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峻：音乐反战——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这个贴子最后由MECA在 2003/05/07 12:29pm 编辑]
　　
　　艺术家通常不大喜欢社会的既成规则。虽说忙着创作和享受人生，没有工夫带头跟权威作对，可是一旦事情变得热闹严重，激发起了责任感和激情，那么平时随心所欲，蔑视主流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习惯，就会爆发出来变成社会行动、政治事件。音乐家反战，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
　　　当然音乐家还要看是什么样的音乐家，古典音乐家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从政府那里得了很多好处，再说跳到街上去又会弄脏了燕尾服；流行歌手通常没心没肺，以娱乐大众为己任，怒火太盛、观点太多，会坏了甜蜜无知的好形象；最后剩下的，就是青少年亚文化里面不安分守己的那部分，摇滚乐、hip-hop、爵士乐什么的。是的，爵士乐也很猛，美国民权运动那时候，黑人萨克斯手Archie Shepp这样解释自由爵士的突飞猛进：“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全国都在为消除非正义和卑鄙而战……炸飞了三个孩子和一所教堂，必然要在某种文化艺术的形式中有所反映……我们当中死的人太多了。”
　　　先是民权运动，然后是反战。从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够热闹的。60年代末，全世界的学生都在街上游行，法国五月风暴，巴基斯坦全国罢工——4个月推翻了军事独裁政府……通过激烈的政治表达，年轻人和大范围的民众找到了一种自我形象，反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外化。这个文化的核心，要从反战的另一面来看——当观众往大门乐队的舞台上扔的大麻足够淹没脚面，当吉米·亨德里克斯为提莫西·利瑞演奏贝司，让这位哈佛教授一边传播LSD和精神旅行法，一边吟颂诗歌和竞选加州州长的声明，当公认的反战歌曲《答案在风中飘》被更感官的摇滚乐挤到一边，我们应该明白，“要做爱不要战争”的本质是做爱，而不是反战。
　　　前几天中国学者分头反战和挺战。反战的把萨达姆政府当作善良的弱者，挺战的，把美国政府当作正义的使者，旁边评说的，则表示只有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才会不理会国家利益，一味强调生命的价值。是啊，这是一种不实际的、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梦想，它曾经在上一次反战潮流中盛行。但是自从1971年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大麻非法以来，乌托邦草药、乌托邦音乐和乌托邦信仰都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约翰·列侬变本加厉，跟他的艺术家老婆小野洋子一起脱光了给记者拍照。小野洋子说，让某某来和我做爱，他就会放弃战争。后来传唱甚广的《给和平一个机会》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思维方式不一样，音乐家，就是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实用主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知道呼吁那些心里早就有谱的政治家放下屠刀。音乐中自有宗教和哲学情怀，看起来乌托邦脆弱得不堪一击，实际上却改变了人心和文化。
　　　战争是有组织的暴力。组织化和暴力，两者都不在音乐家的思维方式里面，尤其是前者。但世界早就组织起来了，当U2乐队高唱《星期天，血腥的星期天》的时候，并不打算劝说英军和爱尔兰共和军拥抱起来；10年以后他们跑到波黑战争的战场边上开演唱会，也不是代表联合国向军队施压。以无组织对抗组织，以不实用对抗实用，最终是思维方式和观念的胜利。和平与爱并不存在于任何政府的章程之中，它在心里。音乐要无数次响起，在无数个具体的时间地点，对无数神经元进行微不足道的感染，经过漫长的遗忘和积累，最终相加，才得到了世界向善的可能。
　　　作为乌托邦的升级版，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后来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倘若非要万众一心去实现，就需要组织起来，其结果就是《1984》或者红色高棉。但音乐家喜欢做梦，并且亲身实践局部乌托邦，他们喜欢做爱多过喜欢组织起来。即便是最危险的帮派说唱乐，也不会去参加政府组织。通过音乐，人们实践着童心、任性、友爱，对这个要求我们组织起来然后竞争得你死我活的世界进行瓦解，几十年以后，异托邦就出现了。这是一种描述，而不是实在的事物，它提供了一种现实社会中可能的存在，也就是以生态学的形状，以不同于金字塔的结构，另行发展一个亚社会、一个无形的地下世界。它外化为年轻人自发的公益团体、非赢利自由媒体、无政府主义研究会、黑客和网络社团、遍布全球的地下音乐传播体系、艺术家社区、互助公社、各种亚文化圈，但归根结底，异托邦的存在，还是依赖于人心的联接方式。
　　　在2002年10月的“不许以我们的名义”反战集会中，美国人继承了西雅图暴动和热那亚行动的经验，又一次联合起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政治诉求的人士和团体，促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行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学者有乔姆斯基、萨义德和沃勒斯坦，诗人有W·S·莫温，演员和社会活动家也不在话下，值得一提的，是从“感恩而死”的贝司手到前“愤怒反叛机器”的主唱和吉他手，从hip-hop联合组织到布莱恩·伊诺这样的老炮——顺便说一下，伊诺在世界杯期间大骂职业足球，说这是政府消耗人们精力和抑制大脑活动的阴谋，其激进锋芒不比愣头青朋克差吧——音乐家尽管没有当年独当一面、呼风唤雨的风头，但却在一个临时的集体中，呈现出没有界限的文化渗透景象。
　　　当然，要说玩音乐的都热爱和平，那也不尽然如此。要不怎么会有死亡金属、撒旦金属之类乐队的盛行，又怎么会有欧洲的早期右翼OI朋克（或者今天法国的种族主义朋克）？死亡金属歌颂战争，是出于美学上的幻想，是一种舞台表演的仪式，况且他们还有巴西的Sepultura这种无政府主义乐队，连单曲封面都是学生运动。即便我们深入研究几百支歌颂战争和死亡的金属乐队，也找不到一支赞成实际战争和暴力行为的乐队，事实上，这更像是神话美学的再现。而右翼朋克乐队，因为更直接地通过音乐来表达政治态度，已经成了小小的灾难。美国的朋克领袖“反旗”主唱说过，那些打着美国国旗蹦跳的朋克真让人恶心——当民族主义混进朋克文化圈的时候，别说平等自由受到了威胁，就是战争也立刻多了新的靠山。
　　　音乐并不是天堂，因为人们需要摆脱恐惧，需要欢乐和归属感，音乐才有如此的魅力。那些搭音乐的便车上路的思想或态度，其实本来就是音乐的一部分——既然“小红莓”唱过《僵尸》这样的反战歌曲，你就无法想象他们会像小甜甜那样做循规蹈矩的庸俗音乐。有的人生来反叛，唱歌不唱麻醉歌，做人不做哈巴狗，你说他喜欢做梦，他说他不孤独，还欢迎你加入。不管有没有反战的词，这就是反战的音乐，而反战的细胞，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缝隙。