分享那样的意志与经历。这反而更加提醒这位纪录片制作者意识到，他对于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重要。
　　　所有纪录片就像戏剧、小说、诗歌一样，在体裁形式上是人为主观的，同时它对于社会又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